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其课程体系如何调整，思政课之中始终有一门“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课程。此类课程承担了唯物史观教育的重任，既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落后挨打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从引入、传播到实现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重要进程，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高校思政课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历史沿革意义重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课程的发展脉络，理清70多年来课程名称、内容、属性和特征的发展历程，探寻其中的“变”与“不变”，为新时代此类课程的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课程的起步阶段，课程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论”课到“中共党史”课的演变。在此过程中，课程的具体设置不断调整，但此类课程史论结合、以史寓理、论从史出的主要特征始终如一，并且其教学内容的历史时限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内容聚焦于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及相应的理论要点，教材也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课程的属性和特征已经成形，为之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初设“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史”（1949—195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探索思政课建设。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部分学校曾尝试开设相关课程，其中就有“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课程。如全民族抗战时期，陕北公学等高校开设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相关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此类课程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参照历史经验和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改造旧思想、发展新教育，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1949年10月，华北地区率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作为公共必修课，课时定为3学分，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2年10月，教育部通过《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形成了高校思政课“52方案”，首次系统设计了高校思政课的课程体系，规定在全国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自此，这一课程开始在全国推广。
从1949年到1952年，教育部在保持这门课程整体延续性的基础上，曾对“新民主主义论”课进行了一些微调。在授课对象上，鉴于许多学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规定所有年级学生须修“新民主主义论”课程。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解决，所有年级均开设同一课程显然已无必要，“新民主主义论”课在1952年被调整为只在大专院校的第一学年开设。在授课顺序上，经过几年的摸索，教育部注意到“新民主主义论”在整个思政课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要求先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再讲授其他课程。[1]422
“新民主主义论”课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历史的高度结合，即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从历史方面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背景、革命历程与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由来与发展历程等内容；从理论方面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阐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基本特征和纲领政策等内容。
1953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政治宣传的重点逐步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论”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等内容上与其他课程存在交叉重复的问题，如在纵向衔接上与当时高中阶段开设的“共同纲领”课程，在横向衔接上与高等教育阶段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等存在内容交叉。在此背景下，1953年6月，高等教育部（1952年设立高等教育部，1958年并入教育部，1963年再设，1966年再次并入教育部，此后不再单独设立高等教育部。）对课程作出调整，将“新民主主义论”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新课程的重点，在于从历史的角度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1956年9月，高等教育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即高校思政课“56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史”课的相关要求。相比“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的开课时间从第一学年调整到第二学年，课时安排更加灵活，课程教材也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这两门课程设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是强调史论结合、以史寓理、论从史出的“理论课”而非“历史课”，这就从源头上明确了此类课程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征。
（二）“中国革命史”到“中共党史”之间的波折（1957—1966）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思政课也随之发生变化。1957年3月，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2]268，这就提出了思政课如何与社会主义教育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大量暴露。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557。受此影响，思政课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中更加突出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此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484-489，思政课的阶级斗争色彩也逐步强化。突出自身经验、强调阶级斗争这两个趋势对思政课产生的重要影响。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要求“设立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并且规定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课程的中心教材[5]351。12月，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印发《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决定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时间初定一学年，其间原有思政课暂停。[6]31-32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也开展了课程调整。1961年4月，教育部制定《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即高校思政课“61方案”，提出开设“中共党史”课[6]41-42。教育部还计划在1962年3月前为“中共党史”课编写一本专门的课程教材，计划却未能完成。虽然我国开展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受此影响，1964年10月，中宣部等发出《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为号召，对“中共党史”课程进行了调整。在授课内容上，一是要求“以党的历史为线索，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二是将毛泽东著作为主要教学参考，三是要求以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主要内容 [6]50-53。
（三）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8）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高校“停课闹革命”长达4年之久，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所有思政课均被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学习。1971年4月至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教育作出了“两个估计”的错误判断，即认为17年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以及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实际上否定了包括思政课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受此影响，“中共党史”等思政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没有恢复。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调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经历了改革与调整。“纲要”课的建立，意味着这类课程日益成熟。此类课程的课程属性进一步明确，课程内容在继承前一时期以史载论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历史时限不断扩展，历史逻辑更加严密。此外，课程的教材也逐渐统一和规范化。
（一）“中共党史”课的恢复（1978—198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领域较早开始了拨乱反正。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肃清“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将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确定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7]104-105几乎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推翻了“两个估计”的错误判断，肯定高校思政课“成绩是主要的”[6]70-71。“中共党史”课等思政课逐步开始恢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此背景下，在前期课程恢复的基础上，教育领域进一步深入推进拨乱反正。1979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对相关课程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1980年7月，教育部制定《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推动了课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二）“中共党史”调整为“中国革命史”（1985—1998）
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思政课开始探索系统性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方针，明确了改革的各项要求。[8]721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提出了高校思政课“85方案”，强调“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6]106-108。1986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以此取代“中共党史”课。[6]110-111 国家此时开展课程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其一，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历史教训的反思，是改革的重要前提。198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而是懂得太少了。”[9]213其二，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改革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后，许多学生把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时，日益体现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关问题的关切，比如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贫困落后，为什么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在中国走不通等。并且，当时的大学生大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了解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甚至有学生提出“中国没有搞好，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现在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10]这就使得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课程变得十分必要。其三，高等教育面临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转型的重要任务，这是改革的重要动因。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课程改革的探索就已经开始。例如，清华大学1979年就开始尝试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
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并不是对1953年创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的简单复归，而是“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从历史时限和主要内容来看，1953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而新设课程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又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历史时限纵贯1840—1949年。并且，前一个课程聚焦于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及其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新设课程主要阐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相比之下，后者的内容更加丰富。
（三）“中国革命史”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1998—2005）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课程改革也逐步深化。1998年6月，中宣部等制定《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即高校思政课“98方案”，提出以“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取代“中国革命史”课。在课程内容上，新方案依旧坚持了以史寓理的思路，规定“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块：一是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规律[6]182-184。
以“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替代“中国革命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突出课程的理论性。“85方案”的“中国革命史”课实施后，部分教师对课程理解出现偏差，授课偏重历史知识、忽视理论问题，使得课程偏离了设计的初衷。对此，1994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少年”[11]530-532。1995年11月，国家教委颁布《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尝试将“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国革命史论”[6]166。有些学校还曾尝试将“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概论”。这些调整体现出课程改革中突出此类课程理论性的趋势，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出现作了铺垫。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加强思政课的内部衔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8年4月，为了推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中宣部等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通知》，提出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为了加强课程体系的内部协调，“98方案”分别设置了“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
在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方面，“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有所发展：其一，凸显了课程的理论性。“中国革命史”课以历史叙述为主，“毛泽东思想概论”则以理论阐述为主，这一变化使得课程定位更加明确，史论关系更加清晰。其二，扩展了课程的内容。“中国革命史”课中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与理论的内容占据了绝大多数，很少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则扩充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三，拓宽了历史时限。“中国革命史”课教学内容之历史时限的主干是1840—1949年，“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则明确将历史时限的主干扩展为1840—1956年，其中部分内容如“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甚至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上述变化为“纲要”课的开设打下了基础。
（四）“毛泽东思想概论”调整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5—2012）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跨世纪的发展，思政课建设也不断进步。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12]180。2005年2月，中宣部等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即高校思政课“05方案”，规定本科思政课的设置一般为4门必修课加上部分选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就是其中1门必修课。随后，又明确其课时量为2学分[6]215-220。
在历史与理论相结合方面，“纲要”课的历史时限进一步拓展、历史逻辑更加清晰。“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内容之历史时限集中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前，“纲要”课则将新时期也囊括进来，历史时限从1840年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逻辑也更加清晰。2007年编写完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在导言部分阐明了中华民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两大历史任务，即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理清了近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主线。这条历史主线下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线索，最终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引向“三个选择”的历史结论，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3]1。透过历史任务、历史主线、历史结论，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逻辑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否强调历史逻辑，是“理论课”与“历史课”的重要区别。“纲要”课历史逻辑的明晰，标志着“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课程的成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完善
新时代，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课程内容方面，将“三个选择”发展为“四个选择”，历史逻辑更加系统完备。在课程体系方面，由单一课程发展为以“纲要”课为中心、以“四史”课为拓展，必修课与选修课灵活搭配的课程体系。
新时代，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成为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问题在高校汇聚。一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二是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给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三是错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一度造成了部分学生思想上的混乱。这些情况对思政课，特别是对“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和挑战。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习近平就加强历史教育、坚定唯物史观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14]12。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突出了当代加强唯物史观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他提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5]141，点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他以党史为例，多次强调坚持大历史观，强调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从而阐明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方法路径 [16]。关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他一方面强调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提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17]442，以此说明了如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为“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又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规定本科生先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纲要”课，再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进一步凸显了“纲要”课的基础性地位。其学分也由2学分增加到3学分。
进入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于2013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经历了4次修订，课程内容不断与时俱进。“纲要”课更加强调以史寓理，强调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唯物史观，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经过修订，教材在历史主题方面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历史主线方面添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全新的内容，从而也进一步扩展了课程的历史时限；在历史趋势方面增加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阐明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再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趋势；在历史结论方面将“三个选择”发展为“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在此基础上，课程教材通过强调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四个选择”与民族复兴的紧密联系，系统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了历史主题与历史任务、历史主线、历史趋势、历史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逻辑更加系统完备。
与此同时，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还逐步由单一课程发展为由5门课程构成的课程体系。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在保留“纲要”课的基础上，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再次强调了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性。[18]在“四史”教育的推动下，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以“纲要”课为中心、以“四史”课为拓展的课程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2020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对“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的课程体系作出详细规划和部署。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落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要求，将“纲要”课确定为“大学阶段必修课程”，将“四史”课确定为“大学阶段选择性必修课程”，要求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1门课程。“1+4”的课程体系，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
2021年，“四史”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的广泛开展，进一步加速了课程体系建设。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要求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至少开设1门“四史”类选择性必修课，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高校面向本学科学生开设“四史”类必修课。当年，“1+4”的课程体系在全国高校逐步铺开。
在课程体系铺开的同时，课程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逐步明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从鸦片战争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3讲话分别阐明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主题和百年党史的历史主题，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推动形成的，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然而然也是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主题。随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两个始终”，即“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20]“两个始终”深刻阐明了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两个理想的必经阶段和题中应有之义。这即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主题。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阶段。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阶段性历史主题。这样，中国近现代史与“四史”在逻辑上就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之下了。包括“纲要”课和“四史”课在内的整个“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课程体系，也就统一于这一历史主题之下，5门课程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维度的具体展开。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的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梳理其历史沿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应充分认识这类课程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政课往往被划分为若干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课程。在思政课课程体系中，“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相比初高中阶段的历史课有理论上、逻辑上的提升，但又不像高等教育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那样抽象难懂。这类课程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从中学阶段向大学阶段过渡的重要桥梁，是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课程，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二，应准确把握这类课程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的课程名称经历了从“论”到“史”再到“论”最后到“纲要”“四史”的历史演变，其中有的课程名称侧重“论”，有的课程名称侧重“史”。但这只是名称的变化，这类课程“理论课”的基本属性和史论结合、以史寓理、论从史出的主要特征是一脉相承的。以历史为载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可以说是此类课程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突出特征。
其三，应不断推动“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改革创新。“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既有“不变”的一面，又有“变”的一面。新中国成立至今，这类课程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再到“1+4”课程体系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与时代的发展、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连的。当下，面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充分发挥好这类课程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抓住此类课程“理论课”的基本属性，突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展现出课程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运用此类课程以史寓理的基本特征，处理好“1+4”课程体系内部各史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历史深度，增强课程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贾观，黄美来.中共党史教学要同中国近代史教学相结合[J].高教战线,1982,(4).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论丛（第1辑）[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6]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8]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1-13.
[1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