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指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既要注重继承我国课程建设的成功经验，也要充分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教材使用作为课堂教学改革的落地环节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构成，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深化不仅需要聚焦于当下我国教材使用的本土实际，还应以放眼全球的国际化视野洞察与考释他国研究情况，在自我确证与他者经验的交流互动中不断推进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深化。
国外专门针对“教材使用”的研究可以追溯至美国教育界对20世纪60年代“学科结构运动改革”的反思。其时，受美国政府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所倡导的培养高素质科学领军人才的影响，以布鲁纳为首的30余名各学科专业领域及相关科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精心编制了体现新课改理念的中小学教材，期望以此改变美国学校的课堂教学。然而，由于对教师在课堂实践中使用教材的核心作用关注不足，也没有预见到教师曲解、颠覆甚至忽视陌生课程的力量，使得新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使用效果差强人意，引发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研究者对教师教材使用及其影响的考察探究。
“教材使用”作为一个热门研究论题引发人们的关注，缘起于1994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发起并由41个国家与中国香港地区参与的“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运动。受这一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科学数学教育改革浪潮推崇“建构教材使用测评框架”的影响，以Goodlad和Schmidt等人“将书面教学材料（written instructional materials）作为分析起点研制的课程互动框架”为基础，Otte、Remillard、Brown、Stein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专门针对教师的教材使用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其后，以他们为引领的一大批研究者拓展与推进了教材使用的研究论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新时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系统回顾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主要论题与热点动向，批判性检视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经验特征及局限，一方面有助于为国内研究者把握教材使用研究的世界演进趋势提供知识图谱，另一方面也可为新时期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反思与借鉴。
一、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论题回溯
“教材使用”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界持续讨论的焦点话题。梳理可知，学者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厘清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等学理研究，探讨教材使用“是什么”的应然逻辑；二是关注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及模式建构研究，论证教师“为什么”使用教材及“如何使用”的理想状态；三是各国研究者对本国教师使用教材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考察教师教材使用的实然状态，并分析“如何更好地使用”教材。
（一）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旨归探讨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及应然逻辑
20世纪末，国外学者多以广泛意义上的课程资源（Curriculum Resources）、教学材料（Instructional Materi-al）、教学资源（Instructional Resources）以及教科书使用（Textbook Usage）等相近的关键词考察课堂教学实践中的教材使用议题，从社会文化建构、符号互动等理论出发厘定其概念内涵与价值指向。其中，一些学者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教材等课程资源虽具有相对客观的物质维度，但其作为“人工制品”的产物更加具有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是由更宏观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制度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经由教师在教学中的使用实现学生对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与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者对“教材即课堂章程的准确表述”等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转向对课堂教学场域中学生知识建构的复杂性的关注，强调只有通过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解释、启发和建构，教材才具有生命力。人们多将教材使用看作是一种具有响应性、建构性和即兴创作性等多重特质的活动。
一些研究者从互动论的视野强调，教材使用本质上是教师、教材与学生三者间互动生成的关系，教材使用既是预期活动的“静态表示”，也是在与学生互动中“传递和生产”知识的媒介。他们是从“客观给定的信息结构”与“理解感知的主观方案”的动态层面理解和指导课堂教学实践的，教材使用之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总体而言，国外研究者从社会文化建构、符号互动等不同的理论视域探讨教师教材使用的内涵限度，但均强调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核心要旨，主张教材使用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定的教学情境对教材等课程资源进行加工、重组与创造性运用的教学准备与课堂互动过程。
除从社会文化建构与符号互动理论等着重基于“使用的过程机制”的角度探讨教材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外，另有研究者从“教材的本源释义”出发对教师使用教材的概念进行了个性化解读，区分了“课程材料”与“课程资源”，“教学材料”（IM，指被带进教室用于教学的实际材料）和“参考材料”（RM，指教师在备课时参考的各种资源）以及“课程材料（如特定教科书或教学计划）”“相关教育部门推荐与提供的材料”“教师调整编辑的材料”以及“教师自己创造的材料”等相近的概念，主张以一种更加广泛的视角把握教材作为一种“资源（resource）”的主体性意义，强调教材是教师为课堂教学所准备的、旨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一切材料。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者无论是侧重“使用的过程机制”还是“教材的本源释义”来审视和探讨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实际上都是在不断承认与肯定发挥教师加工重组教学材料的能动性与主动性之重要价值的过程，也是不断指向课堂教学尤其是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聚焦过程。
（二）以教材的教学使用效能提升为核心论证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及模式建构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外众多探究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成果中，研究者大多从教材编写开发的“内隐”属性特质以及教师等多重主体与教材的“外显”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教材的教学使用效能提升为核心，形成了对课堂教学实践中教材使用取向的基本认识，并建构了相应的教材使用模式，论证了教师“如何使用教材”的理想状态。
从教材编写的“内隐”属性特质探讨教材使用教学取向与模式的研究者多认为，教材提供给学习者的是一种标准划一的预设化支持，教师在扩展和补充教材方面提供的教学支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强调教师是使教材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并提高其现有知识水平的关键主体。相关研究指出，人们往往认为预先确定的教学目标可以引领方向，相应地将教材的设计和开发视作可完全遵照执行的行动指南，然而“教师使用教材的实践过程中却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问题”。因此，Martin等人指出，教材所提供的支持“并不是针对每个学生所从事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定制的”，为补充静态统一化教材的不足，他们从教师为学生提供支持的角度建构了“持续诊断学生的理解水平、响应性理答支持、将独立性移交给学生”的支架模式。Sherin和Drake则分析了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处理教学材料的方法、顺序及其相互关系，从教师对教材理解加工的角度构建了“阅读、评估和适应”的过程模式。此外，一些研究者针对教师等多重主体与教材的“外显”互动关系，探究了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与模式建构，强调应避免“大师级开发人员”对教材使用的期望与“课堂教师”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决定之间存在落差和冲突，警惕教师在多方压力下逐渐将教材的使用仅仅看作是“一门程序化实施规定的技术”。这类研究者主张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缺乏灵活性甚至将教学看作从教材中忠实传递事实等行为，给学生留下了对教材乃至学科知识的死板印象，消磨了学生探究知识意义的热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国学者Remillard对教师教材使用的模式问题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持续关注，其研究团队在古德莱德的课程层次理论基础上，经过多轮实践考察，进一步将教材使用视域下的课程类型概括为“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指出教师在课堂实践中的教材使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多方面主体高度互动的反应性活动而非简单的转码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了“参与模式”（modesofengage-ment）来分析与揭示教师对教材文本注入的意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教学信念和认识论立场。可以看出，Remillard的研究本质上秉持着调适创生的教材使用取向，以参与模式统整“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之间的冲突和落差，强调教师的教材使用是与其日常教学实践交织在一起并通过教学来调节教材对不同学生的影响。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者基于忠实、创生与调适等不同教学取向形成了较具差异的教材使用模式的观点。但总体上看，国外研究者多持“调适创生”取向探讨了教师教材使用的原则策略并构建了支架模式、过程模式与参与模式等，强调教师是弥合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制理念与自下而上的教材教学实践间冲突和落差的关键主体，而承认与释放教师利用个人知识经验在课堂中灵活地赋予教材实践意义的教学效能，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各理论取向与模式建构的基本出发点。
（三）以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改进为基点分析各国教材使用的实然状态与推进理路
除对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与模式建构等进行理论澄明外，各国研究者还从不同的切入口对教师使用教材的实际水平与观念主张进行了大量实证调查，运用不同范式的教材使用研究方法，并设计了相应的调查工具考察本国教师使用教材的实然状态，探讨与分析了教师教材使用的改进策略及其推进理路。
在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发现，美国、捷克、荷兰、瑞典、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研究者采用访谈叙事、案例追踪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本国不同学科教师的教材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梳理发现，欧美等国家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如美国、瑞典等国的研究者认为，标准化的教材无法充分考虑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也无法体现教师作为教育者的创造力、活力和教学专业知识。他们多以文化响应性和可持续性教学为依托考察教师的教材使用情况，指出那些创造性使用教材的教师通常比严格遵守教材体例的教师对课程教学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此外，这些国家的研究者认为，强大的国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教师的创造力，强调教师只有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才最有能力决定什么教学内容最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对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也最有发言权，主张教师对课程教材文本的创造性使用程度反映着未来人才的创新素质与能力。
另外，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与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教育研究者也对本国教师的教材使用状况进行了较多的考察论证。巴基斯坦研究者调查发现，本国的教师更倾向“基于教材”进行教学，即在教学实践中定期使用教材但鲜少对教材进行概念化解读与主题规划；而新加坡的研究者则认为，本国的教师不仅仅基于教材教学，而且还有意识地调整教材使其符合教学目的。与欧美国家鲜少采用标准统一化教材不同，日本研究者对近年来该国所采用“kyouzaikenkyuu”（国家规划与实施的教材）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指出，“日本教师往往超越教材和课程指南设计创新学习任务，这种做法是日本本土文化背景所特有的，但常被国际研究人员所忽视”，希冀为教师通过教材使用推动教学创新提供日本经验。可以看出，亚洲国家的研究者强调教师使用同一本教材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课堂实践，更重要的是秉持了一种将既定教材视为“可能实施”的课程观改进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但相较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教师作为教材的管理者、修改者或创造者等使用角色的认知，亚洲国家的研究者更加重视考察教师对教材编制理念传递实施的达成程度，并基于对教学改革、课程标准等国家意志的贯彻，探讨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改进论题。
二、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新近热点
前述可见，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研究者对于教材使用的考察论证，主要聚焦于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使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恰切使用了教材的分析探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10年代后，随着数字化教育发展渐趋成熟、一体化教育的大力推进以及教材使用研究对象的视域拓展，人们对于教材使用的研究从探讨合格的基准转向追求优质的发展，以教材使用作为重要切入点思考顺应社会新时期教育挑战与需求的实践理路。具体来说，聚焦数字教材的教学使用及其作用机理、职前教师教育阶段教材使用素养的课程培养机制、校长等学校管理者的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等话题，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新近热点。
（一）从着重观照纸质教材使用转向探寻数字化教材对教学培优提质的支持理路
从数字教学资源与学习平台为教师理解使用教材所提供的教学支持来看，数字化教材的教学使用是近年来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随着全球范围内使用数字教学资源的趋势迅速扩张，数字教材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促进课堂教学工作的转变，与之相应，研究者对教材使用论题的关注也由纸质教材使用转向对数字化教材使用的集中探讨。值得关注的是，在探究数字教学资源如何加强优质教学资源的互动共享、开辟新的学习空间、为教师提供更多交流学习与专业发展机会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如何通过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改变课堂互动的性质、引发并有效推动教学改革实质性转变以及如何将电子教科书转换为学习中介工具以更好地嵌入师生交互式教学活动系统等问题展开了论证。
国外研究者特别是对于通过数字教学资源引领教师对教材的教学使用变革展开了更加热烈的探讨。研究者认为，数字化在线学习平台为师生获取开放教育资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数字资源的空间性、准确性、一致性、导航性、可读性、美观性和可视性等特质有效促进了教师、学生和学科知识之间的互动，引发了数字教学资源使用常态化的新变革。与此同时，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地整合数字资源（DIR）来支持教学，教育工作者比以往更加高效地运用数字教学材料补充课程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教师有关电子教科书、数字教学材料开发使用的关注度急速提升，同时指明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数字教学材料对于促进教师理解教材与改善教学等补充性作用的影响机理。
（二）从聚焦教材使用的职后培训转向贯通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
近年来，由偏重教材使用的职后培训指导转向探讨贯穿教材使用素养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培养，强调从职前教师教育阶段加大准教师教材素养的培养力度，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另一大热点研究动向。其中，土耳其在政策层面对职前教师培养阶段提供教材教育课程作出了规定，在相关师范院校设置了教材教育的选修课程或将其作为方法论课程的重要专题予以呈现。研究者在对此进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主张进一步为准教师在职前教育阶段提供教材基本理论知识的入门课程与教材使用开发的专业课程两门必修教材课程，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国际研究者的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TekirS.与AkarH.（2019）依据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HEC）的政策指南和土耳其国家教育部（MNE）的课程标准文件，并在访谈资料编码的基础上开发形成了教师教材使用的“知识”“选择”“运用”“评估”“适应”与“设计”六个水平维度，旨在培养准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材使用能力的职前培养体系，将教师视为知识生产或问题解决的反思型教学实践者，设置能够帮助职前教师深入地学习领会教材与教学、学习之间关系的必修课程，进一步通过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为准教师理解、使用、改编、评估和设计教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巧。Machalow、Lindsay与Remillard（2022）等研究者将职前教师（PSTs）对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分为“关系型理解”与“工具型理解”两类，前者“面向创造性问题解决和概念理解”，后者则指向“无意义地执行死记硬背的程序”。他们强调，尽管工具性理解可以使其在短期内快速地掌握教材内容，但关系性理解往往为准教师灵活地理解教材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等能力的增长提供更多的支持，因此，研究者倡导培养职前教师“关系性理解”的教材素养，帮助准教师在变革传统忠实教材使用取向、增进关于教材的教育教学知识方面提供相应的课程支持。
遗憾的是，检索发现，国际研究者关于职前教师教育阶段教材教育课程开发的探讨以土耳其研究者的成果为主，而专门针对这一论题的发文量总体较少，且研究散见于相关主题文献的问题分析与策略建议部分。目前，国外关于教材使用素养的职前培养以及教材教育课程开发的系统论证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需研究者不断探索改善职前教材教育与职后教学实践脱节等潜在偏差与现实困境的路径方案。
（三）从单一论证教师教材使用转向关注校长的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及其价值因应
从教师的教材理解与使用能力转向扩展至对校长等学校管理者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的关注探讨，是近年来以美国兰德机构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关注的又一热点论题。研究者意识到，校长等学校领导的教材使用理念、取向与支持是促进教师教材使用改进的关键主体，对于提升教师的教材使用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针对校长等学校管理者在教师教材使用中的支持作用及其领导力提升等培训方案的研讨开发仍需进一步深入考察论证。
具言之，研究者主张，校长的决策行动对于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至关重要，校长通过评估、观察与反馈对教师如何使用教材以提升教学质量发挥作用。他们所扮演的中介调节与监督指导者角色，在平衡教师教材使用自主和课程实施权威两者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围绕这些主题发展校长的策略、技能并向校长提供培训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研究者调查发现，学校领导往往优先考虑教材的“可用性”与“科学性”这两个关键方面，很少有学校领导将“文化相关性、语言习得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等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维度支持视为优质教材的基本要素。基于此，Daniella与Henry（2022）归纳了校长选用教材的七个基本标准，即“符合州或学院以及职业准备标准；学生挑战的适当性；学生参与度；教师可用性；文化相关性（尤其是对黑人和拉丁美洲学生）；语言习得支持；社交和情感学习支持”。强调注重学校领导这一群体对于教材实施的重要作用，并提供培训以支持其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指导与规约教师的教材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研究者基于课程领导力的视角观照学校管理者对教材使用的监督引领论题，明确将教材使用作为“课程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论述，对于拓展教材使用研究的议题论域具有一定的推进意义。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教材”作为一种课程资源以及教材的编制使用从属并贯穿于诸如课程规划、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等课程领导力各个环节早已达成共识，但鲜少专门就课程实施中“教材使用领导力”的提升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因此，尽管国外研究者的这一研究动向为校长教材使用培训的开展赋予了基本的方向依托，但聚焦于学校管理者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路径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
三、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反思借鉴
对国外教材使用研究论题的历史回溯及新近热点的梳理分析，意在理性地考察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进展概况，以便为我国教材使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反思补缺和扬长避短的参考借鉴，从而更好地在教材研究的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教材研究的立场与声音。具体来说，以国外教材研究的基本进展为镜鉴，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可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与推进。一是要辩证地看待国际教材使用研究变革的新动态，在理性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同时，坚定中国自信与本土特色，汲取他国之长并展示中国经验；二是要注重教师职前阶段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探寻教材使用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构成的本土化机理；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我国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加强教材教学使用与理性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一）理性对待国外教材使用研究趋势，汲取他国之长并展示中国经验
必须明确的是，考察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进展，并不是唯他者经验是从，而是以一种自信开放的心态，从全球化视野思考我国教材使用的坐标定位。换言之，唯有在理性认识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教材使用研究的合作共识行动，从而更好地展示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中国声音和立场姿态。
进一步说，教材使用这一论题作为研究热潮的出现，受益于20世纪末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研讨会议的召开，在此项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关于教材使用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长足的进步。时至今日，针对教材使用的跨国比较研究以及作者跨国合作发文的趋势明显上升，各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密切。这一研究的路径特征与潮流趋势启示我们，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既不能对国外理论盲从盲信，也不能自我封闭或者夜郎自大，而是需要在把握国际教材使用方式变革新动态的基础上，汲取他国之经验所长并予以本土化改造，理性分析我国教材使用的问题短板与本土优势，不断推进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深化，进而助推我国新时期“教材学”的构建与完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其教材使用研究仍然深受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防教育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研究者对教材使用的调查论证仍主要集中于数学、科学与阅读三门学科，对该主题的关注多见于数学教育类期刊且其理论建构多针对相应学科的科学特性展开。这种对于教材使用论题研究学科分布不均的局限提醒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考量教材使用议题，在着重观照与持续深入我国统编三科教材使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调查等问题的同时，还要聚焦于各学科各学段的教材使用，并依据其学科特性予以研究论证，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各学科门类教材使用研究的整全式发展。另一方面，日本等国的研究者根植于其本土文化传统探讨教师教材使用的特色并在国际期刊予以介绍的事例启发我们，应当积极总结和输出我国教材使用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使我国教材使用研究在扎根本土的同时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注重教师职前阶段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探寻教材使用作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本土化机理
从国外教材研究动态的梳理考察可见，就教师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来说，大多数国家不仅重视教师教材使用素养的职后培训，而且逐渐开始将教师教材使用素养的培养提前至师范生阶段，不断完善职前教师教育阶段的教材教育课程体系与培养机制。比如，一些研究者主张在职前教育阶段为师范生设置教材教育类必修课程，促使准教师提前了解与掌握教材的内在结构。
作为世界教育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构成，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也日渐体现出同样的趋势和特征。《教育部教材局2022年工作要点》中明确写到，“建立健全教材使用研究、跟踪监测、培训指导、效果评价等机制，加强先进经验成果交流推广，不断提高教材使用效果”。健全的教材使用研究等成套体系机制的构建，势必需要思考如何贯通教师教材素养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系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我国教材研究者亟需关注的理论命题。
客观而言，国内学者已经围绕教师教材理解与教学使用的职后培训及方法路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部分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将教材使用研究延伸至教师的职前培养阶段。但整体而言，在职前教师教育阶段对教师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予以深度考察的研究论证仍需深入。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师范教育作为未来教师的主要培养基地，其核心任务是为师范生养成适应教师职业发展的教育教学能力与专业素质水平提质增能。将教材使用素养作为职前教师教育阶段的关键能力予以系统化课程培养，对于更好地提升准教师的教材使用胜任力、促使他们走向课堂教学时更加深刻地发挥教材的价值功能具有正向的促进意义。因此，理性借鉴他国经验并积极探寻职前教材教育培养的本土方案，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深入探究职前教师在教材知识掌握、教材理解能力与教材使用水平等方面素养提升的培养路径，夯实师范生系统地理解、使用与二次开发教材之方法论基础的机理问题，仍然是我国今后教材使用研究与实践有待重视的论题。
（三）进一步强化我国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加强教材教学使用与理性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从微观的课堂教学层面辩证看待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可以发现，以教材的教学使用与创造性转化为着力点，促进课堂教学场域中教材使用实践的实际问题解决，是其开展教材使用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前述可见，无论是Otte（1986）对于教师使用的教材到底是“客观给定的信息结构”与“理解感知的主观方案”的内涵探讨，还是Remillard（1999）对教材使用作为“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的理解分类，亦或是Machalow（2022）等人对教师在教材教学使用中“关系型理解”与“工具型理解”取向的阐释，实际上都揭示了教材使用中必须正确对待教学活动的情境性、学生认知加工的复杂性以及课堂生活的现实性，强调教材使用是将最理想环境下的静态课程文本经由教师审视考量其所处的实际境遇之后予以的创造性教学转化。如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研究者深入思考课堂教学场域中教师“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等论题的内涵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探求与厘清教材使用的创造性教学指向及其基本要义提供了启发借鉴。
需要警惕的是，西方研究者倡导的教师在修订教材、调整改编教材乃至抛弃既定教材自编课程材料等理论主张，实际上无限扩大了教师教材使用的限度范围。加之美欧国家多以州、地区教育管理部门乃至学校层面与教材开发人员沟通征订教材，使其教材编制与选用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多变性，这就导致了在他们的课堂教学中易出现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失偏、无根生成乃至胡乱创造的弊病，教材使用容易使教材的育人功能滑向价值失序的危险境地。美欧等国盲目扩大教师教材使用的权限主张所导致的教材使用实践的价值失范等问题，恰好证明了我国当下在不断推进大中小学国家课程与教材统编、增强教育管理部门和国家认定的专门教材管理机构对教材加强审定等工作的必要性。质言之，我们必须批判审视他国经验并辩证看待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材创造性转化的限度边界，在明晰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下基于教材编制理念与课堂教学规律的双重逻辑审视教师的教材使用。从根本上讲，我国教材的教学使用与创造性转化是我国根据所面对的特定教学境遇将教材文本符号所承载的政治育人、文化育人与科学育人等多维育人属性，通过教师的深度理解能动地转化为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发展素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教材建设走向新时期的当下探索更加理性适切的教材使用路径方案，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指引下，不断探索改进各学科学段对教材进行教学转化的实际问题，回应国家对于培养未来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期待。
（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