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应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力图通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此后，理论界在研究阐释时，一般都会突出强调“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但是，由于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理论界对其建设和阐释往往存在一定重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将构建“三大体系”归结到“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不仅提出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战略任务，更重要的是在深刻把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关系的基础上，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明确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体系，而党建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志性学科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同时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将党建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涉及的“各个方面”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涵盖的“各领域”之中，深刻阐明了党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置为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在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背景下，建构党建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完整准确全面回答何为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为何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党建学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基本立场，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一、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刻意蕴

何为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具体而言，何谓知识体系？何谓党建学？何谓中国自主？构成了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础。如果不对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和意蕴作出清晰的阐释，在建构何种意义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将难以凝聚共识。

首先，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成体系的知识整体。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当这些认识成果以体系化而不是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进而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和体系上的完备性时，即可称之为知识体系。对于知识的内涵，毛泽东曾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党建学的知识体系，一般不涉及自然科学，主体部分属于社会科学，同时也会涉及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作为体系化的存在，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原理范式等层次结构，由此支撑起贯穿党建全过程各方面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话语体系。概念范畴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知识体系最显性的标识，当人们把握某个知识体系时，首先接触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知识体系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概念范畴所揭示的只是事物的表象。概念范畴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表达的是思想的内容，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和特点的抽象，而范畴是概念的初始结构，反映的也是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命题判断是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展开，涉及对事物肯定或者否定的判定，也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构件。比如，在党建学知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等重大论断，就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建构党建学知识体系，必须从学理上对这些重大论断作出梳理，从知识论的角度把握其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就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除了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外，还必须进一步将其上升到原理范式层面，也就是上升到系统的规律性认识层面。比如，在党的理论创新背后，就蕴含着坚持“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实际上，在每个概念范畴、命题判断背后，都蕴含着与之对应的原理和范式。建构党建学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在原理范式的框架内打通各个概念范畴、命题判断之间的关系，把握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架构，进而真正避免碎片化。

在把握党建学知识体系时，有必要对作为“理论”的党建、作为“实践”的党建和作为“知识”的党建作出适当区分。在党的文献中，党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党建实践活动的统一，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的内容。在理论层面，党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其最新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对这一重要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在实践层面，党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实现党的使命而实施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活动。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理论”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来确定的，它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理论”虽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实质性的差异，后者本质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产物，是党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层面的呈现。为了对此作出更加有效的区分，可以将前者称之为作为“理论”的党建，后者称之为作为“知识”的党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理顺党建理论、党建实践和党建知识的关系，即作为“知识”的党建是哲学社会科学从知识论的角度对作为“理论”的党建和作为“实践”的党建的再提炼。具体而言，作为指导思想的党建和作为政治实践的党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但作为知识的党建，只有在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用学科化、学术化的语言进行表述并逐步体系化以后，才会真正产生。这个过程，是一个把作为指导思想的党建和作为政治实践的党建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从中抽象出反映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规律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而形成党建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

其次，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向是党建学。党建学的知识体系所揭示的乃是党建这一特定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握党建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党的文献中，党建是党为坚持党的领导、完成党的使命而进行的增强自身团结、提高自身活力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从内涵上看，这里的“党”并非泛指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特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之外发展出其独特性，因此这里的“党建”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特质基础上的政党建设，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建设。从外延上看，这里的“党建”是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这是一种“大党建”的观点。在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印发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编修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等4个二级学科，并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基本方针、战略布局、重点任务、实践要求等一并作为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就采纳了“大党建”的观点。在这个学科专业简介中没有把“执政”单独提出来，并不是说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重要，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以后，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之一，在党的领导中已经包含了执政的内容。从“大党建”的视角看问题，必须把“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和执政”联系起来考虑，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和执政就会失去根基；忽视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就会失去方向。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党的建设就是指党的自身建设，这是一种“小党建”的观点，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建设。建构党建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要破解把党史和党建简单两分的做法，还要从“大党建”的视角把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两个方面整合起来，从整体上定位党建学的知识体系。

在把握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时，还必须进一步明确这一知识体系的学科定位。在“党建”这一对象之后加上“学”的定位，旨在明确党建学知识体系并不是简单的党建问题研究，而要在分析党建现象、解决党建问题、总结党建规律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学科知识体系的高度。虽然过去存在一定争议，但在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置为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以后，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学科定位不再模糊。过去，由于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置“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二级学科，使党建依附在党史学科之下。从学术建制和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党史（含党建）是政治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是，对党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而言，又倾向于把这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认定为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历史学。201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此后，一大批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增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不同学科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上不尽相同，进而形成各个学科特有的知识体系，虽然党建本身具有多重属性，但党建先后或者同时被纳入政治学、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仍然给党建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带来性质定位上的困难。“中共党史党建学”独立设置后，一方面因被纳入法学门类而区别于史学门类的中国史，另一方面也因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而区别于法学门类下与其并列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这种相对独立的定位使其能够打通历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壁垒，更好地贯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也由此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

最后，中国自主是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谓自主，强调的是主体性，是一种不依附于他者的状态。其要义，一是理论的自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政党学知识体系。在政党研究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把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下对政党的解释作为一种普适甚至“普世”的知识，当这些知识与中国发生的党建实践不一致时，就据此质疑中国发生的党建实践的正当性。而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党建研究中增加一个反思性的视角，跳出既有的基于西方政党政治架构的政党学知识体系，从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党建实践的错位中，发现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的不足，进而拓展甚至重构与政党有关的知识。当然，这种自主不仅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的政党学知识体系，同时也相对于苏联模式所代表的那一套制度架构下形成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对后者的扬弃和超越。二是实践的自主。知识就其实质是人们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的总称，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其更深层次的来源要从实践中去寻找。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其深层次的依据是基于中国实际开展的党建实践，蕴含着中国的特点和内容。三是主体的自主。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中国研究者研究党建现象、分析党建问题、总结党建规律形成的知识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党建研究者自主意识的觉醒和自主能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只有当中国党建研究者的主体性被唤醒，不盲从或者被动地受制于他人或者其他知识体系时，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方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生成的前提是中国研究者文化主体性的生成。

二、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旨归

为什么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这里所追问的，主要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究竟何在。知识本身具有一般性，因而能够被研究者所共享。但是，党建作为一种政治性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中才会凸显其意义。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与建构一般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并不矛盾，相反，只有从中国的自主性立场出发，才能真正拓展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可以从理论发展、实践发展和知识生产等方面进行把握。

首先，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重要内容。通过学术建构起来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原理范式等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底层框架，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从现实的意识形态斗争看，以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是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重要特点，西方国家通过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已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角度看，必须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体系化构建。具体到党建领域，在团结带领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解决了在东方落后国家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并就党如何在执政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探索，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改革开放和执政条件下党怎样加强自身建设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形成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主要以政治、政策性话语和文献、文件语言等形式呈现，在西方割裂意识形态和学术的陷阱中，往往被归入意识形态而导致我国在党建领域的学术话语权被削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从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把握和再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内部诸要素的关系和结构，通过学理化的阐释、学术化的表达和体系化的构建，将政治、政策性话语和文献、文件语言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语言、学术话语。

其次，从实践发展的角度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破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团结带领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从党的领导地位中生长出来的，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不同于一般执政党的特殊内容，包括纵向上对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横向上对行政到立法再到司法各项权力的执掌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这一重要论述从理论上澄清了对执政条件下去革命化的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仍不失其革命党身份，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些特质使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具有显著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里的“大党独有难题”，并不只是体量大、规模大带来的政党治理难题，而是指那些党员规模巨大、担当使命艰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特有问题。既然这些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就难以进入建立在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架构下的政党学知识体系的视域。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的观察也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滤镜。由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所衍生出来的中国之问，只能由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来解释和回答。

最后，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为世界政党治理知识生产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内在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意味着基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惯性思维，超越基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制度框架生成的政党学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中国的，体现出知识内涵的民族性。但是，这种民族性并不否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普遍性意蕴，并不影响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人类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当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上升到知识层面以后，它就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基于中国经验拓展了世界政党治理知识体系的边界。过去，在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的滤镜下，中国丰富的党建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自相矛盾或者有缺陷的，事实上遮蔽了知识发展的可能性。而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反映了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不曾反映的政党运行“真”的一面，使我们对政党的认识和世界政党运行的实际更加符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也是世界的。作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它突破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的盲点，更好地反映了世界政党运行的真实面相，为世界政党治理的知识生产作出了中国贡献。

三、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这和人们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分不开的。基于对中国主体立场的自觉，在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向。具体而言，这些资源包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管党治党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政党理论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管党治党丰富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政党理论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深刻的理论内涵，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和首要来源。由此，研究阐释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从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总结提炼党建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和原理范式，成为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标识性概念。1８８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往往会用一些新概念、新范畴来表述，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基本标识，同时也构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基本的知识要素。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寻找具有理论标识性的原创性概念，比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正风肃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两个确立”等，并对其进行学理化的阐释、学术化的表达和体系化的建构。二是原理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原理性成果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呈现，是党的创新理论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深刻阐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的原理性成果的基础上，揭示其蕴含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党建学的知识话语、学术理论和研究范式。三是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要关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的标识性概念和原理性成果，还要关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之中，其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遵循，深刻揭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其次，要强化管党治党丰富实践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基础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政治实践，党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发刊词中，他将党建称为“伟大的工程”，标志着党建进入更为自觉的发展阶段。1994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始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的工程。”在收入《江泽民文选》时，“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的工程”修改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1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重大概念。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外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建构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创新性实践。要通过实地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实际和经验中总结提炼有价值的问题和概念，揭示党建运作的内在机制、机理和逻辑，进而升华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成果。一方面，要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中概括提炼政党建设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关于党建的学术型知识；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中总结提炼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技巧，形成关于党建的应用型知识。

再次，要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源头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比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的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制度架构下政党主要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源于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进性，但也与中华文化重视整体利益的优秀传统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又如，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本质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与中华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统也具有内在的契合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将中国传统的心学转用到党的建设领域，明确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也是在党建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当然，这种传承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对其作了深刻的改造和转化，其实质内涵已经创造性地转化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十分宝贵、不可或缺的资源。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提炼展示中华文明中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特质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将其吸收到党建学的知识体系中来。

最后，要强化国外政党理论在中国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参照作用。在把握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应当注意“自主”是相对“不自主”而言的，它和“封闭”具有本质的不同。党建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应当是一种开放的自主性，而不是封闭的自主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必须对世界上其他政党的组织构成、运行机制、执政方式等进行比较，在确定各自效能、优劣基础上对国外政党理论的合理成分加以借鉴。如果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外国的思想或者盲目抵制外国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受制于他人或者其他知识体系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不自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不能在中国语境中孤立地生成，而必须将其置于世界语境中，推动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与国外政党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流对话，并在把握中外政党知识总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进行知识生产。在此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政党比较对于知识生产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国外执政或者曾经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可比性，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国外政党为参照，突出国外政党运行经验得失的借鉴意义；对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往往不具有可比性，比较的意义更多的是以国外政党这个“他者”为参照，更为深刻地凸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亦即借助国外政党这面镜子，更好地洞察和体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结语

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一个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规律的动态过程，它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界绕不过去的重大学术课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进而提升为具有主体性、学理性的知识体系。随着新时代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会不断拓展，党建学知识体系必然也会随之不断发展。这一知识体系基于中国的具体和实际，源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是，这一知识体系在系统揭示既有的西方政党学知识体系的不足时，也基于政党治理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拓展了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界，从而构成新的世界政党治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政党治理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与国外政党学知识体系是可对话的，并因此成为国外观察、认识、感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建构起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才能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才能真正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