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政治教育非常重视自身的学习和自我修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的统治者对民众的政治修养要求不同，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重视政治养成教育的传统从来没有改变。其做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理论和社会基础
二战前，德国的政治教育经历了君主专政时期的“公民教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和纳粹时期的“政治教化”的三个阶段。二战后，针对德国法西斯纳粹统治思想的影响，西方盟国对德国民众进行了一场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开展了去纳粹化运动和民主化再教育，这是一次试图对一个民族性格进行全面改造的政治化尝试。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德国经历了怀疑、彷徨、接受、认同的过程，最终抛弃了法西斯思想，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德国民众是如何抛弃原有固化思想，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这就是德国政治养成教育作用。当然这一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议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外，这一时期盛行的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为德国政治养成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有些学者甚至直接把政治养成教育等同于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自1958年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首次发表相关论文以来，倍受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因为“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它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各种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决定了不同社会的人民特有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态度。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可以导致整个社会的稳定或不稳定，可以说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德国政治养成教育，因其特有的背景而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于是，政治社会化理论被广泛用于研究公民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问题，研究公民是如何获取以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的，以及社会是如何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途径。
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接受政治取向以及行为模式的过程，是公民学习获得对政治世界形成一定认识的过程，是将其政治标准和信仰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方式。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通过适当的途径进行广泛传播过程，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可见，政治社会化，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体系获得公民认同的过程，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传播政治文化，使人们接受、认同，并转化为日常的政治行为，形成行为习惯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就是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本质所在。
一个人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再转变成政治人，“这一社会化过程贯穿人的一生。态度可能早在孩提时就已形成，但随着每个人的政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发展，总在不断变化。”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自我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是个体政治社会化快慢的内在因素，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是决定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外在因素，个体的内在因素由于其复杂性而难以控制，而作为外在因素的社会化机构更容易受到国家的统一管理。因此，在德国都非常重视政治社会化机构的管理。
包括德国在内，西方国家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机构种类繁多，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初级群体，主要是家庭和同龄群体，这一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甚大，但因其高度的个性化和无组织性而难以受到控制和管理。另一类是次级群体，包括学校、政党、政府、大众传播及其它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这一群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易于得到国家的统一管理，是国家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体获得政治文化的主要渠道。因此，德国非常重视社会化机构在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并形成了统一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体系。如在民主化政治教育中，德国十分重视通过学校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直接对青少年进行政治价值观教育；德国的议会、政府、党派都非常强调政治教育，对德国的政治教育进行宏观指导。此外，德国的许多政治社会化机构、大众媒体，以及大量的纪念物、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等都为公民的政治养成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因如此，德国在二战后的短短二十多年里，才能够完全摆脱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树立起西方的民主政治意识，并融入到西方的思维和生活中。
二、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实践特色
德国政治养成教育是将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自身情况相结合，进行了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实践，形成了独有的德国教育模式，使政治养成教育在德国社会中担负起不可替代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将政治养成教育的要求进行制度性规定。当代德国政治养成教育既是德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政治养成教育被纳入德国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政治养成教育作出相关规定。早在1919年《魏玛宪法》中就规定：所有学校都要追求道德教育、公民意识、德意志民族性和民族和解精神的目标。德国政党法也规定：政党必须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愿，特别是对形成公共意见施加影响，激发并加强政治教育，促进积极的对政治生活的公开参加，培养有能力的人承担公共责任。德国将有关于政治养成教育的相关问题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足见重视程度。
二战后，德国政治养成教育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开展系统的民主化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2001年1月24日的公告中将政治养成教育定位为：促进民众对政治事件真相的认识，强化民主意识，增强参与政治合作的准备。其具体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向人们报道有关政治进程的事实和情况，培养人们在政治上了解情况的意识和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促进民众在社会的范围内认知自己的民主地位，引导人们认定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培养人们采取政治行为的能力，让人们了解民主制度准则的性质，自觉遵循民主制度。
德国在开展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会结合时代的特点和国内外的情况而确定符合当时要求的主题，由政府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围绕这些主题尤其是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展开教育。比如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合作”教育、60年代的冲突教育、70年代开展的理解与解放的争论、80年代的多元化政治教育、90年代的民主与宽容教育等，都是当时时代特征的反映。2000年5月，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明确了它在新世纪的14个工作主题，将民主问题和政治极端主义确定为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其次要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德国的历史和统一、国际政治和国际移民问题，还包括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信息技术革命等。
2、建立政治养成教育资源体系，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战后，德国逐渐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养成教育资源体系，并将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的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中，形成了“在国家主导和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资源体系由议会、政府、政党、学校、社会机构、大众传媒等组织构成。其包括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学校政治教育、社会政治教育、大众舆论和其它各种社会运作手段，共同形成了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基本格局。在这一较为完善的政治养成教育系统中，青少年的政治养成教育主要由学校负责，成年人的政治养成教育由社会机构、公共媒介及其它社会化机构负责，而议会、政党和政府则对政治教育进行宏观指导，负总体责任。
联邦议会对政治教育进行总决策和总监督，为德国联邦政府、政党、学校以及社会机构的政治教育工作确立总的方针政策、基本原则和内容目标，为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全局定调。联邦政府对政治养成教育进行组织和管理，其主要职责通过联邦政府内政部下设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分支机构承担。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内政部部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通过隶属关系，最终由联邦总理向议会负责，主要承担具体教育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政党负责协助实施政治养成教育，按照政党法的规定，德国的政党都负有一定的政治养成教育责任，在议会中的五大政党都有各自的政治基金会，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后，都会对政治养成教育工作作出部署和规划，使教育工作与政府各部门工作紧密结合。
学校是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重要机构，对于青少年的政治养成教育主要由学校承担。早在19世纪，德国的学校教育受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主张通过“管理、教学、训练”培养具有服从性格的人。二战后，鲍勒诺夫等人提出了主张“民主化教育”的新的教育理论。但是，重视学校的政治养成教育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学校政治养成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德国学校的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课和历史课来进行。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国庆日、庆典和艺术家的演出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
在德国，对于成年人的政治养成教育也受到议会、政府和各政党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德国联邦和各州既设有专门负责成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政府部门，又拥有数量极多的参与成人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机构和行业团体。政府既直接组织、实施面向全体公众的政治教育，又依靠社会化的运作手段，积极调动和支持社会力量来承担成人的政治教育任务。负责成人教育工作的社会组织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和历史遗迹等；另一类就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协会、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等。这些社会组织都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运作，主要以开展各类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组织各种知识竞赛、参观旅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民主政治价值观教育，促使成年人提高参与政治的素质，保持参与政治的热情。
三、我国对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借鉴
德国政治养成教育是以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德国自身实际，通过制度性规定和良好的资源体系与运行机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它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使西方民主政治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渗透到德国人民的思想深处。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当然由于我国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不同，基本国情和面临的现实环境也有所差异，我国不可能复制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但可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批判地借鉴吸收德国政治养成教育的一些有益做法和经验。
1、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优秀成果，高度重视公民的政治养成教育。德国政治养成教育之所以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鉴了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为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指南。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的有益成果，高度重视公民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播，使政治社会化理论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重视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和灌输，党的理论一经产生之后，就迅速通过党的文件、大众媒介等传播给人民群众，这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造成“满堂灌”、“一锅煮”，忽视了公民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特点的差异。存在行政官员、大学教授、工人、农民、大学生甚至小学生同时学习相同难度的文件现象。由于个人知识和能力的不同，其学习效果势必会存在差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将党的文件直接传播给群众，而缺少了对不同受众群体的中间解读环节。这就需要我们党要重视公民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不同需要，对不同公民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特点进行研究，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学习能力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难度深浅不同的教育内容。由此，如何对政策进行解读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就成为当前摆在宣传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德国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实质，就是公民个人对政治文化的认知、接受，内化为个人的思想观念，外化为个人的行为，经过多次强化而形成行为习惯的过程，这也正是个人学习的一般过程。公民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良好行为习惯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所在。研究和实践表明，青少年时期正是政治养成教育的关键期，是培养行为习惯的最佳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对青少年实施政治养成教育，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期，再进行养成教育，就达不到那样良好的效果。因此，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要求我们必须抓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少年的各种良好行为习惯进行培养。当然并不是说过了青少年时期，政治养成教育就不起作用。政治养成教育是伴随人的一生的教育。事实上，一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不可能全部在青少年时期完成，还需要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因此，我们在政治养成教育上既要重视青少年时期，又要把它当作一种终身教育来看待。
2、健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需要依托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缺乏必要的建设力度，资源的配置不平衡，尤其是学校和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没有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由于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得不到顺利运转。因此，我们党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体系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健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机制。
德国议会、政府和政党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体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良性运转，通过明确相关职能、各负其责，加强对政治社会化机构的监管，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对我国而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建设，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首要的就是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和规划。党和政府要站在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自身职责，依靠自身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通过对各类思想政治教育机构进行制度化规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参与相关研究，讨论确定当前重大教育主题等方式，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的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合作运行机制。德国充分开发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使政治教育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合作基础上。我国的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思想教育功能尚未完全开发，这就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机构积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各种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遗址、革命旧址及其政治社会化机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体系。因此，我们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开发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健全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机构，使社会化机构与学校一起，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良性运转。
（来源：《岭南学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