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的缺失与香港局势
国民是政府施政与服务的基本对象，更是国家主权的建构主体。一个国家的国民倘若没有共有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国家则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国民的身份认同依靠国民教育进行塑造和培养，国民教育实质是对国民进行国民身份认同与归属的教育，是促使国民凝聚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这对任何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是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和永续发展的基础保障。
1997年7月，中央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从此回归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时指出，香港自回归之日起就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与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道路，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更是开启了新时代香港融人国家发展大局的新征程。回归22周年的发展历程证明，香港在“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东方之珠的魅力、风采依然。
然而，近些年来，香港社会陆续出现了一些乱象，诸如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科推行、2014年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等事件。这些事件的参与主体大多是年轻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香港青年人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其突出表现不仅是国家认同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在香港街头政治运动中不少人挥舞英国、美国甚至香港殖民时代的旗帜。而“违法达义”“香港民族”等奇怪、荒谬的概念成为蛊惑年轻人追随“港独”、对抗特区及中央政府的价值观。这些问题的直接根源之一就在于教育，问题的关键出在香港社会对青少年国民教育开展得不深不透、不严不实，其教育的途径、渠道也缺乏实效性。因此，对如何有效加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本文试图在对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缺失问题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二、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缺失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的杂音和乱象，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它折射出香港青少年对国家、民族及其文化认同的缺失，甚至有严重的离心倾向。在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的高度重视下，这种状况虽然有了不少改观，广大教师和青少年学生对国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要求相比，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还存在许多缺失，其直接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缺少传授国家观念的国民教育课程
香港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居民中有96%以上是中国公民，香港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但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前，港英政府把国民教育作为一个“禁区”,除极少数传统爱国学校外，绝大部分学校不能也不敢涉及国民教育，否则就会被港英政府打压。因此，在回归以前的香港学校教育中，政府当局竭尽全力排除涉及中国的元素，例如：有的学校的地理教材把中国称为最大的邻国；有的学校的历史课把鸦片战争描绘为商业贸易战争，中国历史仅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章节来安排，学生学习到的只是历史的片段，说不出完整的中国历史朝代顺序；语言文学作品的选择打着价值和情感中立的名义，把人文情感教育排除在外。
回归祖国22年来，香港已经整体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但香港学校并没有设置专门传授国家观念的国民教育课程。在祖国内地，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知识是青少年耳熟能详、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内容。但在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了解甚少，甚至少数人对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或有抵触。林沛理先生说：“仿佛很多香港人身上都有一个恐共按钮，只要一有人按下去，他们就会前仆后继地上街抗议。”3由于缺乏独立的课程地位，国民教育被拆分到其他学科的教学中，无法保证国民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学校教育的课程综合化使各门学科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学习议题为导向的拼盘式、快餐式的知识堆积。原本就被拆分到各学科的国民教育进一步支离零散。这样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丢失了科学体系，也不利于人文精神传承，国民教育失去了依托载体。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课程改革提倡课程“校本化”“综合化”,把国民教育、中国历史等课程与其他人文社会课程合并，这就进一步削减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此外，由于香港中小学校在管理上奉行校本自主，各校对国民教育职责与内涵认知不统一，国民教育不仅非必修课程，连教学目标、内容、课时等都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学校每周一课，有的每月一课，课程内容承载量极少且不成体系。
（二）缺少传播民族情感的国民教育教师
香港的教师队伍普遍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心态、理念和价值观上大多倾向西方，在政治理念上则多与泛民主派相近，本土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一些教师自身对国家、民族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政治倾向和立场观点可能受港英管治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现实社会环境影响。香港学校没有专任国民教育的师资，国民教育的教学由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不仅缺乏专业训练，在知识储备与教学能力上也难以胜任。有的教师甚至把国民教育变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教育”。有些教师由于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所限，教学手段和方式单一，加上教学任务繁重，有时会应付了事，这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之回归以来的各种“杀校”（因学生数量不足而停办学校）和教育改革，使原本课业负担极重（平均每周30余节课时）的教师更不堪重负，由此产生了对政府的负面情绪。有些学校的教师更是以学术自由为名，回避政府对高校的管治，有的甚至鼓吹“公民社会”和“公民抗争”的理念，教唆学生走上街头反抗政府。
（三）缺少传承中华文化的国民教育实践
香港文化与祖国南粤文化同宗同源，根脉相连。由于香港曾经历150余年的港英政府管治，长期的历史割裂导致有些香港同胞对国民身份认同的缺失。国家、民族与文化认同离不开情感认同，而情感认同的培养则离不开情感体验，情感体验更需要基于实践和载体来完成。然而，香港大多数中小学校的校园内外缺少有效激发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情感体验的实践活动。比如：由于《国歌法》尚未完成本地立法，香港学校还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升国旗、唱国歌，至今全港仍然有不少学校没有升挂国旗，少数学校甚至没有安装旗杆，有些学校虽有旗杆，却很少使用；有些由宗教团体举办的学校在各种庆典上不唱国歌，而是诵经唱诗；还有的虽然有升旗仪式，但校长在升旗仪式后的讲话变成了宗教说教或其他不相关的内容或活动。不仅如此，学校教育中凡涉及与国家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知识均被碎片化、隔离化，国民教育仅作为学校个人、人文及社会教育科目范畴的一部分内容，分散在公民教育、人文社会等课程中。此外，还由于国民教育不是独立科目，没有独立统一的教材。虽然有些学校开展了与国民教育相关的教学，但教学内容由教师自行编写，教学目标和质量参差不齐。因学校对独立的国民教育教材需求的匮乏，反过来又导致了没有优质的国民教育教材出版发行。加之香港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完全市场化，出版商出于经济效益考虑，自然不愿投资出版市场份额有限的国民教育教材。一些出版商还出于各种利益和政治立场考量，即使能出版的教材，其质量和标准也有失规范，达不到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的目的。
总的来看，目前，香港学校没有专门设置的国民教育课程，欠缺专业培训的国民教育教师，缺乏统一编发的国民教育教材，缺少生动可感的国民教育体验教学，缺失权威机构对国民教育的监管。因此，香港的国民教育缺失了必要的载体和渠道，导致香港青少年既不能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解有关国家、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相关的知识，又不能有效地激发青少年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情感认同。可以说，现阶段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仍存在很大问题。
三、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缺失的深层根源
香港国民教育缺失还有更深层次的教育与社会根源。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时期，远离中国中央政府，语言文字、文化风气与社会制度有别于内地，这些导致了港人的本土意识的滋生，以及对国家认知与认同天然不足。香港回归前，不少学校教育都有意排斥国家和传统文化教育，导致香港青少年无法形成对祖国的正确认识与情感认同。此外，回归初期香港经历了金融风暴和“非典”（SARS）,经济社会诸多震荡使青年人对前途感到焦虑，更使原本就显无力的学校国民教育愈加推行受阻。因此，除了上述缺少课程、教师及实践平台等直接原因外，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缺失还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一）根源于教育发展的传统包袱
香港在开埠初期，港英政府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教育的机构，对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1847年设置的教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都是教会的牧师，这就使得长期以来教会对香港基础教育发展拥有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颇长一段时期，港英政府当局为了减轻对教育的负担与投入，把学校交给社团和教会主办，致使今天香港90%以上的学校都由社团和教会主办，而政府主办的学校仅占6%。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削弱，教会的影响力则更加巨大，宗教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成为学校身份认同教育的主流。回归以来，香港教育的基本制度、条例、办学模式等主要沿袭港英政府管治时期的制度，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在国民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审核、教师培训、教学督导、学校评核等关键环节都层层下放、层层分散，交由校本自主。这些传统包袱的存在，对于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缺乏检查评估和督促落实的有效手段，也没有明确的考量指标。
（二）根源于教育管治的政策设计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港英政府蓄意修订了香港《教育条例》。特别是随着“九七”临近，港英政府加紧部署撤退，在所谓“还政于民”的策略推动下，有意把学校的管治权下放，有关审核拨款、课程编制等职权都交由办学团体。《香港基本法》第六章有关“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的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社会团体和私人可依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宗教组织所办的学校可继续提供宗教教育，包括开设宗教课程。学生享有选择院校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求学的自由”。由此可见，《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教育制度的安排采取完全开放的原则，香港教育的权力由中央授权特区政府，特区政府交托给学校和办学团体，办学团体再交由“法团校董会”,由此层层分权，教育主权、治权不断被分散。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政府在国民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审核、教师培训、教学督导、学校评核等关键环节的权也都层层下放。层层分散，政府对教育政策的实施缺少有效的监督检查手段。
（三）根源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
香港作为亚洲的国际都会，文化资讯传播高度自由开放，已经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学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城市。这种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但也易使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一直以来，怀揣各种目的的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过在香港通过各式各样的组织贩卖、灌输所谓的普世价值、公民抗命的意识形态。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受此影响，这就使得原本就未稳固扎根的国家意识被进一步削弱。更有甚者，它们中的一些组织拉拢青少年，对其进行培训，教唆他们与政府抗争，疏离自己的祖国，这些行径进一步从学校内部瓦解掉了本就无力的国民教育。这些年，大量的学生参与社会抗争便是这一恶劣影响的一个有力证据。
可以说，香港教育发展的历史特性、教育管治的政策安排及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成为导致香港青少年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推进缓慢、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
四、加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的重要举措
对香港青少年加强国民教育是中央和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议题，是培养、壮大爱国爱港力量，也是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的责任使命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阐明：“鼓励学校从‘加深对国家认识’‘提高对国家情怀’及‘实践对国家承担’三个层面入手，为学生提供健全的国民教育学习经历；同时，从‘安排学习经历’‘制作学与教资源’及‘提供专业培训’三个方向，支持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
民族国家构成的先决条件是民族国家内部成员对于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共有认同。因此，尽管对香港青少年加强国民教育涉及的主题和内容非常之多，但根本目标应落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教育，增进他们对国情、民情、世情的认知与理解。
（一）全面加强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其基本内涵是公民对本国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多种元素构成的共同体承认和接受之后产生的归属感。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自觉形成的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国家认同的根本是政治认同，体现为对国家确立的政治制度的认同。因此，要重视在香港学校开展国家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和基本国情的教育，让香港青少年知晓祖国内地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认识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充分了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充分认识中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独特性与优势。
首先，要树立香港青少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心。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实实在在、惠及人民的，是任何理论、理念和思潮都无法抹杀的。开展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要敢于摆事实、讲道理，深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增长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信心。
其次，要确立香港青少年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国家宪法设立的，是单一制主权国家内设置的一个地方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国民教育要使青少年明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来源于中央授权，并非固有的，也不是分权的。香港特区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
（二）大力增进民族认同教育
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与种族（race）、族群（ethnicgroup）不同，其构成不是首先仰赖于血缘、语言、宗教或共同生活经验，而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因此，民族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础。
中华民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民族精神之魂。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由此所形成的中国国民对同属中华民族的信念和情感充分代表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
在祖国内地，青少年拥有清晰完整的民族观念和国家史观，这与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密切相关。而香港尽管已经回归22年，但中小学校的中国历史学科教学却长期非专科专教，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必修必考。香港青少年缺乏完整的中国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导致他们对民族的认同出现断层和碎片化，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不清晰。因此，在香港开展青少年国民教育，需要大力加强民族认同教育。
首先，要使香港青少年认清香港的历史归属。从公元前3000年起，长江中游文化、殷商青铜文化和古越文化先后传到香港。公元前214年，香港被纳入秦国版图，隶属南海郡。其后的东汉、吴、西晋及东晋初年，香港一直属于番禺县。自唐朝起，香港属于循州即今天的惠州。明清时期香港属于新安县管辖。可见，从历史上看，香港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要使香港青少年认识到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同根同源，同属中华民族。1841年，香港只有华人7450人，这些原住民大概是在南宋时期迁入的。如今的香港人的主体是由一代代来自内地的移民组成的，其中以广东一带居多的内地移居人士占93.6%,外籍人士占6.4%。
总之，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要用坚实的历史与事实证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同宗同源，同属中华民族，以牢固树立他们的民族观念。
（三）努力推动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文化辞典》把文化认同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有研究者认为，文化认同的实质是对文化归属的认同与接受，把个体的“我”扩充为集体的“我们”,自觉承认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文化属性与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对外来文化的认同远超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便足以瓦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能使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使该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愈是悠久、深厚，其生命力也就愈强大。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意味着背叛和割断自己的历史。文化认同是国家凝聚力所在，是国家集体意志所在。
文化认同是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承载，是国家认同的内聚力和基础。没有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便难以产生。中华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国民品性、伦理旨趣等民族文化特性，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香港永久居民中超过96%的人是中国公民，他们的中华民族身份固有确定，与内地同胞同根同源，天然是中国人。香港的主体文化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当中。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女士曾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价值观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中“仁”“义”“忠”“恕”的影响至深。
然而，由于长达150余年港英政府管治的深远影响，香港回归以后在历史文化教育上的欠缺，以及传媒的误导影响等，使得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文化上崇尚西方价值观，张扬自由民主，疏离甚至抗拒母体文化，一部分人依然对旧时光存在迷思，亟须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缝补文化认同上的不足。
应当注意，加强文化认同不仅是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还应当加强对当代中国新文化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祖国内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集体主义精神，求真务实、积极创新的改革精神，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主精神都是香港青少年所缺失的。为加深香港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理解和感受，香港学校可与内地学校建立广泛紧密的合作联系，经常组织开展交流活动，比如一同上课、听课和交流，共同组织朗诵、演讲、音乐和文体比赛等，在润物无声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中达到心灵交流，文化共融。
（四）香港特区政府及教育界应当积极作为
回归祖国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并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即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教育属于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的职责是制定、发展和检讨学前至高等教育的政策、计划和法例，监察教育计划能够有效推行。因此，可以说特区政府对推行国民教育拥有主导权，负有主体责任，也是实践“一国两制”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教育界应敦促特区政府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问题的担当与作为。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应抛弃历史的包袱，排除各种干扰杂音，敢于面对社会现实的挑战，义无反顾地加强青少年的国民教育。比如，应加强国民教育总体规划的制定，在各级各类学校设置国民教育相关课程，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加强教师培训和教材研发，对各学校的国民教育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国民教育内容列入考试升学主要内容之一，等等。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要加强对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情况的监督。国家有关部委应根据特区政府的需求主动提供协助。内地相关省市要积极配合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实践和国情交流体验。香港各办学团体、中小学校要把学生认识国家、了解国家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主动赴内地开展学习交流，特别是开展姊妹学校的深入合作交流。相关教育团体要加强专业交流合作，共同开发优质的国民教育课程资源。不仅如此，还要积极引导香港学校和青少年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利用自身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平台优势，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
五、结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有关民族国家的著名论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共同体的想象就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历史证明，对民族国家的共有认同虽然有时是自然的产物，但更离不开教育有意识的塑造和培养。正因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都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和手段发展国家认同教育，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人与内地人同属中华民族，香港的青少年不仅是香港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推动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促使人心回归，既是香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国家长治久安、香港繁荣稳定的有力保障。因此，在香港开展青少年国民教育，合情合理，不仅无须“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应当切实大力的推进。
要扎实有效地开展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就要大力增进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和对文化的认同，大力推动特区政府主动作为，认真研究并采取适当措施，让香港青少年学生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认识建立在丰富、坚实的历史与事实根基之上，使他们由衷地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发自内心地为国家而感到骄傲。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