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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丨黄元山:关于改革香港通识教育的思考
2026-01-07来源:《港澳研究》2021年第2期作者:黄元山,郭凯杰,邓颖研

引言

通识教育科(下称“通识科”)始于2000年至2010年的香港教育改革。自2009年新高中学制实施以来,通识科成为了必修、必考的四大核心科目之一。自2012年起,在香港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框架下,学生在中学文凭考试中的通识科成绩也被列入大学最低入学要求。通识科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回应香港应试文化、读书囫囵吞枣的问题,希望通过一门综合性并与时俱进的核心学科,协助学生跨学科学习、掌握明辨性思考能力,并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通识科课程内容涵盖“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和“能源科技与环境”六大单元。作为一门极为重要且具挑战性的综合学科,通识科自开办起不断引来社会各界的众多不同声音,数次被卷入社会运动及政治风波。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之后,社会多方人士再度质疑通识教育科实行九年来是否能够真正达到科目的教学宗旨。社会各方人士对通识科提出各种各样的怀疑,有些批评通识科给学生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有些质疑科目内容已“异化”,有些更指责教学过程“将政治带入校园”甚至“毒害”学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0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就通识教育科进行改革,随后教育局亦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未来通识教育科保持必修、必考,但将由原来的七级考核评分制度改为仅分及格或不及格的评分等级。原来的课程内容及课时均将减半,取消以往必修的独立专题探究(IndependentEnquiryStudy,简称IES),并精简课程内容、提高学科内的讨论深度。同时,政府将提供内地实地考察机会,让学生通过沉浸式学习深度认识祖国的文化和发展。特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随后解释,希望通过删减课程内容及课时释放出更多时间让学生多修一门选修课,或多投放时间在应用学习上。他同时提到教育局仍在考虑以“达标”及“不达标”代替“及格”与“不及格”,亦不排除多加一个等级。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是在回应社会对通识科的怀疑和批评,更是在回顾通识科的初衷和宗旨后进行的审视和检讨。教育的发展是下一代青年培育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在现今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通识教育对于下一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也被保留为高中必修、必考的核心学科。尤其在全球网上资讯泛滥的今天,学生必须学会辨别资料的准确性,掌握事实的真相。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世界上多个主要国家均越来越重视培养年轻人明辨性思考、沟通技巧、公民意识,以及自主学习能力。这些新时代的教学目标均与通识科的宗旨不谋而合,也是通识科必须为学生打好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动荡也不断从多方面给通识科的教与学带来崭新的挑战。

本文通过回顾通识科的科目宗旨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先性教育政策的比较,指出香港现行通识教育科在课程、考评、教材、教学过程和衔接五大范畴中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课时的限制,文理科的不平衡,考评和升学衔接制度给教与学带来的不必要压力,以及教材质量和教师素质上所存的疑虑。解决这些问题是落实通识科宗旨并引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新一轮改革的开端,只有不断反省、不断创新才能使通识科成为一门真正引领时代发展的综合学科。

一、通识教育科的初衷和发展

自2000年至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全面教育改革起,通识教育科便是香港教育制度和改革中的重要一环。通识科源于1992年起推行的高级补充程度会考(ASL)通识教育科。ASL和新高中通识科的宗旨和教学方式类似,但后者的课程内容相对更广泛。自2009年起,通识教育科成为新高中学制(NSS,下称“新高中”)的四个必修核心科目之一。当时的负责官员对通识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该科可推动教育的范式转移,由着重传授知识变成以学生为中心,为二十一世纪的学生提供全人教育。《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更以此为基础,设计出一个以培养学生多种价值观、技能和知识为目标的课程框架。通识科的跨学科设计和非传统的教与学模式均是上述目标的体现。

2005年,教育局已将通识科的目标归纳为“ABC”,即提升时事触觉(Awareness)、扩阔知识基础及观察事物的角度(Broadening)和明辨性思考(CriticalThinking)。科目宗旨涵盖知识、技能及价值观三部分。在知识上,科目旨在加深学生对自身、社会、国家、人文世界和物质环境的理解,并培养学生对不同情境中经常出现的当代议题作多角度思考。在技能上,科目旨在为学生建立终身学习的能力,包括明辨性思考能力、创造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和运用资讯科技的能力,让学生成为独立思考者,能够适应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建构知识。在价值观上,通识教育科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多元社会中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观点,并成为对社会、国家和世界有认识且负责任的公民。

通识科不仅是本地教育发展的产物,更随着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应运而生。科技的发展为教育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与挑战。在现今的社会,每秒钟均有无数资讯经由互联网传输到世界各地。网上新闻和社交媒体主导并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令假新闻和谣言成为全球社会均需面对的重大挑战。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检视年轻一代如何处理网上资讯。斯坦福大学2016年一项有7804名中学生和大学生参与的调查显示,逾八成学生无法辨别真实和虚假新闻,而大部分受访者承认难以确认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消息是否可靠。麻省理工学院一项2018年的研究则发现,假消息比真实新闻在推特(Twitter)上散播得更快。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学生必须拥有明辨思考能力,通识教育科也比以往变得更为重要。为适应以上全球性趋势,世界上多个主要国家均愈趋重视明辨性思考、沟通技巧、公民意识,以及媒体素养、判断传媒消息真伪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新加坡于1997年推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Schools,LearningNa-tion)政策理念,希望透过教育巩固具创新能力和明辨性思考的文化。随后更以此理念为基础,发展“21世纪技能”(21CC)框架,务求令学生成为具有公民素养、全球化意识及跨文化技能、明辨性及创新思维,以及讯息及沟通技巧的人才。美国教育部则采用由下而上的方式,在2002年与苹果、思科、戴尔和微软等私营企业组成“21世纪技能联盟”(P21)。该联盟于2007年发表《21世纪学习框架》,指出包括明辨性思考(Critical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协作(Collaboration),以及创新(Creativity)的4C原则。州政府和学校组成了社区网络,携手推动学校实现4C教育目标。

慎思明辨的先决条件是要清楚掌握事实的真相。通识教育科和全球各地发展“二十一世纪技能”的目标与方法不谋而合,但多年来却遭受猛烈的抨击。批评者认为,通识科教学水平参差、教材质量存疑、课程内容广阔但含糊、考评方法不恰当,令人质疑通识科能否有效开阔思维,培育思考能力和正面价值观,并引发对该科价值和宗旨的讨论和辩论。即使当年的政策文件和记录早已表述通识科的多个目标,教师和教育专业人员对该科的宗旨及教学方法仍有不同理解。科目宗旨和其在大学招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冲突,令人怀疑单凭一个核心科目能否达成“ABC”所涵盖的多方面政策目标。

二、课程设计、教学和考评机制有待改革

(一)课程设计须取得文理平衡并促进实践应用

通识教育科科目宗旨涵盖知识、技能及价值观三部分。这三个部分均需通过课程设计、教材、教学过程、考评和衔接这五个环节逐步实现。现行的通识科考核内容范围广泛,但课时却十分有限。在目前的新高中学制下,作为四门核心科目之一的通识科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的评分分为七级,而考生必须考获至少第二级的成绩才可能达到申请修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大院校中四年制学士学位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在时间紧迫而考试成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性压力下,通识科为改变香港应试教育和死板读书文化而设的初衷难免大打折扣。通识科的目的是要提供全面、多元化且深入的学习体验。因此,通识科的课程、考评和衔接框架必须提供空间促成上述目标。

现行的通识科课程涵盖三个学习范围,共有六个单元、十二个主题。科目广泛涵盖多元内容,但只占新高中学制课程课时的10%。教师须于约168课时内完成六大单元,即每个单元约14小时。在有限的课时内准确地、完整地并有深度地教授通识科所有内容,对众多教师来说都是一大挑战。通识科的初衷是要提供全面的学习体验,“让学生能接触到截然不同的学习领域,做到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然而,目前的课程严重偏重人文学科:六个单元中,仅有两个是科学内容。在教学成效不确定而升学压力重重的两难下,课程和考评策划者必须了解实际课堂中对通识教育科目初衷的落实情况,且深刻反思如何才能帮助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以及升学或就业目标。

自从推行新高中学制以来,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试(HKDSE,下称“文凭试”)中科学选修科的学生人数一直呈下滑趋势。与国际学生相比,香港学生的科学成绩在近几年也未有进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显示,香港学生科学科的平均成绩自2009年的第三位降至2018年的第九位。相反,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则在2018年的PISA排名中名列前茅,分别高居第二位和第一位。在通识科之中,科学内容的深度当然难以和传统科学学科相提并论,但通识科应利用其跨学科的特性,特别注重具社会性的科学议题(Socio-ScientificIssues,SSI),以科学内容作参考,积极鼓励学生深入参与跨学科、议题为本的讨论。讨论题目可以围绕全球变暖、基因测试、营养等在社会上具争议性的议题,从中教导学生如何将科学的原则在现实之中应用。当然,要能够从科学角度进行议题探究,必须先拥有扎实的科学知识。

通识科的初衷或许也期盼能从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应用及价值方面为学生打开一扇认识科学、了解科学的大门,逐渐令学生产生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科学知识和素质的培养,也未必全然依靠传统科学学科中的专业知识。美国26个州于2013年携手推出“新世代科学标准”(NextGenerationScienceStandards,NGSS),为K-12级(相当于从幼儿园到高中三年级)学生提供科学教育的国际基准。其中一项关键教学方针就是通过各内容范畴向学生介绍核心科学理念,而非灌输任何特定的技术性资料。与SSI的教学方法相似,“新世代科学标准”让学生在接收新资讯或遇到状况的时候学会应用已有的理论知识,从小培养学以致用的重要技能。这样的教学模式对通识科训练“21世纪技能”的宗旨非常贴切,值得我们参考,也有望改善香港学生的科学素养。香港教育局可以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为学生提供不同的修读选项,以确保学生针对文理两方面都能够进行平衡且深入的学习。主修科学选修科的学生应选读侧重人文的选项,而主修人文选修科的学生应选择侧重科学的选项。分开修读选项的安排,意味着学校可委派具专门知识的教师分别任教,在充分利用教师的优势之余减轻他们的整体工作量。提供修习选项并不代表增加整体内容,而是希望透过内容的重整达致更佳的平衡。

除了在课本上的学习外,通识科更应该鼓励学生通过实际体验探究并认识自身、社会、国家、世界,教导学生如何从生活中学习。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的通识科改革中一大特色是“为学生提供结合课程的内地实地考察机会”。这项方针实际上和库伯著名的“体验式学习圈”理论不谋而合。体验式学习鼓励学生从亲身经历和反思之中学习,近年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欢迎。新加坡早在1998年已推出“学习之旅”,各年级学生均须强制参与。“学习之旅”是当地学校教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到访文化遗址、公营及私营机构,同时与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科的学习相结合。学校可自行建立伙伴关系,而新加坡教育部则整理了一系列名单,列出以课程为重心、愿意提供学习体验的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新加坡交易所,以及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均在名单之上。实地考察的机会将帮助学生通过观察反思、概念化、主动实践和具体经验这四个步骤,达到掌握事实、厘清概念、明白分歧和冲突、反思、评鉴和解决问题等多方面学习目标。通识科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所实践、评鉴和反思,与体验式学习非常吻合。因此,教育局可以寻找合适的伙伴,共同发展和课程相关的体验式学习活动,进一步加强学习效能。

(二)考评及衔接制度须促进而非阻碍学习

除了课程设计之外,考评和升学制度也是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根据《课程及评估指引》,评估需满足三个主要目标:首先,要就教育成效的大小和学生在学习方面的能力强弱,向学生、教师、学校和家长提供反馈;其次,要为学校、学校体系、政府、大专院校及雇主提供信息,以便各持份者能监察成绩水平,有助他们作出遴选决定;最后,要促进学习及监察学生的学习进度。可是,现行的通识科考评机制过度执着于成绩而非学习过程,而且现有的考评机制中对明辨性思考的评核与语文能力的评核难以分割。按照目前的升学衔接安排,学生必须于通识科考取至少第二级的成绩,方有机会被大学录取,而且第二级以上的每一个级别都会影响到学生能否进入心仪学科。将这种以成绩为重心的升学方式套用到通识科,有违发展高层次思维和自主学习的精神。

教学术语中通常将评估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学习的评估”,二是“促进学习的评估”。“对学习的评估”是要评定学习进展,因其总结学生学习所得,故又被称为总结性评估。“促进学习的评估”则以学习为中心,运用从教学过程得来的反馈调节教学策略,以加强学习成效。因其目的在于学与教过程的发展和调节,所以又被称为进展性评估。目前通识科的考评机制执着于学习成绩而非“促进学习的评估”。相较于传统科目,通识科从本质上更需要“促进学习的评估”,而非“对学习的评估”。“促进学习的评估”有助训练分析技巧,而非要求考生强记有限的资料。正如《课程及评估指引》指出:“就教育理念而言,进展性评估理应更受关注,并给予高于总结性评估的地位。”

通识科的考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一项困难在于难以就学生的明辨性及高层次思维作出准确的评核并给予等级。思维技能难以量化,文凭试中5级和3级的评分未必就能代表学生明辨性思考技能上有确定性的差别。缺乏方法以评估明辨性思考能力这个难题并非香港所独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亦同样未能掌握。相较用以评核思考能力的测验,为死记硬背资料而设的测验显然更容易设计。以往通识科的评核框架因只采用短答和论文的模式而难以让评卷员公平审核学生的能力:绝大部分教师及校长均相信通识科考试对语言能力较佳的学生有利,其批改过程更可能涉及评卷员的主观判断。因此,最新改革中将通识科的考评改为“达标”和“不达标”的改动有望为学生释放不必要的应试压力,并让校内评估向“促进学习”的方向发展。应一些人士提议,教育局正考虑在“达标”和“不达标”的标准外再增加一个等级,反映考生的优异表现。目前,香港的大学入学标准非常僵化:基本入学要求列明,学生须在文凭试的中国语文科及英国语文科获取第三级,并于数学科和通识科获取第二级成绩,方具备入读大学的资格。将这种以成绩为重心的升学方式套用到通识科,有违“促进学习的评估”的精神,亦会阻碍高层次思维和自主学习。要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并终生学习的学科目标和宗旨,无疑需要将科目的焦点从最终成绩及“对学习的评估”转移至学习过程及“促进学习的评估”。通识教育科应透过聚焦学习过程而非考试成绩,以加强学习者的动力。通识科应被保留为高中必修科,以彰显其教学价值和目标,但大学招生却应只以及格与否作为考虑的标准。环顾世界各地的做法,甚少将类似通识科的科目列为大学入学条件。香港却将其成绩作为能否入读大学的成败关键,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新加坡的“理解与写作”课程和香港通识科具有不少共通点,但各大学和其学院或学系相对更能够自行厘定招生要求。即使未能通过“理解与写作”的考核,当地学生仍能报读部分大学学系,如科学相关的课程。如将通识科的成绩排除在大学联招分数计算之外,便可提升各大学院招生的自由度,同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空间探索其他考评方式,更准确、有效地评估学生的表现。

改变评分制度或者大学入学标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通识科的考试或将该科列为选修科目。在被考试主导的香港教育体制下,取消考试可能会导致一些学生完全放弃修读通识科。通识科连接不同学科,包括众多核心科目和选修科,也有必要被保留为新高中学制中的必修核心科目,以及香港中学文凭试中的必考科目,但可以取消通识科得分在大学联合招生过程中的计算,仅以及格作为升学要求。将考核评级改为“达标”和“不达标”,已足以应对上述提及的评级困难。长远而言,通识课必须将学习过程和体验作为重点,公开考试的重要性仍须谨慎审视。

总而言之,目前通识教育科过于紧密的课程编排不仅让教师和学生难以完成,更阻碍了在教学之中融入体验式学习元素的空间。因此,重整课程焦点并删减内容,不仅有助平衡文理科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更能为学生创造体验式学习的空间,从而真正发挥通识教育科的精髓。通识教育科应透过聚焦学习过程而非考试,以加强学习者的动力。同时,通识科应被保留为高中必修科,以彰显其教学价值和目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学会理性解读多种价值,在现代多元社会中成为认真尽责的公民。

三、改善通识科教材和提高教师素质

作为培养学生“二十一世纪技能”的主要核心科目,通识科的特质使之对专业又与时俱进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要求更高。面临资讯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通识科必须重视教材质量和教师资源的发展,确保学生能够掌握丰富的基础知识并培养正面的价值观。现行的通识教育科在教材问题上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虽然通识科需利用广泛的资源作教材,但教师却依然依赖教科书。其次,市场上的教科书质量参差,具较大争议性。同时,通识科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亦大于其他核心科目。由于课程内容广泛,教师必须掌握多种不同的课题和概念,同时要协助学生掌握思考能力、表达技巧、自主学习等多种能力,以达致理想的学习成果。教育局有必要就通识科教师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发布教学指南,建立学习社群,并确保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执教通识科。

随着世界各地的教师更多地运用资讯科技和网上资源作教学,教科书早已不再是必需的教学材料,教育局本身也并不建议通识科教师依赖教科书。《课程及评估指引》指出:“有鉴于高中通识科所研习的当前持续讨论的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中,因此,相关的教学资源不应只源教科书。”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学校仍要求学生购买或使用特定参考书或教科书,教师也仍依赖教科书作为主要教材之一。然而,市场上的教科书质量却参差不齐。芸芸科目之中,只有通识科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教科书质素保障机制。部分传媒曾引述偏颇的教材内容,当中可能包含错误资讯。就此,教育局于2019年推出自愿性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旨在从课程角度提供专业意见及建议,务求能更有效地实现课程和科目目标。计划推出以来,一共七所主要通识科教科书出版商向教育局提交了合共十套教科书。这些出版商是通识科教科书的主要来源,而教育局亦正考虑将自愿送审机制提升为强制执行机制。即便如此,自愿送审机制仍引来公众关注,有指冗长的审核过后教科书内容可能已经过时,亦有人关注审核会否等同政治审查,以致衍生过程透明化的需求。

要改善现时的教材,政府应双管齐下,公布清晰而透明的审核准则,扩大涵盖范围至随教科书附带的教材,并推荐合适的网上学习资源。政府提供的教科书咨询服务不但及时,亦受到欢迎,但审核过程的透明度仍需提升。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系列如补充练习和网上资源等辅助教材也在通识科教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识科网上资源的内容质素和中立性为人诟病,有时甚至较教科书更甚。但网络世界资料众多,一篇简单的新闻报道就可以被用作通识科教材,不可能一一予以审阅。教师缺乏时间编制自己的资料库,需要外界支援。香港教育城的通识教育科网上资源平台是教育局所提供的主要网上资源之一,其可用性和吸引力却备受教师诟病。从上述内容可见,要求教育局全面负起制作网上教材的责任并不实际,但政府仍可推荐第三方的资源提供者以促进教与学。推出“适用书目表”有望帮助政府担当策划的角色,邀请有兴趣的团体递交网上资源,经审视和筛选后再编入网上指南供公众参考,在确保教材中立的同时保证优越的教学质量。

与其他科目相比,通识科教师通常要兼教不同科目。由于课程内容广泛,教师必须掌握多种不同的课题和概念。长远而言,训练通识科专科教师是合理的举措。可是,目前专门为培训通识科教师而设的本科课程却正在减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资料显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于2013/14学年均有开办教育学士(通识教育)学位课程,但到2020/21学年,只有香港浸会大学仍保留该课程。在专科培训尚未完善而且通识科本身对教师应变能力要求较高的环境下,持续专业发展变得尤为重要。公布教学指南,列出通识科教师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可厘清当局对教师和学校的要求,有助他们最终获得所需的培训。教育局可因应通识科需要,修改“为教学专业团队指定的标准”,为教师和学校管理层提供训练和持续专业发展的指引,亦可引用并节选《课程及评估指引》中所列的教师通用资源,有助早已分身不暇的教师消化该指引内庞大的资料量。有了该份指南,不但可令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具成效,必要时亦可提供进一步的培训。

通识科教师面临的挑战不仅源于他们的工作量,更是因为通识科本身的知识和技能需求必须不断更新。因此,持续专业发展对通识科教师而言尤其重要。教育局目前为通识科教师提供的支援包括派出学校发展主任提供特定支援、发展学习社群等。但教育局推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措施成效仍具争议,仍有改善空间。有鉴于此,教育局已推出新举措,由2023/24学年开始为入职三年或以内的教师新增九十小时强制训练课程。该训练课程或能整合其他现有培训措施,使教师持续专业发展更综合有力。要达到通识科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目标,必须加强学校、教师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不断强化通识科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更新教学指南,改善学习社群,并直接提供体验式学习。只有完善教材质量监管和教师持续培训,才能保证通识科教学内容的真实准确,以中立持平、不偏不倚的态度引导学生建立扎实稳固的知识基础,并培养积极正面的态度和价值观。

四、结语

通识教育科是一门复杂但抱负不凡的学科。香港在推行通识科之初,曾因其原创性而被世界各地视为开创先河之举。但时至今日再回首,通识科似乎并未达成当初的良好愿景。通过回顾通识科的科目宗旨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先性教育政策的比较,本文指出了香港现行通识教育科在课程、考评、教材、教学过程和衔接五大范畴中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其中包括课时的限制,文理科的不平衡,考评和升学衔接制度给教与学带来的不必要压力,以及教材质量和教师素质上所存的疑虑。不过,即使现行的通识教育科有其弱点,也曾引来社会各界不同方面的质疑,我们依然不应否定其价值,更不应使其功亏一篑。通识科是香港发展创新性教育并培养“二十一世纪技能”的重要一环。通过全面改革,通识教育科完全可以重现光彩,引领新时代的发展。现在,通识科的课程内容已予以重整,考评机制也改为只分“达标”、“不达标”等二至三个基本等级,科目的教程和评审焦点更应集中于学习过程而非总结性成绩。要达成真正的跨学科学习能力,通识科的各种学习目标,如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等能力,仍需融入到其他各科之中。优秀的思考能力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知识基础上,因此,通识教育科尤为需要素质优良的教材和教学过程,使其潜力能够全面发挥,成功培育新一代懂得跨学科学习,能够独立思考、终身学习,并接纳不同意见的人才。

(来源:《港澳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