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回归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和教育竞争力方面，取得了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成就。但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心态积习和体制延续以及诸多其他港英遗留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深深影响着香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教育领域，其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始终存在。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与中国抢占思想阵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态势日趋激烈，其文化霸权在媒体和教育领域渗透和蛊惑的范围越来越广，导致香港频繁发生社会运动，譬如，2012年“国民教育风波”、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2016年的旺角暴乱和2019年“修例风波”等。这些愈演愈烈的街头运动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氛围，严重挑战着“一国两制”的底线，也使得香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困扰。然而，需要深刻警醒的是，参与这些事件的多半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表面看是由于青少年心智不成熟、不能理性看待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问题；但是实质上是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缺乏国家认同意识、存在身份认同困惑，其根源乃在于教育的失误。
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之争，在香港回归23周年之际，中央对香港亮出明确的治理原则与底线，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建立健全了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体制机制，为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香港应借助这一重大历史契机，系统梳理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率先在教育领域推进去殖民化进程，有效堵塞教育的重大漏洞，逐步实现香港民众的“人心回归”，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鉴于此，本文侧重从国家认同视角梳理香港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教育失误的成因、探讨教育纠偏的对策或建议，旨在引起社会对香港教育问题的高度关注，尽快纠正香港教育偏误，逐渐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二、香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回归后的香港教育虽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取得了有效进展。但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历史和殖民教育给香港打下了深刻的社会思想和价值理念的烙印，致使香港教育面临着观念的冲突和制度的缺陷，带来一些教育困境和教育失误。
一是学校延续港英时期的所谓“非政治化”教育传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导致青少年在思想上出现认知偏差。港英统治期间，香港推行了150多年的“无民族”、“无政治”的“疏离式子民教育”，刻意回避“中国元素”，严防反殖民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想，致使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出现断层，国家观念逐渐淡化。回归后，特区政府跌入教育不谈政治的陷阱，政治仍然是教育禁忌，学校教育呈现扭曲的“政治中立”状态。课堂上教师对有争议的议题通常保持沉默，以免承受外界的压力和家长的责难；还有的放任学生将反社会主流观点带入课堂，而不作评论和指导，导致学生的是非观混淆。作为特殊的社会实体，学校在价值观引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这种“无魂”的教育严重丧失了学校应有的教育功能，使青少年难以形成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及社会环境。
二是国民教育的顶层设计存有缺陷，推进成效欠佳。回归后，香港虽然强调国民教育，并将“德育及公民教育”作为一个关键项目融入基础教育改革，但是存在许多削弱国民教育、妨碍学生国家认同感形成的因素。一方面存在目标和内容设计缺陷，国民教育所包含的层次和内容不够清晰，譬如，将“国家身份认同”与其他层次（个人、群体、社会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价值观并列，在概念上模糊了国民认知，没有真正突出国家认同教育。此外，课程内容较少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较多将国家和香港分开论述，不利于国家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对国民教育的立场和态度不够明确和坚定，对学校课程与教学实践缺乏监管。虽然在2012年提出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的建议，但是由此引发的“国民教育风波”搁置了国民教育科的设置与推行，将其变更为学校自主决定设置国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由于学校有自主决策权力，教育系统的政策和指令难以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结果是国民教育没有形成统一的课程标准、没有统编教材，普遍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教育，使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发展历程了解甚少，自然也难以形成基本的家国情怀。
三是语言教育政策实施受限，“重英轻中”现象严重。殖民统治时期，英语为官方语言，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回归后，香港虽然实施了“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普通话）的语文政策，中英文均是合法的官方语言，但是由于香港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需求原因，“重英轻中”现象并没有得到改观，在正式公务场合英语仍然是首选。英语的强势使中英文存在着“尊卑关系”，使得学校和家长普遍重视英语的教育与学习。此外，政府对语言教育的投入导向，进一步强化了对英语的重视。特区政府在1995—2015年间的教育资金使用比例严重失衡，英语教育占了近六成（英文占比为58.25%），中文教育和普通话教育仅占到一成半的比例（中文占12.60%，普通话占3.17%），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选择与推行。再者，虽然政府提倡在中小学推进母语教学，但是香港人心目中的母语是“粤语”（即广州话），而非内地公认的“普通话”。长期以来，香港中小学的教学语言由学校自主决定，以普通话教中文的学校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选择以广东话教中文，普通话在学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中使用机会极少。目前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使用的教学语言是部分“普教中”或“广教中”，全面“普教中”的比例非常低，小学为16.4%，中学仅为2.5%，导致香港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进步缓慢。
实际上，香港缺少普通话语言环境，香港居民无论在工作场合还是非工作场合，都很少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三语”中的“位次”和重视程度远低于其他两语。众所周知，语言是教育的媒介、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人的思维和观念会产生潜在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对身份的确立和认同至关重要；不掌握国家通用语，就难以真正从心理上成为国家的一员。这也许是导致香港民众与国家“貌合神离”的原因之一。
四是教育资源缺乏有效监管，教与学的内容存在错误政治导向。由于香港实行校本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在课程设置、教材审核、课堂教学等方面权力下放，致使某些教材、教学资源，甚至在中学文凭考试（DSE）内容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原则性问题。以通识教育科为例，2009年起作为高中的必修科，旨在“透过持续学习，加深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及对国民身份的自豪感”；然而，通识科没有统编教材，大部分校本教材由任课教师自行设计，其内容通常取自报刊篇章或网上影视素材，教材内容的价值范畴存在严重隐患。有的教材存在美化非法“占中”、丑化内地、抹黑特区政府的内容，甚至有宣传“港独”思想和歪曲历史的现象；香港媒体曾报道，即使经过教育局审查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现代初中中国历史》，也有歪曲历史、误导学生的言论：将鸦片战争说成是商贸之争的结果，甚至有的教师竟然在课堂声称，英国派兵到中国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消灭鸦片的祸害。此外，在香港的中学文凭试中，历史科竟出现公然美化日本侵华暴行的题目，让考生回答是否同意日本侵华是利大于弊；同样，历届通识科考试也出现过极具误导性的题目，“公民抗命”、“违法达义”和“言论自由”等是常见的考题。这种歪曲事实、蓄意误导，甚至无底线的教育内容，完全违背课程教育的基本价值目标，极易出现教育误导，使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国家的历史，自然也难以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久而久之，香港民众在心理上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自身的文化传统逐渐流失。
大量的事实显示，香港的教育存在严重的偏差。如果香港长期守不住教育底线，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香港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香港教育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香港回归后，没有经历“去殖民化”过程，至今仍然深受西方的政治文化观念影响；香港民众和教育人士仍然生活在习以为常的受英国殖民统治深刻影响的社会生态之中，没能在思想意识层面实现更新转变。香港的教育深受外部环境和港英殖民统治遗毒的影响。
其一，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回归前港英政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方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给香港埋下了多重制度陷阱，抽空了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权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央对香港各类事务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回归后本土势力与境外势力勾结，只强调“两制”、无视“一国”的底线，致使香港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淡薄，导致“去中国化”的文化思潮不断兴起，形成了极端分离主义思潮。这种不良的政治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人的价值世界、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成为香港教育制度延续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赋予民间办学团体和各类资助学校的权力过大，学校自主决策、各自为政，严重削弱了教育政策和教育目标的贯彻落实以及教育体系内的有效互动和对外的应变能力。
其二，社会文化环境的熏染。港英政府为了维护其社会管理，不仅致力于拆离香港与祖国的天然联系，推行“无历史”的公民教育，淡化港人的民族记忆，而且通过推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港人的深层心理上打上西方文化优越的烙印，试图建构英国与香港之间的认同，达到精神殖民的目的。西方文化的长期侵入和中国文化的失语，严重削弱了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自信，再加上长期与内地之间人为的“阻隔”，淡化了他们的民族群体心理意识和归属感，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尊、民族文化自卑的畸形心理。再加上香港环境中遗留的殖民统治色彩使香港民众长期置于西方文化的浸染之中。时至今日，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岛屿码头等，仍然到处保留着殖民统治的标志，从英国首相到历届港督以及大部分所谓的英国各界“名流”都在香港留下了印记。据统计，“有1446个香港的地名带有殖民标签”；“大约有80%的港岛地名受到英语的影响”。香港可谓是世界上受殖民统治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事实上，净化殖民负面影响是国际惯例。二战后，韩国为重建大韩民族的主体性，从环境入手净化殖民影响，拆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的总督府。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去殖民化”经历，将台北所有标有日本名字的街道更换为中国大陆的地名，以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烙印。然而，香港回归后，许多港英殖民统治的象征符号依然保留了下来，使香港延续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港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认知，对香港社会和教育系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三，大众传媒的舆论误导。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观念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主流价值观发声的主要渠道。然而，香港的舆论缺乏管制，“在香港活跃的2000多家报纸、杂志社以及网络传媒机构中，90%以上由英美资本控制”；香港特区政府没有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未能向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主流观点宣传与推广，甚至连特区政府自己开办的香港电台，多年来都担当着反政府的旗手。一些反对派以所谓捍卫“言论自由”为由，利用媒体（报刊、网站、电台和电视台等）大肆宣扬香港本位的历史观，传播激进主义思想，长期散布反中乱港言论，故意通过大量的负面报道攻击中央、攻击特区政府。这种失控的舆论环境助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持续对抗，加重了香港本土主义思想的蔓延和泛政治化氛围，使得教育无所适从、对国家认同教育“敬而远之”，使受蒙蔽的香港青少年难以对充满负面报道的内地和中央政府产生信任和认同，潜在影响着他们的客观判断和心理建设以及对特区政府乃至国家形象的建构。
其四，境外反华势力的渗透。西方的反动势力长期干预香港事务，他们将香港作为对华“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利用社会问题政治化的操作手段，不断造成香港社会的撕裂和内耗，严重阻滞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事实上，香港每次较大的社会事件背后都有美英的背景。西方敌对势力将学校作为渗透对象，通过提供项目资助和奖学金等方式吸引青年教师和学生赴美访学、留学，借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并以追求“民主、自由”为名不断灌输反共反华思想和“非中国人”观念，以此培养亲美亲英分子，同时扶植反华势力“代言人”。譬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开始通过经济支持策略从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在1994年至2014年间通过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为乱港组织“民阵”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用于蛊惑或裹挟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和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发动街头运动，公开扰乱是非，达到在国际上孤立、制裁甚至颠覆中国的目的。
教育不是真空地带。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或教育生态中，无论是教育体制的治理要素（教育运行方式、管理模式等），还是教育资源的核心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与学的资源及互动平台等），均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或浸染。“不消除殖民性的这层底色，难以寻求自己本真的归属与位置”。因此，正视香港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建立国家安全意识下的去殖民化教育体系，应成为香港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
四、香港教育纠偏建议
香港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明确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同时，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以塑造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和历史意识为目标，建立以“爱国爱港”为主线的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真正从思想上走进民族文化，逐渐提升青少年对国家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逐步形成必备的家国情怀。
第一，强化国家意识，将国家认同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以国情教育为支撑，通过主题性的国民教育实践活动和专题性《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法制教育，培育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以特区的历史和现状为出发点，用鲜活的事实引领青少年形成对国家的客观理解和理性认识，增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制度认同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知；同时，注重国家符号系统的象征性功能发挥，切实贯彻国旗法、国徽法和国歌法，潜移默化地培植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使其逐渐形成爱国意识和国家观念，自觉树立起国家自豪感和归属感。
第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一是要加强中国历史教育，养成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意识。完善中小学课程中的中国近代史及国情发展内容，通过建构历史记忆引导学生认识香港的文化根脉、认清香港的历史归属，改善青少年对中国历史知识的缺失现状；通过了解国家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辉煌发展历程，唤起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使青少年逐步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中华文明的深度理解，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有家园精神，为国家认同建立坚实的文化根基和心理基础。二是强化学校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注重课程教育性内容的挖掘与传授，通过生活化教育关切青少年的认知方式和心理需求，适时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社会问题，逐渐形成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进而增强民族归属感和国家责任意识。
第三，建立健全教材评审制度，加强对教育教学内容的监督。教材作为课程教学的主要依据，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学科知识和思想观念，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教材评审是教材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把控教材质量的重要手段。世界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均重视教材的评审制度建设，从战略的高度不断完善教材的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香港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教材审查制度和审查标准，加快研制各类教材，尤其是开放教育资源的评价、审查和管理办法。加大对教材的监管力度，优先处理小学常识科和中学综合人文学科、生活与社会科、通识教育科、历史科的教材。在内在品质维度，必须符合国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符合课程政策要求，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在审视教育内容的同时规范教材语言，使之符合国家通用语言规范。同时，加强教与学资源平台的监管，严禁出现任何歪曲客观事实、有损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主题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例。此外，畅通教育资源渠道、及时接纳内地优秀图书资料，尤其是国家统编教材和高质量的教育参考资料。譬如，利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2018）数字资源，丰富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资源，实现两地教育学术的互通与优质资源共享，促进教育资源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第四，加强中文教育，强化国家通用语言的选择与运用。语言具有延续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是去殖民化的关键要素之一。特区政府应根据国家宪法第19条第5款“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语言的选择与使用上进一步强化中文、普通话的运用，真正树立起中文的法律地位和官方权威。在所有的正式场合，需要“两文”时，中文为主导；需要“两语”时，普通话为主、英语为辅，以此规范公务语言。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对中文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推进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教育实践，注重标准普通话的学习和中文应用能力的培养，使青少年真正掌握国家通用语；同时注重语言教育中的人文素养培育，培养学生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亲近感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避免由于缺乏民族语言文化的滋养而落入身份缺失或身份认同迷茫的尴尬境地。再者，政府应承担良好语言环境的创建责任，净化外界的舆论与语言环境，清理带有殖民色彩的话语与文字标识，发挥环境塑造公共意识的潜在功能；同时加强舆论监管，严惩任何诬蔑政府、丑化社会、传播负面消息的媒体，发挥舆论的社会文化引领作用和教育功能，逐步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和规范的语言环境。
第五，强化教师的师德建设，将“爱国爱港”作为教师资质要求的首要条件和必备素养。作为教育的引路人和民族精神的弘扬者，教师应强化责任意识，遵守职业操守底线，注重个体的德性修为和内在自觉，不断涵养“为范”的职业品质和“为师”的专业素养，逐步形成能引领和影响学生发展的教育领导力，并自觉将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过程，适时进行正确的方向引领和观念指导、着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道德人格；帮助学生学会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客观谈论争议性话题，不断增强其政治素养和明辨性思维能力。与此同时，特区政府需要针对教育系统的主管人员（如教育局、考评局内部人员），以及学校领导层面的管理人员作出必要的政治审查和操守监督，以确保学校教育能够持续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第六，扩大与内地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展针对性的文化游学。中华文化是连接香港和内地的血脉纽带，是构建中国人身份的文化根基。新生代的香港青少年与内地的交流长期阻隔，在思想上易形成渐行渐远的状态，难以继承文化“根脉”的情感特征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特区政府应建立与内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长效机制，加大教育政策与教育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交流范畴与合作形式，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中华文化夏令营、儿童体验馆、亲子工作坊等）和体验式的文化研习（如文化寻根、教育探访、传统礼仪观赏等）让更多的学生走进民族文化、亲历国家的发展变化、体认自己的民族，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同源同根的情感体验和认祖归宗的理性认知，逐步形成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认同感，从而培育出爱港爱国的新一代，以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来源：《港澳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