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主题与关键抓手。“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思政课的内容衔接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衔接上。所以，教材编写一体化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教材编写一体化的前提是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出台，因此，要“实现各学段教学内容和目标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就必须制定符合时代要求且科学管用的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变迁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演进规律与未来展望，旨在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承担的重要任务，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向纵深发展。
一、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演进历程
政策集中体现执政者的价值观念、治理理念和利益意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有效推动思政课教材体系的系统建设和深入发展，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这些文件为主线，按照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师法苏联到泛政治化的政策探索期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教育政策，党和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法。”但由于思政课教学刚刚起步，统一编写教材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政课教材主要是采用学习苏联、翻译苏联教材的方法加以解决；同时，基于翻译苏联教材的经验总结，教育部决定立足中国实际，重新编写适合新中国需要的新教材。为此，教育部陆续颁发了《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促进了大学与中学思政课教材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正常秩序被打破，使思政课教材整体出现泛政治化倾向，思政课教材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二）从拨乱反正到依法治教的政策规范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政课开始重建和复兴。1981年，党和政府决定在小学各年级开设思想品德课。自此，思政课在课程设置上实现了大中小学的一体贯通，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也逐渐发展进入到依法治教的政策规范期。
1.明确思政课的地位与作用
将思政课纳入到学校课程体系当中，并明确规定其地位与作用，是开展思政课教材建设的必要前提。教育部在《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相关政策中明确提出，“小学思想品德课对促进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学政治课不仅是中学主要课程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区分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重要标志。“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另外，国家在恢复学校思政课教学的同时，更赋予思政课必修课程的地位，开始逐步将其纳入到相应的学科建设之中。这不仅极大巩固了思政课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为全面推进思政课教材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实现思政课的一体化设置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遭到严重破环，青少年一代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思政课是承担此项重任的关键课程。为此，1981年小学各年级普遍设立思想品德课，其与中学思想政治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思政课课程体系，有效实现了思政课在课程设置上的一体化。然而，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名称在这一时期有不断的变化与调整。
以初中思政课为例，国家教委在1992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稿）》中，将初高中的政治课程统称为“思想政治”；2003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将初中思想政治课改称为“思想品德”。尽管课程的具体名称在不断变化，但这恰恰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如何有效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不断尝试与探索。总体来讲，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一体贯通式设计进一步推动了思政课教材的一体化建设。
3.制定思政课教学大纲制度
为了编写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建设需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以及新时期青少年心理发展状况的新教材，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但改革现行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涉及到教材和课程设置等诸多环节，还涉及到与其他学段的分工与衔接。为此，国家教委决定制定新的课程设置方案，编写示范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并于1992年印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和《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教学大纲创新发展成为课程标准后，又在21世纪初相继颁布了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并首次在整体设计中小学思政课程结构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中小学思政课具体的教学目标要求，推动了各学段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向前迈进。
4.建立思政课教材管理制度
随着思政课教材建设实践进程的不断推进，教材管理制度也开始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先后成立了统揽教材编辑审定和课程设置等工作的全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和首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并相继出台了《关于普通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关于编写出版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材的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大中小学教材以及思政课教材管理文件。此外，为使德育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教育部于2005年成立了统筹各学段德育课程设计、课程标准制订和教材编写等工作的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审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这不仅是新世纪以来我国首次整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同时也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的管理制度。
（三）从整体规划到多维立体的政策革新期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并作出了全面规划课程设置、大力创新教材管理制度、加强教材研究等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使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进入到课程、教材、研究多维立体推进的政策革新期。
1.全面推进思政课课程群建设
21世纪初，大中小学思政课都进行了全面改革。高校思政课贯彻执行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小学思政课经历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实施全新的课程标准与教材体系，但这依然没有破除课程教材内容不系统、不连续、不协同以及出现结构性重复等顽疾。为系统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8月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在保持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相对稳定基础上，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为确保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得到有效落实，2019年9月教育部出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抓好教材创优”，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体系，推动各学段思政课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
2.大力创新思政课教材一体化管理体制机制
伴随着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深入推进和系统展开，思政课教材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创新。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同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发布，其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并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为此，2017年国务院和教育部相继成立了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材局，2019年成立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国家教材委员会、教材局和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为骨架，以一系列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相关政策为血肉的教材建设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化发展的教材建设管理体系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更周密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3.不断提升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实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教材研究能力一直比较薄弱。虽然许多政策文件中都提到了要加强思政课教材研究，但都未有效“落地”，其主要原因在于并未真正建立起思政课教材研究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思政课教材研究实力的提升，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如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建立高校思政课教材研究中心，加强对教材内容和表述方式的研究。2018年，教育部成立了我国首个国家级课程教材专业研究机构——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其下辖的3个研究开发中心都与思政课教材建设息息相关；同年，教育部还启动了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计划，并于2019年成立了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认定的11个基地中有5个与思政课教材建设直接相关。同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增列“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等相关研究课题。这一系列重要部署与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组织和形成了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力量，极大增强了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实力，切实推动了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演进
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70多年来的变迁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逐步走向完善、从不成熟逐渐迈向成熟的过程。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政策制定视野由局部转向整体、政策关注重点由教材拓向课标、政策价值追求由知识取向转为学生取向、政策制定主体由精英主体走向共同体主体。
（一）政策制定视野由局部转向整体
纵观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演进历程不难发现，思政课教材一体化的政策探索期着重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和教材。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条件制约，只有通过翻译苏联教材才能解决思政课教材荒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自编高校和中等学校思政课教材。进入政策规范期后，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影响，明确思政课的地位和作用；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实现中学与大学、小学思政课的分工与衔接，开始改革中学的课程设置方案，编写示范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同时，大中小学也开始成立专门的思政课教材管理组织或机构。在政策革新阶段，为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不仅提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命题，强调整体规划大中小学思政课，而且还作出了创新思政课教材管理、建设思政课课程群、加强思政课教材研究等一系列配套性的顶层制度安排，这标志着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制定已由“补丁”式的局部视野转向“全局”式的整体性系统构建。
（二）政策关注重点由教材拓向课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思政课教材荒的问题，主要是采用学习苏联、翻译苏联教材和教育部组织自编或委托学校编写讲授提纲、课程纲要等方式加以解决。这一时期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重点是教材建设，即编撰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适应、推动中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依据课程与教学论的重要观点，即“教学大纲是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教材则是教学大纲具体化的反映”。随着思政课教材体系的初步建立，为了满足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以及学生对高质量教材的需求，我国大中小学思政课开始引入教学大纲制，力图通过高质量的教学大纲编制提升思政课教材质量。为此，教育部陆续印发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学大纲（试用本）》和《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等。21世纪初，随着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浪潮的推进，课程标准逐步取代教学大纲，成为“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由此，思政课课程标准也取代思政课教学大纲，成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进而成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关注重点。
（三）政策价值追求由知识取向转为学生取向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来说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反映的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倾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教育政策的价值追求就是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国民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当时的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特别注重教材内容的知识取向，即更注重直接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教材内容。如1959年教育部颁布的《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明确提出：“中等学校政治课的任务，是以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发展常识、政治常识、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党的方针政策等内容教育学生。”这一时期的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侧重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直接转化为不同学段的政治课教材内容，较少关注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学习规律。进入21世纪，随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及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兴起，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价值追求逐渐由知识取向转为学生取向，即侧重基于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学习规律来编写思政课教材，将贴近学生作为思政课教材编写的重要原则。比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教科书要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遵循学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发展规律”；《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版）》强调，“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生活中的需要和问题为出发点，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这一价值追求的巨大转变极大推动了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科学化进程。
（四）政策制定主体由精英主体走向共同体主体
“政策制定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拟制的组织或个人，包括官方的政党组织、政府部门和非官方的利益团体、研究机构、媒体、个人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建立，教育制度尚不健全，亟需具有“定海神针、举旗定向”能力和强大话语权的主体来制定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成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制定主体。随着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飞速发展，政府管理开始逐步转型，权力不断下放。政策理论研究也发现，“政策规划过程不必局限于一批主体，由两个或更多的组团形成竞争性提议，效果会更好。”基于此，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制定主体逐渐由精英主体走向共同体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建立智库、研究中心或基地等方式自下而上地催生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提供咨询报告或建设方案；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开始更广泛地征集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吸纳更多力量参与到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制定中，不断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如教育部在研制大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时就深入开展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后，才形成文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式政策制定技术路线将更多的利益相关方紧密联结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创新发展。
三、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政策展望
思政课教材是思政课课程的重要载体，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是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早日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未来我国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应遵循立德树人的价值定位，促进内涵式建设，夯实基础理论，紧握重要抓手，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全面提高思政课教材质量。
（一）落实立德树人，坚定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价值定位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体系，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的内涵在于：一是“立德”，即用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回答“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二是“树人”，即规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立德树人就是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教材是课程的重要载体。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必须遵循立德树人的目标指向，坚定思政课教材一体化的价值定位。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定位主要表现在：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我国实际出发，才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其次，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人才培养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起点和旨归，对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指向作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是新时代人才培养、教材建设的新要求。
（二）依托课程标准，紧握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课程标准是“确定学校教育一定阶段的课程水准、课程结构与课程模式的纲领性文件。”课程标准是课程的“灵魂”，全盘考虑和统筹规划了课程性质与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编写和教学评价等相应内容，实现思政课教材内容整体规划的前提是一体化编制思政课课程标准。然而，从思政课程体系建设历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典型的“分段式”课程标准制定模式，即一个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的编制体系还未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学段的分工和衔接，导致各学段思政课课程之间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教材内容之间出现过多的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要破解教材一体化建设中的重复交叉问题，必须“制定统一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全面发挥课程标准的统领作用”，“教材编写、修订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等要求，加强各学段教材上下衔接、横向配合”。概言之，要编写出一套教学内容有效衔接、教学目标螺旋上升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材，必须依托于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的一体化建设，惟有牢牢抓住课程标准这个“牛鼻子”，才能精准科学地实现思政课教材的一体化建设。
（三）坚持学生导向，促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内涵发展
“教材与学生构成紧密关系，因为教材归根到底是为学生服务的，虽然没有学生主体对于教材有意识的能动学习活动，就没有教材存在的价值，但不能否认，教材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激发学生学习活动的潜力”。因此，思政课教材要贴近学生，从学生出发。这要求在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教材的服务对象——学生，做到坚持学生导向，促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内涵发展。首先，在教材内容方面，落实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价值标准，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主导目标，选择与时俱进、满足时代需求的教材内容；同时，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内容进行整体设计和统筹安排，使教材内容不仅具有螺旋上升的内在逻辑理路，而且符合学生的认知和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吸引和助推其持续不断的深入学习。其次，在教材文风方面，思政课教材编写必须采用朴实有趣的文风，必须将政策文件中的“官方话”转换为具有新时代气息和特色的“家常话”，用学生易于接受的话语将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列宁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再次，在教材呈现媒介方面，伴随着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教材建设逐渐向网络和多媒体等新兴教材延伸。为此，需大力开发和利用数字化教材，以满足学生追逐潮流的心理和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需要。
（四）注重科研先行，夯实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研究基础
教材编写的理论支撑是教材研究。“加强教材研究，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使教材更加体现科学性、前沿性，进一步增强教材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有效推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科学前提。目前，我国已成立了3个与思政课教材息息相关的研究开发中心，建立了5个与思政课教材直接相关的研究基地。此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等通过设立研究专项、增加选题和加大项目比例等措施，加大对思政课教材研究的支持力度，为增强思政课教材研究实力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从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新挑战来看，还需进一步创新思政课教材研究的体制机制。首先，需要培养专业过硬的专职思政课教材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对教材体系建设的质量与效率有决定性作用。其次，建立三级教材研究组织体系。统一领导教材是把原来分级管理而导致的地方和学校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增强国家、地方和学校之间的互动频度。应充分依托学术研究平台、课程教材研究所和国家教材管理机构，建立学校、地方、国家三级教材研究组织体系。再次，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不仅应从历史出发总结经验、探寻教材发展规律，从而找到教材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应着眼于实践，基于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实际问题，不断积累思政课教材研究成果；同时还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教材研究成果，结合思政课教材的独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切实增强思政课教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
（五）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在教材一体化建设中的调控职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要努力构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促进更高水平教材体系的形成。“教材体现党的意志，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教材建设。”因此，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必须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发挥党和政府的调控职能。同时，思政课教材属于公共治理范畴，应采用统分结合的方式，统筹推动教材管理体系的制度创新。首先，发挥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统筹规划职能。教材管理国家主体进行顶层设计，发挥教材管理国家主体的权威和主导作用，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政治保障。其次，加强教材分级管理体制建设。在坚持教材管理国家主体在思政课教材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时，明确学校管理主体和地方的权责关系，统筹地方和学校等多方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立德树人”强大合力，助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再次，完善教材管理的规章制度，规范教材治理秩序。完善教材管理的规章制度，明晰管理主体的权责关系，做到建章立制，依法而行，从而保障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有序、有效推进。最后，不断创新教材管理机制，激发教材治理的内驱力。概言之，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在教材一体化建设中的调控职能，为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保驾护航。
（文献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