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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丨彭文平:香港基础教育革新中教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2025-12-02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作者:彭文平,夏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铸牢香港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香港经历了150余年的英国管治,港英时期的教育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思想之上,其宗旨是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铸牢香港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根除港英时期教育领域各种弊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香港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体系中,把香港学生培育成拥护祖国统一、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一、港英时期教材叙事的历史演变及其对香港学生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教材叙事逻辑的基本遵循,它必然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回归前的香港教材叙事逻辑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港英时期“无国家”“无民族”的无根教育的本质特点。

(一)港英管治早期(1842年至19世纪末)“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教材叙事

港英管治早期,香港教会教育开始登场。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往香港,成为香港近代最早的西式学堂,通过引入西方基督教教义,开展英文教育以传播西方文化,该校一位中国学生表达了对基督教的向往。19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从教会手中夺回了公共教育管理权,首次设立教育局和任命视学官,香港教育进入世俗化阶段。以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为代表的官办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世俗教育特征。除了传统中国文化科目,官办学校还开设算术、历史、地理、化学、西医等西学课程。西式学堂和官办学校对华人学生的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当时盛行于西方的“文明等级论”被编入中学教材中,成为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载体。一张文明发展阶段的清单是这些教科书的标配,清单中将人类文明分为蒙昧、野蛮、半开化、文明四个等级,英美属于最高文明等级,而中国文明则被列为半开化等级。1856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英华书院出版了一部英汉对照的教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以四课的篇幅将人类文明分为四个等级(国之野劣者、国之野游者、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加以介绍,欧美等国被列为“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居于文明的最高等级,为掩盖文明等级论对华人的鄙视,该教材在“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的亚洲国家中将中国略去。这些包含“文明等级论”内容的课程和教材引入香港学校,将世界各国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划分为具有优劣之分的三六九等,一方面使得香港的中国学生对西方产生崇拜感,另一方面削弱了这些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港督轩尼诗时期确立了“重英轻中”的西化教育政策。1878年,英文科的课时增至每天5小时,中文科的课时仅为2.5小时,1881年中文科课时进一步缩减至每天1.5小时,1896年中文科除了翻译科外完全被取消。教学语言的选择决定了教科书文字的选择,学生长期使用英文书写的教科书,在耳濡目染中增强了对英国文化的认同,自以为高人一等。1877年12月,香港社会一本英文小册子《中央书院可曾履行其本身应负的使命吗》批评华人学生时说:“他们不但完全失去了对父母的尊敬,而且自以为比父母优越。他们学懂了藐视中国圣贤和中国传统生活。他们的行为简直是中国青年的愚行加上欧人邪恶观念的表现。”曾经担任香港视学官的欧德礼坦言道,港英当局通过推行英语教育,学习英国地理、历史等课程,促使中国学生认同英国文化,成为“亲英传教士”。

(二)港英管治发展期(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消解中华民族意识的教材叙事

在20世纪初期由传统封建王朝国家向新型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梁启超、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付诸革命建国的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波及香港,彼时为躲避战乱而涌入香港的内地人大增。他们在香港开办学校,使用中国传统教材,其教学内容含有反帝反封建主题。港英政府意识到自身处于中国内地民族主义革命的火山口,随时会被内地的反帝运动所淹没,因此开始重视利用教育这个工具维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为安抚香港华人日益增长的民族情绪,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逐渐由过去“重英轻中”向“中英并重”转变。港英政府于1913年出台了《香港教育法例》,表明其对中文教育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加强监管,该法例第四章为“学校的管理和监督”,明确规定在香港注册的学校禁止采用不合适的书刊。所谓不合适的书刊,即指香港中文学校使用的含有唤醒香港华人民族主义意识、激发华人反帝革命运动内容的教科书和其他书籍。

20世纪20年代,香港工人直接参与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同声同气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潮很快蔓延至香港的中文学校。时任香港总督金文泰注意到香港中文学校的反帝倾向,转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教育,其举措是与内地南下香港的保守派学者联合开发了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教材中宣扬爱国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内容全部移除。港英政府通过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监管,制定教材内容选取的标准以避免香港学生受内地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思潮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统治的儒家学说加以推崇和弘扬,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却被压制。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在香港办学的私立侨校还须向广东省教育厅注册立案并接受指导,因而这些在港办学的私立侨校也采用了内地国民政府所编教材开展“新生活运动”教育。作为应对之策,港英政府在学校教材中引入“市民”课程的内容,以此改革中文教育。港英政府此举意在通过市民课程教育港人如何做“香港市民”,转移港人对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的注意力,宣示英国政府对于香港教育的统治权。

(三)“二战”后(1945—1984年)“疏离式子民教育”的教材叙事

“二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恢复对香港的管治。冷战的开启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政治事件接踵而至,香港一度成为东西冷战的前沿阵地。为避免香港成为各方开展政治斗争的基地,港英政府封闭了与祖国内地接壤的边境,此后香港人口结构趋于稳定,因人口迁移而导致的外来政治、文化影响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港英政府在教育上推行“疏离式子民教育”,以此重塑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首先,在50年代出台了“去政治化”的教育政策。港英政府颁布第98号教育条例,禁止师生在课堂上讨论政治。严禁教材使用中华民族、祖国等敏感词语,所有教科书的使用都必须得到教育部门的批准。港英政府成立了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专门审查中文、历史和文学教学的“中国研究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中国课程改革报告中指出“中国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暗含排外言论和情绪,并不适合在香港使用。教科书的重点是社会和文化历史而不是政治历史”。因此,教材内容被要求淡化政治色彩。香港中文科教材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排除在外,香港青少年学生对祖国内地逐渐产生疏离感。1956年,香港教育署颁布的中学中文科教材目录中,初中三年级教材共有87篇范文,主要选择政治色彩不明显的朱自清、叶圣陶、冰心、胡适、许地山、徐志鹏等人的作品,被视为左翼作家的鲁迅仅有很少量的作品被选入。“二战”后香港教材的内容鲜少会提及中国和中国社会,更将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历史联系以及内地的发展情况作为敏感内容被遮蔽。港英当局开始培育香港学生对英国的认同感。港英政府从50年代开始开设“公民科”,教材内容主要是向香港学生宣扬英国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性。当时的小学公民科教材《香港公民》,提出要使学生“明了一地之法律,守法之重要,使之养成自愿遵守法律的习惯和态度……个人对于政府之责任等”。当地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属于大英帝国一分子,他们会庄严地向英国国旗致敬,唱起“上帝保佑女王”的曲调。

其次,至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港英当局着重培育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来代替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香港学校使用的教材内容本土化叙事倾向明显,一种以“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为主线的扭曲历史观被建立起来,并被反复写入不同科目的教材中。“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话语建构使之成为香港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建构起先进和发达的我们(香港人)与贫穷和落后的他们(内地人)的二元对立,在身份认同上将香港人和内地人区隔开来。70年代,港督麦理浩认为培育香港人的公民自豪感可以作为其国家忠诚的替代品,其举措是将港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关注香港的繁荣、公共秩序、廉洁的政府和整洁的街道。在公共事务课程的教材中,香港地方特色与政府遵守法制、廉洁、行政和司法分离等内容密切相关,这些地方特色将香港与内地区分开来。此时的香港和内地的二元对立被赋予新的内涵,如果说之前的去政治化教育旨在淡漠港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和感情,那么本土化是重构港人身份认同的主体性,旨在将他们与内地同胞区分开来。作为香港人的“我们”是有国际意识的城市居民,作为内地人的“他们”是贫穷落后的乡巴佬。

(四)过渡期(1984—1997年)推销“西式民主”的教材叙事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香港回归祖国的前景被确定下来。此后,香港教育进入过渡时期,港英政府在教材编写上呈现出配合香港回归的姿态,逐渐删除一些对中国不利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开始出现在教材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去政治化”的倾向。但推销西式民主才是教材呈现给学生的重点。1984年,港英政府发布的《代议政制白皮书》便开启了香港政改进程,“公共事务科”的教科书向香港学生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和“自由民主”的原则和形式。1985年,为增强对学生履行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香港教育署发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导方针,相关教材引入了民主政治概念,强调描述政府机构以及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却缺乏对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等相关内容进行描述。港英当局并没有将重点置于培育港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上,而是急于在教材中增添那些教育学生如何行使公民权利的内容。在香港迫近回归之际,港英政府于1996年7月出台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将民主教育、法治教育、人权教育位居“六个领域”中的前三位,国民教育和基本法教育在教材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英国治理香港一百多年从未给予香港居民民主权利,为何在回归前急于给港人灌输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为什么过渡期之前港英政府的公民教育宗旨都是建构港人对英国的认同,而香港确定回归祖国后的公民教育却重点关注西方民主而非港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这只不过是港英政府在其“光荣撤退”前对香港实施的无国家、无民族教育的最后图谋。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香港共担民族复兴重任的必然要求

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此同时,长期的无根教育使得部分港人对国家和民族产生疏离感,对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乃至于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都带来消极影响。香港人心回归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第二次回归。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保证。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希望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香港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港英时期长达一百多年的无国家、无民族教育使得部分港人陷入身份认同的迷失中,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何处去”。思想的迷惘导致行为的偏激,回归后香港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很大程度上与港英时期教育的思想渗透有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和长期繁荣是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前提。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在香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弥合港英时期疏离式子民教育带来的民族和国家裂痕的有效途径。唯有筑牢香港年青一代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使其具有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认知,进而增进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才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

(二)构筑“共同性”是香港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本要求

近代以来,香港被迫从祖国分割出去,港英政府在历史、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试图将香港同胞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共同的梦想始终是香港同胞和内地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本要求是聚焦于构筑“共同性”。

香港教育要围绕着中华民族的根、魂、梦并结合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去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内涵,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要把握其中的根本属性和本质规定性。“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 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这意味着“一国”这个共同性是“两制”这个差异性的前提条件,香港“一国两制”教育要凸显香港和祖国内地作为共同体的属性。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香港教育要在赓续中华文化中坚守中华民族共同的魂脉,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学校要把宪法学习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明白“我们”将要“往哪里去”。

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铸牢香港青少年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凸显“共同性”基础上,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三)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必由之路

香港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应有之义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香港教育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从空间的布局看,有“北上融入”和“在地融入”的双向融入。“北上融入”指的是香港各层级教育部门加强与内地教育部门的交流合作、拓展办学空间、共享办学资源;“在地融入”指香港各级教育部门在香港本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发展战略和规划。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努力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国民教育课程的实施曾遭遇较大社会阻力而被搁浅,香港在培育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方面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香港教育领域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心怀“国之大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一国两制”一道,共同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中的重要内容,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在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团结奋斗等方面作用突出。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香港教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切入点。

无论是“北上融入”还是“在地融入”,香港教育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工作机制,如贯彻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关于香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以及培养港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要求,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粤港澳教育合作和人文湾区建设的规划,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三、香港基础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改革举措

香港“一国两制”进入了“爱国者治港”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要求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并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近年来,香港基础教育(即小学和中学阶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目标导向的改革进程,涉及课程体系的设置和调整、新课程指引的制定、教材编写及内容呈现等方面。

(一)新课程体系的调整设置以及课程指引的编制

香港中小学阶段课程按照“八个学习领域下的科目”(中国语文教育、英国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科学教育、科技教育、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体育)设置。虽然“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在香港受阻,未能成为建构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立课程,但香港教育局努力尝试构建新的国民教育课程体系。中国历史课程从2018—2019学年起在初中阶段成为独立的必修课程,该课程的教学课时数必修占“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科目课时的1/4,或占学生总课时约5%,或大约每周两课时。中国历史科地位的提升,正是对香港回归初期教改政策的纠偏,对学生国家认同的培育至关重要。中国历史科在高中阶段也被纳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课程体系中,是高中文凭试的重要选修科目。原来饱受争议的通识教育科于2021—2022学年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在中四年级开始推行,并于2022—2023学年在中四和中五两个年级开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程框架包括课程内容、内地考察、时间分配等。课程内容分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相互依存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内地考察含有“认识中华文化元素”“国家最新发展成就”等专题研习。课程总课时设为135—150小时,三大主题各占45—50小时,内地考察约占10小时(不计入总课时内)。值得注意的是,通识教育课程并未取消,而是在中六年级继续开设。除了以上课程调整外,香港基础教育阶段还形成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体系,既发挥中国历史等显性课程的作用,又挖掘科学、技术、艺术等课程的相关元素促进学生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培育。

近年来,香港教育局已基本完成各学段课程指引和具体课程指引的修订工作,为教材编写提供基本遵循。教育局于2017年推出《中学教育课程指引》,并于2021年发布补充说明版。在香港国家安全法出台并列为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承担香港国家安全法教育的宪制责任。2021年的补充版新增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强调国家安全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教育局在通告第2/2021号、第4/2021号和第6/2021号中公布了《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和15科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香港学校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基础上,按照学生的认知能力在不同学习阶段采取多种方式在相关科目以及校内和校外的各类学习活动中全方位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为与中学新课程指引衔接,教育局于2022年发布《小学教育课程指引》试行版,更新后的小学阶段七个学习宗旨中,培育国家观念、中华文化教育、价值观教育位列前三。

香港教育局还发布了具体学习领域的课程指引,涉及国民身份认同教育的课程指引有:2017年发布的《常识科课程指引(小一至小六)》和《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9年发布的《中国历史科课程指引(中一至中三)》以及2021年版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这些课程指引开宗明义地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作为旨归。其中,小学常识课指引将国民身份认同等七个重点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作为课程的宗旨和目标,并通过《基本法》教材内容将国民身份认同教育呈现出来。初中中国历史课程指引提及修订课程的原因时,强调“使学生认识国家与香港的关联,明白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研习与中国历史相关的香港发展的重要事件”,这对于纠正香港在港英时期建立起的本土历史观的偏差,把香港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书写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该课程的学习目标还提出“(让学生)整全地认识中国政治演变、民族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基本史实,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情感,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这方面的指引对于香港过往的历史教科书“厚古薄今”的倾向应是具有针对性的纠偏。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指引明确了其宗旨在于“让学生透过学习关于香港、国家及当代世界的课题,建立广阔的知识基础,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培养多角度的思考,掌握个人、社会、国家及世界在各范畴的角色及互动关系”。(二)建立了具有香港特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材体系

在新课程指引的规范下,香港初步建立起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适应的教材体系。香港教育局课本委员会公布的“适用书目表”中,小学和中学阶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直接作用的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等课程推出了新版教材。(见表1至表3)

上述三门课程的教材所依据的编写文件,中国历史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教材都遵照最新课程指引,即2019年版的《中国历史科课程指引(中一至中三)》以及2021年版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如此,在香港国民教育进展不利并饱受非议时期的中国历史科和通识科教材(已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代替)在新课纲的指引下,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新教材体系。语文教材、历史教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分别指向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的培育,构成了香港基础教育阶段“三位一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材体系。

(三)新教材内容的呈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香港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材内容的价值导向必然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去取舍知识属性和实施教材治理。在呈现方式上,教材通过准入、选择并张扬某些观点和思想,使其经典化;通过对内建构具有“同一性”的“我们”以及对外凸显“差异性”的“他者”的方式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香港近年出版的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在内容呈现方面明显朝着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发展。

中国语文教材的内容呈现遵循着“古今并重”和“三文兼学”(三文即文言文、文学、中华文化)的原则。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中国语文教育需要兼顾语文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在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运用语文能力的同时,还需考虑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和熏陶,使学生通过语文学习认识中华文化,吸收中华文化养分,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以启思出版社2020年加强版的初中中国语文教材为例,全书三册共选文言文作品43篇,白话作品61篇,文言文作品时间跨度从先秦至清代,白话文则涵盖现当代以来海峡两岸暨香港名家的作品。该教材加强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培养,让其感受中华民族语言的精妙;加强学生对诗歌、散文、戏曲等文学要素的欣赏能力,使其感受中国文学魅力;加强中国语文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厚植学生文化认同的根基。因此,中国语文教材发挥着传承中华文化、培养文化认同、增进民族情感的作用。

历史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香港历史从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科教材按照“中国历史整全化”和“香港历史中国化”的叙事逻辑展开。“中国历史整全化”主要是纠正过往教材存在的厚古薄今以及现实关照不足的问题。以龄记出版有限公司的初中中国历史教材《亮点中国史》和《新探索中国史》为例,中一至中三共三册教材具有“以时间为经”“以历史发展特点为纬”的特点。在时间经度上,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九个历史时期,在三个年级中循序渐进:中一以四个单元展现史前至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中二以三个单元呈现宋元、明、清的历史,中三以两个单元叙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特点这个纬度上,教材以政治演变、文化特色、香港发展为历史叙事的主线,从多角度呈现中国历史的变化轨迹。“香港历史中国化”则是纠正过往教材基于错误历史观的香港历史叙事逻辑,把香港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中去书写。上述教材设置“史迹中的香港”主题介绍不同历史时期香港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如李郑屋汉墓博物馆、唐代屯门出土文物、宋王台公园、清朝周王二公书院等,使学生认识香港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使香港历史教材叙事从“去中国化”向“中国化”转变,从而建构其历史认同。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以“了解国家政治”“彰显国家成就”“融入国家发展”为叙事主线。英治时期的“去政治化”传统使得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等课程内容偏向守法和非争议性问题,教材中较少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政制和政治,并将香港与国家分开论述。作为高中阶段的核心课程之一,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着手矫正以往“去政治化”的不良倾向。以香港教育图书有限公司的《教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里程》和《新视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为例,其内容呈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将国家政治作为国情教育的重要内容。教材聚焦于国家政治体制、国家的民族构成、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等内容,使学生理解国家的性质及政权组织形式、了解国家政治生活;明了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制度设计;知晓公民个体与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国家对香港的国籍政策。教材通过阐明“一国两制”的由来、内涵及其实践,使学生明白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开展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符号教育使学生懂得维护国家象征的尊严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第二,彰显国家成就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材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高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扶贫攻坚等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以往教材“选择性忽略”国家成就进行纠正,向学生传递正面的价值导向。第三,以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叙事培育学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教材围绕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如何发挥自身作用,通过东深供水工程、《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事例阐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意义。“融入国家发展”的叙事有利于消除港人对祖国内地的疏离感,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从异质性的“他者”转化为命运与共的“我们”。要言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国两制”为什么好的道理,有助于对学生建构政治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香港基础教育改革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香港基础教育在课程和教材领域的改革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香港教育界人士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构筑香港学生和祖国内地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铸牢香港青少年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思想基础。教育是渗进血液、透入灵魂的,一定要从小就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香港同胞和祖国内地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能够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家园。

香港基础教育在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和公民教育的改革,从多维度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教材内容的呈现,阐明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凝聚的动因,即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中交融孕育,在近代以来民族解放和国家救亡图存中觉醒,在奔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遵循着自在、自觉、自强的生发逻辑。其次,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中华文化。通过对文言文、文学和当代中华文化的学习,使得香港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文化符号熟稔于心,对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抗争精神、拼搏精神和团结奋斗精神从疏离到认同,既赓续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涵育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理念。“古今并重”的教育理念使得香港学生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滋养,更有中国现代文化的赋能。

通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香港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使其理解“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养伟大精神”,增进其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

(二)有利于香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我们必须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以涉港问题挑动意识形态对抗来分化和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威胁。

香港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和教材的改革旨在培养青少年学生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认同,全方位铸牢香港学生抵御各种分裂思潮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防线。香港青少年学生从文化教育中建立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认知,使其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从历史教育中认识到香港的历史与祖国的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国情教育中建构政治认同。习近平主席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可见,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香港国家安全法出台后,香港局面迅速从乱到治并由治及兴,香港人心思稳、人心思定重回正轨。这表明香港国家安全法在巩固香港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根基、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厚植“一国两制”的民心基础方面作用突出。香港国家安全教育在此背景下的全面实施,进一步培养香港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以及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使其成长为爱国守法的时代新人。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有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香港教育正逐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和内地师生间交往交流交融日渐频繁。在推进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的原则,既充分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意志,又积极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制定了一系列便利香港居民来内地求学和就业创业的便利措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创新创业、教育合作、就业实习、文化交流等方面为香港青少年融入大湾区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出台专门方案加强粤港澳青少年国情教育、研学合作。香港教育主管部门本着“多重进路、互相配合”的理念推动师生与内地开展合作,夯实国民教育的基础。自2004年以来,香港和内地学校就通过缔结“姊妹学校”来促进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截至2023年4月,香港共有848所公办中小学与内地学校结成了2340对姊妹学校,香港特区政府还为姊妹学校计划提供特殊津贴,冀望将其打造成加深两地情谊的合作平台。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计划”“深港校长论坛”等机制持续推进两地互动。

随着香港青少年学生与内地人民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发展,将会形成一种“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香港和内地师生通过各种机制在交往中建立关系、在交流中形成价值共识、在交融中厚植情感,从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