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香港社会频频发生一些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纷争和政治事件。2019年6月，香港更是爆发了自回归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烈度最强的“暴力抗争”活动。这场活动肇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特区政府”）为阻塞法律漏洞而推行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最终却在香港社会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的联合策动下演变为一场表现出明显“颜色革命”特征的政治风波。在这场风波中，诸如焚烧国旗、涂污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殴打内地同胞、捣毁中资企业等漠视国家尊严、伤害民族感情的乱象丛生，达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程度。即便如此，部分港人仍然对此类乱象表示“理解”，始终不愿与之“割席”。这直接说明回归以来部分港人国家认同感薄弱乃至缺失的状况不仅没有根本改观，还在一定条件下有恶化的趋势，反映出港人的“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着系统性的重大遗漏和缺憾。针对这些遗漏和缺憾，全面强化、改进和落实香港的“国家认同教育”，是巩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之思想基础、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必要举措。
一、港人“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旨在提升港人特别是青少年国民意识的教育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对强化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总体状况和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一）国民教育“空心化”
回归前，在港英当局长期殖民统治教育的影响下，相当一批香港同胞的国民意识淡薄。为此，“法理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行国民教育，强化香港同胞的国民意识，促进“人心回归”。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庆典上，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加强认识并热爱国家和民族，加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认同。2001年，课程发展议会颁布《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确定了2001—2011年课程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其中强调通过认识各个学习领域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2004年，特区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以统筹校外国民教育的推广工作。此后，一方面，特区政府和国民教育专责小组通过宣传短片、寻根之旅、文体名人访港等多种活动浸淫式地培养香港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和学校通过中国语文科、中国文学科、综合人文科（中国历史、地理）等科目渗透式地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总体而言，这段时间的国民教育主要是一种倾向“文化认同”和“地理认同”层面的国民身份建构，虽然部分港人对这种国民教育形式仍抱有警惕和质疑，但整体的社会反应比较温和、理性。伴随着香港特区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既有的国民教育形式和程度已经难以满足现实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2010年，特区政府正式提出形成独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任务，以正面建构作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核心部分的“国家认同”。2011年，教育部门开始就“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从包括“国家”在内的五个生活范畴建立正面价值观和身份认同。2012年，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然而，这些旨在引导香港青少年认识国家、热爱国家并贡献国家的举措不仅未能被部分港人理解，反而引发激烈反弹，被污名化为“洗脑工程”“政治宣传”，这说明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始终心怀抗拒、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层面的国民身份建构始终意图抵制。此后，反对派借势鼓动部分民众游行示威，“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迫“无限期”搁置。至今，以非独立学科形式存在的国民教育依然呈现“空心化”的状态，“国家认同”层面的价值观教育严重缺位；不仅如此，诸如国情教育、“国史”教育等具有类似功能的知识论教育也存在着各种漏洞。
（二）国情教育“泛政治化”
2003年香港“国家安全条例”本地立法失败以后，为了增进香港同胞对国情的认知和对国家的认同感，特区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国民教育专责小组曾在社会层面谨慎地推出了诸如“香港领袖生奖励计划：国情教育课程”、“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等一系列软性的国情教育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无一不是立即被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扣上“洗脑”“政治灌输”的帽子。2004年，为了了解教师群体对国情教育的态度，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随机对250名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师展开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虽然大部分教师认为应该加强国情教育，但是有高达62%的教师不认为传导正面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这实质上意味着在学校层面教授以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为宗旨之一的价值观教育课程的教师中，有超过一半的教师假借殖民管治时期所谓“政治中立”的名义，将“国家认同”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予以拒斥。2009年，在合资质专教师资仍然缺乏的情况下，通识教育科匆匆上马，成为新高中课程的核心科目之一，通识课堂迅速成为学生接受国情教育的重要场域。但是，在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议题时，教师和学生自行选取有关国民素质的教学素材基本是关于中国人“脏、乱、吵”的标签化论断；在探讨中国政治议题时，教师和学生自行选取的教学素材中充斥着在西方“普世价值”视角下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污名化指控。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期间，通识教育课堂更是出现了一些教师煽动学生上街“反送中”、将政治凌驾于专业的不正常现象。这些实例说明，一直以来，动辄被贴上政治标签，抑或以“去政治化”之名行政治教育之实的泛政治化国情教育，不仅无法正常呈现关于国家进步的基本常识，甚至连“是其是，非其非”的底线都无法达到，不仅无法在表情达意层面导向“国家认同”，反而在长期丑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中滋生了青年一代“仇中”“反中”乃至“脱中”的情绪和思潮。
（三）中国历史教育“边缘化”
2000年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署课程发展处启动第一阶段的课程改革，首先就合并中国历史科问题展开公众咨询，此举立刻遭到正在呼吁将该科重新纳入初中共同核心课程的教育界的广泛反对。尽管如此，在2002年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中，中国历史科仍然从形式上被整合进“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这一综合性学科之中，独立地位岌岌可危。为顺利启动第二阶段的课程改革，对接即将成为高中核心课程的通识教育科，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在其后数年大力游说各个中学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取消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进而将其纳入“综合人文科”。在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03—2005年，香港共计90所中学（约占全港中学的五分之一）相继取消了初中阶段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及至2008年，香港共计107所中学（约占全港中学的四分之一）取消了初中阶段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中国历史教育的存在感遭受进一步打击。不可否认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指引》确实强调中国历史部分仍然是初中阶段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但是由于缺乏资源投入和课程支援，在实际教学中，该部分内容既缺乏专教师资又无力保障规定课时，无异于自生自灭的“闲科”。2009年，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新高中课程开始实施，以往“文、理、商分流”的局面被打破，新制度下学生可在核心科目之外的20科中选修2~3科。在此直接作用下，2012年举行的首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历史科日校考生出席人数由此前的20000余人断崖式下跌至8099人，此后逐年减少，至今基本维持在6000余人的低水平。这些现象和数据，不仅说明中国历史科在中学日益边缘化的尴尬位置，也反映出香港绝大部分中学生无论是在初中阶段还是在高中阶段都未能接受有效的中国历史教育。近年来，香港社会频频出现“媚英”案例和“辱国”事件，充分暴露出部分香港人对“国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部分的无知和对国家民族苦难的冷漠。为此，社会各界的“爱国爱港”人士纷纷强烈要求特区政府强化“国史”教育的政策支持。2017年10月，特区政府提出恢复中国历史在初中阶段的独立必修科地位，推动学生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这固然是亡羊补牢之举，但“国史”教育在香港弱化近20年所形成的机制、师资和思想认识等层面的积弊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祛除的。
（四）“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肤浅化、片面化”
1998年1月，特区政府成立以政务司司长为主席的“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负责统筹社会层面的“基本法”宣传和推广工作。此后，“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和相关爱国爱港团体每年都会开展一些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巡回展览、专题讲座和辩论赛事等社会教育活动。客观而言，这些以普及性为导向的活动虽然有助于提升普通群众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感性认知，但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和全面把握、整体地理解“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其作用比较有限。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更为全面准确的理性认知，仍然有赖于系统、深入和持续的学校课程教育。遗憾的是，回归以来，学校层面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并未引起教育部门足够的重视。虽然小学的常识科、初中的生活与社会科和高中的通识教育科确实含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教学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这部分内容一直是“可有可无”“蜻蜓点水”。关于通识教育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10月，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布新高中课程第一阶段的咨询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将“生活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作为必修单元。然而，当2005年6月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布第二阶段的咨询文件时，该必修单元却更名为“今日香港”，原本作为指导思想和宪制基础文件统领整个单元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被降格为“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主题下一个应有的“学习经历”。这在极大地降低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教学时数和重要性的同时，在思想上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了严重误导。2009年新高中课程正式启动以后，由于绝大多数通识科教师并未受过法学训练，大量通识科教师都不明所以地采用了“占中”推手戴耀廷提出的“法治四层次论”这一违背“法治”之香港核心价值的错误概念，更遑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一国原则、“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之内“两制”的主次关系、国家宪法与“基本法”的主次关系等更为根本性和深层次的问题，“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的肤浅和偏颇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所提出的诸如“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港人自决”等政治诉求直接反映出其对于“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基本法”基本精神的无知，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不力的积弊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特区政府强化“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2014年6月，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基础教育指引》，首次在小学阶段“德育及公民教育”项目中引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学习元素。2017年3月，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中学教育课程指引》，建议中学在初中3年内预留至少15个小时讲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虽然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的课程支援，但在关联独立学科和现实议题教学的模式下，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既零散又不完整、既重时效又功利化，最终能产生的效果并不容乐观。
二、港人“国家认同教育”困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港人的“国家认同教育”呈现出这样一种艰难局面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概言之，主要有部分港人的思想认识偏差、反对派的长期阻挠和教育改革的政策局限三个层面的原因。
（一）香港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固守意识形态偏见、不愿适应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社会心理
早在1984年，“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重要思想。其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基础上又进一步传承、丰富和深化了这一思想。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政府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在“一国两制”下，治港者肩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等重要阐释。可以说，“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必须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爱国爱港”也必须如同“法治”一样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核心价值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香港社会各界，无论信仰什么主义、秉持什么立场，都有责任、有义务超越政见差异，团结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共同加强对港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以促使“一国两制”事业在香港特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然而，部分港人始终无法认识到这种“逻辑必然性”，始终不谈“一国之大同”而只强调“两制之大异”；又或者长期以一种“教条化”“简单化”、本质为“西方中心”的所谓“国际标准”来审视国家的特殊国情，始终以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来警惕乃至敌视统一于“一国”之内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片面认识或错误思想，弥散于香港学校、家庭、社团、媒体等各个社会领域、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致使相当一批港人既不愿确立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努力“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决心和诚意的基本信任，更不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予以必要的“同情之理解”。在这种社会心理下，旨在促进“国家认同”的各种教育形式都很容易遭受各种“莫须有”的攻击和抵制，“国家认同教育”总是步履维艰。此种“因果循环”，又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对国家的无知和冷漠，甚至助长了“本土主义”分离思潮的产生和兴起。
（二）反对派在教育和传媒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强势的话语权
在教育领域，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以下简称“教协”）是一个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组织。作为香港规模最大（现有会员近10万人）的单一行业工会，“教协”同时也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泛民”组织，政治立场鲜明。2009年新高中课程出台以来，“教协”一直密切跟进通识教育科的教学情况，并长期为通识教育科师生学习“现代中国”单元提供了大量抹黑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状况的教材。2012年“国教”风波期间，“教协”一方面大肆宣传针对国民教育的各种污名化指控，另一方面广泛组织动员要求特区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游行示威，这不仅直接导致“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胎死腹中”，而且致使教育部门和学校从此以后谈“国”色变，并波及一切“国家认同教育”形式，后患极大。在传媒领域，壹传媒有限公司是香港一家亲“泛民”的传媒企业，曾先后推出《壹周刊》(1990—2018)、《苹果日报》(1995年至今）、《爽报》(2011—2013)等杂志和报纸。其中，定位于“小报”的《苹果日报》，常年是香港所有收费报刊中读者人数最多的日报，影响范围尤其广泛。长期以来，《苹果日报》站在“反共反华”的政治立场上，一方面竭力为“泛民”、各种分裂势力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主张和理念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大肆丑化国家形象和内地人民，极力挑拨香港同胞同内地同胞的关系，刺激内港矛盾。在通识教育科“剪报教学”的模式下，相关议题的材料都会以正反观点的形式纳入教材，进而源源不断地流入通识课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网络化浪潮席卷全球，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网络媒体方兴未艾。伴随着香港社会各种新兴政治势力的产生，诸如《热血时报》(2012年至今）、《立场新闻》(2014年至今）等亲“泛民”和“本土主义”的网络媒体也相继出现。2019年，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对传媒展开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有的网络媒体中，《立场新闻》的“公信力”得分高居榜首。在严重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结果固然会失之公允，但亦从侧面说明反对派在网络媒体领域的影响力相较于各种传统传媒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新形势下，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势必受到更为深刻的负面影响，“国家认同教育”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千禧年”教育改革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教育改革的风潮下，香港对其教育制度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迎接经济转型、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各项挑战。2000年9月，教育统筹委员会向特区政府提交《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正式拉开了香港教育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旨在革除“填鸭式”教育的弊病、建立起利于“终身学习、全人发展”的教育体系。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教育部门在此后近10年间相继从课程、评核和学制等方面对各教育阶段的教育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最为核心、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2001年启动的课程改革。在课程架构方面，课程改革的主要线索是通过压缩传统“科目”、划分“学习领域”的方式减少“科目”数量，从而开辟新的教学空间，融入通识教育科、应用学习、其他学习经历等新的教育元素，促进多元学习；在教学文化方面，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变教师单向的知识传授为学生自主的知识建构、变课本主导的单一教材模式为报章、杂志、网络并进的多元化教材模式、变偏重学术的应试教育为兼顾德、智、体、群、美的全人教育，如此等等。尽管这些理念和举措对于提升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产生了不少“名不副实”和“矫枉过正”的问题。一方面，新课程不仅未能帮助师生和家长“拆墙松绑”，反而致使其工作和学习负担更加沉重，包括品德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在内的各种价值观教育仍然是课程体系中备受冷落的项目，中国历史科更是在课程合并和学制调整过程中一度失去独立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新课程特别是通识教育科过于淡化传输基础知识，过于强调培养共通能力，过于忽视规范性的教材，过于重视多元化的资讯，学生往往在缺乏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基本学养的情况下“批判性”地探究“现代中国”和“今日香港”中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等一系列对知识储备和思维层次有较高要求的复杂议题，以至于极易受到主流舆论的负面影响，人云亦云。可见，尽管“千禧年”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立意甚高，但客观上并未能很好地兼顾没有“实际效用”的价值观教育和没有“短期效用”的基础知识教育。对此，近年来，特别是“占领中环”运动和“修例”风波以后，随着部分青少年在品德和“国家认同”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相关参与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已经逐步意识到这场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所存在的历史局限。
三、港人“国家认同教育”改进的政策建议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整体布局上需要学校课程教育和社会舆论教育的密切配合，在具体教学中少不了教师和教材的正确引导。因此，有必要对其中每个存在疏漏的环节进行全面改进，以促使“国家认同教育”落到实处。
第一，重新规划并启动将国民教育课题整合成独立必修科的相关工作。在“国家认同教育”的各种具体形式中，无论是国情教育、“国史”教育，还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教育，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都面临着实际教学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试图加强何种形式的“国家认同教育”，都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无论是从生活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同胞应尽的义务角度来看，还是从培养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客观需要的角度来看，重新规划并启动“国民教育科”的相关工作都势在必行。唯有在独立必修的“国民教育科”中融入当代国情、历史（主要是近现代史）国情、“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等内容，才能从形式上一体化地解决长期存在于“国家认同教育”中的碎片化和教学不足的问题，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循序渐进地加深对国情、“国史”“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全面、客观认知。
第二，必须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公民教育课程体系、中国历史科等所有具有价值引导功能的课程和科目教师进行严格的遴选、培训和管理。
在“国家认同教育”的各种具体形式中，无论是价值观教育还是知识论教育，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导向“国家认同”。因此，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特定价值的引导者，使命崇高，责任重大，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然而，长期以来，有相当一批教师不仅对此并不认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课堂上开展批判教育、丑化教育和仇恨教育。为此，无论是出于“国家认同教育”的性质考虑，还是出于“国家认同教育”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考虑，都有必要依法特别是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全面筛选相关课程和科目的教师，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培训和管理，以首先确保这些教师自身具备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资质。否则，在近年香港政治严重分化、社会严重撕裂的局面下，任何培养国家认同感的平台都可能变质成为滋生国家疏离感的温床。
第三，必须统一规定并审核通识教育课程、公民教育课程、中国历史科等所有具有价值引导功能的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
应不应该统一并审核相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在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香港社会是个争议已久的话题。支持者以实效为导向，认为统一规定并审核课本和教材有助于纠正偏差、提高质量、规范教学；反对者以理念为导向，认为统一规定并审核课本和教材违背了“千禧年”教育改革“多元化”的初衷。正是因此，即便长期以来因课本和教材引发的教学事故已屡见不鲜，饱受诟病，教育部门也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应对措施，仅于近期开始提供自愿性质的咨询服务。在此，需要明确的是，相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问题，虽然在教学层面是一个专业问题，在执行层面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其本质更是一个关乎培育“爱国爱港”核心价值观和管治人才、关乎“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考量绝不应局限于教育课程改革之一隅，而应着眼于“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之大局。再者，教育课程改革本身也客观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弊端，一些理念和措施理应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故而，相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统一相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建立规范的送审制度。
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等新技术手段，讲述有质感的“中国故事”，增强“爱国爱港”力量的舆论话语权。
近年来，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已经彻底颠覆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社交模式和获取资讯的方式。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和2019年“修例”风波之所以能以这样一种超常规模和即时方式展开，原因之一便是参与者利用Facebook、FireChat、Telegram、Lihkg等社交软件、即时通信软件和本地论坛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这意味着，在课堂上系统开展的“国家认同教育”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虚拟世界碎片式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必须严格依法特别是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对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严守底线和“红线”；另一方面，“爱国爱港”力量也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新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等一切新技术手段，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以大多数香港同胞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国故事”，切实引领舆论导向，强化舆论话语权。
总而言之，在香港开展港人“国家认同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无论是内地人民还是香港同胞，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正视而不能忽视，必须果断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解决起来必须久久为功，绝非朝夕之功。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有赖于香港社会各界务实讨论、凝聚共识、以“一国两制”事业的大局为重，共同承担起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促进“人心回归”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来源：《中国教育科学》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