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背景及缘起
历史认同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前提。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时，高度评价了澳门教育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他指出：“澳门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加强，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不断升华，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给澳门的小学生回信，指出“爱国爱澳”教育的重大意义。“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发展日新月异，澳门同胞工作生活越来越好。祖国是澳门的坚强依靠，你们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我十分欣慰”。2019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澳门时提出：“要打牢爱国主义的基础，就要了解历史。”
同样，要培育好今天港澳青少年的国家历史教育，就需要了解历史上港澳青少年的国家历史教育的状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天忠教授认为：“国家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维护视域文化安全乃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清晰地规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国家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的港澳地区推行国家历史教育涉政策、教材的演变、价值取向以及其他主体价值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是促进“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然而，最近十年，一套香港“本土分离史观”在香港泛滥，一些人“打正旗号”要“夺取香港史的话语权”，对抗“大中华史观”。其核心是虚构香港“具有独立的历史”，本质是挑战“一国两制”实施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为“港独”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所谓的历史正当性。这些错误思想受到一批香港青年的认同与追捧，成为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直到2019年“修例风波”的重要社会心理诱因。
上述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同样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香港和澳门，其青年在对待中央与国家的态度上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反差？回归以后同样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香港和澳门，其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基本理念与核心差异到底是什么？这种差异为什么会在“一国”全局下塑造出两地青少年不同的价值取向等等。
本课题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港澳青少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进程中国家历史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经验启示，纵向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发展演变轨迹，横向比较港澳之间因多重因素的不同而造成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差异，在纵向梳理与横向对比中寻找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历史规律与经验教训，为新时代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培育提供历史依据。
二、香港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在持续半年多的“修例风波”中，暴露出香港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部分老师将错误理念传输给学生，部分教材把关不严，以错误内容引导学生，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传播偏颇信息和进行渗透的工具，令部分学生受到“毒害”。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校本教材”居主导地位，削弱了教材的规范和监管力度
香港的教材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局审定的由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另一种是“校本教材”，这种教材主要是由学校老师整理的一些学习资料组成。而屡次出现问题的教材，就是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排第一位的实际上是校本教材，而非出版社教材。
那为何校本教材会屡次出现问题呢？问题根源在于教育局对校本教材的规范和监管几乎完全缺位，导致对校本教材的规范上存在巨大漏洞。香港煽动暴力分子鼓吹“分离主义”的问题教材的出现，事实上也使此问题暴露出来并引起社会重视，令教育局可以在校本教材的规范上为学校给予更清晰的规范指引，甚至高度介入。
（二）历史研究推崇“本土分离史观”，削弱了国家认同感
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一些香港史论著开始流露“本土意识”。1997年，由各领域知名的香港学者编著的《香港史新编》（两卷本），虽然呈现了香港与祖国的历史联系，但部分篇章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独特性，对英国殖民统治亦缺乏批判。2000年，《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出版，作者一方面对“殖民史观”有所批评；一方面又对“爱国史观”大加质疑，且将重点放在后者。2001年，旅美台湾学者蔡荣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秉持“香港为本位”之史观，以香港人之权益为首要考虑，来解释香港的历史。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个十年，一些以“本土史观”书写的香港史论著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2011香港学者陈云根出版的《香港城邦论》，提出建立香港“城邦自治”，贯彻“香港本位”“香港优先”“香港第一”。2014年2月，在非法“占中”处于酝酿之际，香港大学学生会主编的《学苑》杂志推出《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专号，收录了梁继平《综援撤限争议与本土政治共同体》、王俊杰《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曹晓诺《“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张士齐（本名李启迪）《香港应否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等鼓吹香港“民族自决”的文章。事实上，上述“著作”是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表达着分离诉求。
（三）基础教育历史教科书贯彻“港史内嵌史观”，导致“港独”思想的浮头
1994年文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就单独开设了“寻根溯源看香港”课文类型，将《史前的香港》《汉代的香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香港》等等课文成体系纳入其中。其特征是将香港地区的历史内容以“香港追昔”的名义单独列出，称之为“港史内嵌”。
“本土分离史观”和“港史内嵌史观”的危害是与现实直接关联的，“港独”势力已将回归后香港当代史的书写视作挑战“一国两制”的重要“战场”，以推动“港独”为终极目标，导致了香港社会一些人对国家历史的冷感、漠视和曲解，这些因素是“本土分离史观”和“港史内嵌史观”形成的深层心理土壤。
三、澳门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的做法及经验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特区政府稳健施政，积极实施“教育兴澳、人才建澳”施政纲领，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澳门教育的核心价值，逐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教育投入持续增长。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在2000年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特别明确提出“澳门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应在整个教育领域内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推行”。澳门教育行政部门将“品德与公民素养”居于首要地位，这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扎实了基础。
（一）设定教育目标。教育目标，是课程价值的集中体现，是教育过程的终极追求，既反映课程本质，也代表学校发展方向，还预见教育效果。因此，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纲要法》明确指出：“培养其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使其能恰当地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使其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认识、尊重澳门文化的特色，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等多元的共存，并培养其世界观”。
（二）确立课程宗旨。确立课程宗旨在于帮助、促进每一位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德、智、体、群、美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对国家对特区有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指出课程宗旨：中、小、幼各教育阶段，都需要重视培养学生“核心品格”（品德与公民、健康、审美三大素养）、“关键能力”（阅读与语言、数学思维与方法、信息科技、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创新和解决问题等六大能力），以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在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特区建设乃至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三）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为了更好地组织实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特区政府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努力推动非高等教育课程改革。2006年12月正式颁布实施《非高等教育纲要法》。此后陆续制定颁布《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正规教育课程制度框架》及其《基本学力要求》与《学生综合评鉴制度》等一系列法规，明确规定澳门回归后教育方针、基本原则和培养目标等重大政策制度，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非高等教育开创建立富有国家意识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课程体系，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依据。
针对私立学校占绝对比例和私立学校向来有着课程自主权的实际情况，特区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牢牢掌握回归后对课程的领导权。《非高等教育纲要法》在规定由政府以专由法规方式制定各教育阶段《课程框架》及《基本学力要求》同时，明确指出：“学校在遵守上述法规的基础上，方可自主发展校本课程”。这是对课程决策机制的一次重大调整与本质转变，体现国家与特区政府的教育意志，为澳门教育及其课程建设指明正确的方向。
（四）转变课程设计指向及范式。特区政府从根本上确立教育目标，成为学校发展的基础，也给课程建设提出任务，促使澳门非高等教育课程设计指向及范式转变。对回归祖国后的澳门而言，就是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制定并实施“一国两制”下的课程指向及范式。
（五）调整课程结构。课程结构中，既体现政府教育意志的刚性要求，又考虑澳门本地多元化特质的弹性诉求，学校层面运用课程结构的弹性空间，开设校本化课程，如教业中学将“国学经典”“书法”“武术”等列为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必修科目，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与课程结构相匹配，建立具体学科《基本学力要求》，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展开，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有利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使教育的效果检测或者质量评估，有了明确的参照。
（六）加强教材建设。回归前，澳门的教材处于自由泛滥状态，依赖外部引进。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在建立形成课程体系的同时，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逐步组织编写一些学科，或建议选用高质量教材，使澳门的教材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已在学校中使用的，主要有：《品德与公民》《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小学教材2019年开始试用，中学教材正在编写。小学《常识》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编写。
（七）拓展课程活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课程要素，还往往与课程拓展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正确处理各种类型的课程及其相互关系。特区政府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确立相互依存关系，有计划地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活动，如“每周一‘国旗下讲话’系列”“我是谁，处于怎样的时空？”“‘一带一路’倡议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论坛”等，促进课内与课外的联动发展。
从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认知水平和倾向的问卷统计来看，“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已经深入澳门青少年心中，其国家认同感清晰、真诚、普遍。澳门“爱国爱澳”教育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包括历届特区政府所确立的“爱国爱澳”教育主线、建立以《公民与道德》课程体系为基干的“爱国爱澳”教育内容、构筑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多部门共同营造良好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澳门“爱国爱澳”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澳门的“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创造安定、和谐、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坚定不移坚持“去殖化”教育方针，将“爱国爱澳”教育作为澳门教育工作的主线；三是坚定不移依靠国家做好“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四是坚定不移走全社会齐抓共管、做好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工作之路。这四点是澳门教育界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的经验，也是香港教育界亟需学习和汲取的经验。
四、澳门基本经验给予香港的启示及对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将“加强对香港、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香港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等内容写入《决定》。探究港澳地区国家历史教育的不同特色、着力点，以及港澳之间的借鉴机制尤为重要。因此，比较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教育方面的七大举措、四个经验和香港教育方面的三大问题，本研究总结了三大启示，提出六项对策：
（一）启示
1.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文化教育中普遍与特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根本前提是“一国”。香港历史文化是岭南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岭南历史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香港地区的国家历史教育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脱离祖国母体文化的地方化、在地化思潮，将香港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国家历史教育必须坚持的根本前提。
2.要注重培养、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澳门特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历史，通过地方立法、制定规章制度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在师资队伍建议、教材设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策略，管控国家历史教育的推进实效。因此，我们对香港的国家历史教育的推进，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通过长期持续的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家庭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方式，培养、加强香港地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
3.建构和完善国家历史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恢复中国历史在香港地区初高中教育中的独立必修课地位，由专业教师施教，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通例，也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次，在课程内容方面，以中国为本位，书写并处理好中国历史、香港地方史、世界史的关系，并与中国语文、中国地理、中国国情等相关课程形成呼应配合。在此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教材编写和审定的权威化、讲授规范化、教师专业化、考核标准化等一系列配套机制。
（二）对策建议
比较港澳回归后推行国家历史教育现状，香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应在教育方面做到：
1.建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爱国主义成为学校教育及其课程建设的核心价值，反映了教书育人的本质意义。围绕课程宗旨，在中、小、幼各教育阶段，都需要重视培养学生“核心品格”（品德与公民、健康、审美三大素养）、“关键能力”（阅读与语言、数学思维与方法、信息科技、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创新和解决问题等六大能力），以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在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特别行政区建设乃至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2.转变课程决策与设计范式。为了更好地组织实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努力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出台一系列法规，明确规定香港回归后教育方针、基本原则和培养目标等重大政策制度，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基础教育开创建立富有国家意识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课程体系，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依据。针对私立学校占绝对比例和私立学校向来有着课程自主权的实际情况，通过法律手段，牢牢掌握回归后对课程的领导权。
3.选择付诸实践的路径。将“核心品格”“关键能力”融入课程编制中。将爱国爱港融入不同科目。突出不同科目不同特点的关联性或共通性研究和实践，从而使香港基础教育坚守爱国爱港精神，全面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的全过程，在课程教学行为中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4.调整课程结构。在课程结构中，既体现中央政府教育意志的刚性要求，又考虑香港本地多元化特质的弹性诉求，学校层面运用课程结构的弹性空间，开设校本化课程，调整课程结构，进一步实现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价值的课程观。“社会”学科须分设“历史”“地理”等科目进行教学，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与课程结构相匹配，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展开。
5.加强教材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选编补充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如“《宪法》与《基本法》”“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索引”等，以深化学生对国家战略和发展历程的认知，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
6.开展课程拓展活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课程要素，还往往与课程拓展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正确处理各种类型的课程及其相互关系。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确立相互依存关系，有计划地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活动，促进课内与课外的联动发展。明确提出各个学段的课程活动重点：在幼儿教育阶段注重启蒙性和游戏性，避免概念化倾向；在小学教育阶段体现基础性，增强认知体验，增进对国家和特区的情感；在中学教育阶段，突出发展性，确立报国志向及做好生涯规划。唯有如此，方可把爱国主义教育牢牢植入课程建设之中，实现国家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
总之，历史认同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前提。香港回归，既包含着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领土回归、政治回归；也包含香港居民重新确立国家历史认同的“人心回归”。香港民众的认同情感“要真正安顿下来，必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叙事言说”。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是促进民众认同和实现“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梳理港澳青少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进程中国家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经验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破题之钥、奠基之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