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少数香港极端反对派打着“真普选”的口号，以号称“占领中环”的游行、静坐示威等扰乱香港核心区域的正常运营为方式，向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新政改”要求。从2019年6月开始，香港反对派和部分激进势力再度卷土重来，打着和平集会的旗号，实施各种影响香港社会秩序的激进活动。在特区政府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的法律修改工作后，这些激进势力仍然不肯罢休，坚持打着“反修例”的口号，制造各种暴力冲突。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港独”势力浑水摸鱼，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行动口号，对中央政府驻港办事机构发起冲击，甚至做出燃烧、污损国旗的恶劣举动，对我国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种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和失能，如何通过国民教育重塑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观念，提高香港青少年的国家归属感与责任感，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国民教育研究的重点。而澳门在这方面与香港存在的重大差异，澳门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要强得多，并正式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鉴于此，我们需要对香港现行国民教育体系加以梳理分析，强调国家认同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据的关键地位，并据此重构香港国民教育政策体系。
二、香港国民教育政策的演变
（一）殖民政府时期:培养“子民”和顺从意识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始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为了统治方便与维持稳定，在殖民统治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香港国民教育是以服从和非政治化为主要特点的。香港政府以立法形式对教育进行了多种限制规定，特别强调学校内不得开展政治活动或具有政治意味的教育宣传等活动，并且有意识地淡化国家、民族等概念。此时，香港的国民教育实际是将国家认同教育排除在外的，对学生能否发自内心地认同民族、文化与社会，没有加以适当的引导。而为了进一步实现“去政治化”的目标，香港政府颁布了《教育法规98号文件》，禁止在课堂中涉及政治问题，对香港自身曾经被殖民的历史更是一笔带过，没有予以适宜的讲解分析。同时，香港政府还借助以下三大措施持续推进“去中国化”:首先，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仅限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其次，确定英语为国民教育的主要语言;最后，采用严格的教育审查制度，教师仅能使用经由教育指导部门审批合格的教育材料。
（二）过渡时期:向政治化和去集权转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政府国民教育亦随之作出了调整，确保公民能够适应回归后的香港社会。1985年，香港政府颁行《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以下简称《八五指引》），面向香港整个基础教育体系的教学单位宣传新的公民教育内容。在《八五指引》中，香港首次将公民教育概念引入政府教育政策文件，香港政府提出公民教育人人有责，并开始积极推动公民教育;主张学校应当专设公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正规课程教学、课外活动和课程辅助三个领域的公民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的关系、爱国理念、国家认同等内容被列入课本内容，教育中小学生认同自身的文化身份，热爱祖国。《八五指引》从实质上解除了控制学校教育和校内政治活动的禁令，形成了香港公民教育政策的初步框架，是对以往集权时期“非政治化”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从此，政治意识、民主观念的培养成为《八五指引》颁布以来学校公民教育的重点。而在1996年，香港政府更是趁热打铁地公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以下简称《九六指引》），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提出“以学生为本”的公民教育理念框架。公民教育课程被纳入香港中小学的课程体系，公民教育科作为单行的基础教育科目，最初仅在初中设立，至此扩展至小学、高中，形成了覆盖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格局。教育内容也愈发成熟，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国家民族意识作为核心教育内容。《九六指引》明确了香港回归后公民教育的发展方向，被誉为“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新里程碑”。
（三）回归后:倡导积极参与式的公民教育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香港特区政府对青少年的国民教育工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意识到青少年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很可能会影响香港未来的社会氛围，故而将国家认同教育列为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香港教育署对小学课程体系开展全面改革，将社会科、科学科与健康教育科综合为“常识科”，并在该科目中安排了对香港特区历史、内地的历史政治和社会风貌等知识的学习。1998年，香港教育署规定普通话为小学教育的核心课程教学语言，且将普通话列为广泛适用的课程教学语言之列;重新编制历史科目教材，加入了反映现代中国和香港特区身份的真实内容。21世纪初，以香港特区政府为主的多方组织围绕国家认同的价值观教育、通识教育，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在强化公民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心理归属与责任意识等主要方面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见表1）。
然而，香港部分市民、家长、教师、学者以及泛民主派议员认为2012年7月颁发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内容失之偏颇，有禁锢学生思想的成分，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在广泛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压力之下，香港特区政府最终宣布暂停《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的制定工作，同时无限期暂停德育和国民教育科加入基础教育体系的工作进程，把是否开展、如何开展国民教育科的决定权交给学校。
三、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混沌
（一）把国民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洗脑”
洗脑教育实际是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垄断，即政治观念领域的绝对化教育，对政治问题、政治概念都设定了统一答案，教育内容不一定贴合现实，同时会淡化道德教育，最终培养出无法独立思考和奴性人格的公民。不少香港民众对内地了解较少，武断地认为所要开展的国民教育就是“洗脑”教育，并借此抵抗国民教育的推行。然而，国民教育并不能与洗脑教育混为一谈，国民教育培养的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而非盲从盲信，与洗脑教育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将国民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对公民主体的干预举措，显然是对意识形态和公民主体性的误解。从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个体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和认同。但个体的身份认同并不仅由其自身的内在认识决定，而且包含其进入社会后的“他人认识”。由此可见，涉及部分意识形态内容的国民教育并非不合理。国民教育不能完全离开意识形态内容，因为意识形态属于个体身份认同过程中不能回避的一环，不能将其片面地理解为“洗脑”，必须客观地认识到这是社会成员社会化不可回避的过程。不过，身份意识不会在个体成长中自然形成，它势必与意识形态机构各种“仪式”下的个体价值、社会共同体、社会价值等重要内容的认知息息相关。从当代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国民教育并非一种刻意洗脑的手段，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对其公民正常的个人认知引导。所以，决不能以“洗脑”污名化国民教育，中国作为仍然走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国家，为了加强国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归属感，进行正向的国民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二）长期殖民教育下的国家认同障碍
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地区采用的教育体系与英国教育体系近似，其中并没有设置国民教育科目，在教材中也很少提及中国内地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对香港的历史问题和香港地区的政治地位等更是避而不谈。大部分公立学校的历史教材都在介绍欧洲或国外历史，对中国历史则是一笔带过，遗漏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导致香港人对近代百年来香港历史的认识残缺不全。这种“世界公民”式的教育和引导，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香港人更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其归属感与责任感的对象也是香港而非中国，国家意识明显淡化了。这一情况在香港回归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香港的中小学已经开始设立中国历史学科，但香港地区长期被西方思想浸淫的影响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部分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收录到中小学历史教材之中，殖民时代、香港政治地位等内容仍然未在国民教育中得到厘清和体现，导致香港人对中国内地始终无法形成观念上的认同。2019年4月，在一场小学通识比赛中，一名参赛者用普通话作答被判错误。该事件足以说明香港教育制度对国家认同的教育文化存在严重歧视。
国家认同本身属于复杂的认同体系，小到个人生存的家庭、邻居与社会环境，大到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因如此，体系内部必然非常复杂，且可能互相影响。香港近代百年的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下了深刻的社会思想、社会价值理念烙印，即便香港回归后，这些印记也难以在短期内磨灭。而不少港人对内地仍然保持着陈旧、落后的认识，未能正视内地的发展成就。由此可见，香港地区的国民教育并不应只是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更要重视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培养青少年认同我国宪法和特区基本法。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香港青少年对国家制度、国家政治的全面国民教育，使其形成全面、良好的国家认同。正如前文所述，香港回归之前实行的国民教育，实质上带有非常强烈的去国家化、去中国化色彩，这势必导致香港青少年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了解较为匮乏，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对中国当代社会制度的理解较为浅薄。
（三）价值多元化与灌输式教学政策的冲突
香港社会情况较为复杂，思想碰撞、价值多元化是社会价值观念领域的常态，如果简单地应用内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会引起诸多问题。香港人在近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其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内地存在出入是正常的，以此类价值观分析内地的社会事件、政治问题，必然会出现偏颇。内地对此保持尊重的温和态度。而要在香港的国民教科书中适当引入对内地社会历史、现状和对当代国情的介绍，却招致香港社会的抵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就当前在内地与香港仍然存在一定的认知分歧和价值取向差异的背景下，两地对话寻求共识显然是解决问题的不二之选。香港特区政府应当适当改变国民教育的方式和思路，通过学校内的课外活动、多学科关联教学、社会层面的民间组织活动、民间宣讲等进行多层次、具有渗透性的国民教育，营造良好的身份认同氛围。国民教育应当逐渐从机械灌输转变为悄然浸润，并重点宣扬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理念。在国民教育教材中，要将国家认同元素作为常规教育的组成，通过富有趣味性的多种渠道，帮助青少年澄清价值理念，形成对国家社会的积极、客观的认识。
（四）通识教育科缺失科学的价值取向
通识教育科于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随后列入大学招生考试必考科目。但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无须送审，造成了内容方面价值取向的歪曲、混乱和不科学，甚至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2015年，香港立法会就“全面检讨通识教育科”无约束力议案展开辩论，多名建制派人士表示通识教育科有谬误政治导向的潜在危机，过分注重启发学生思考，但流于泛泛而谈，担心学生阅读“有毒的材料”。还有部分青少年在通识教育中受到偏颇政治观点的影响，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未来应在考虑取消通识教育必修科地位的同时加强国民教育。
通识教育科不设置答案的价值范畴存有严重隐患。一是社会问题不同于自然科学，大大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畴，他们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状况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二是通识教育科作为必修科没有标准答案的做法，导致考试缺乏科学性，脱离与社会和历史情境的紧密联系，难以培养出时代新人必备的学养。
四、香港国民教育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作用下的改革策略
国民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在明理、共情、弘文、力行上下功夫，这与内地提出的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的内涵是一致的。在香港开展国民教育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机制，实现家庭、学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发力。开展国民教育，实际上就是将国民教育从宏观规划细化到计划实施细节，进一步落实系统实施要素，逐一完成教育任务，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上要始终明确教育是“国家之大计、党之大计”这一根本出发点。因此，香港国民教育必须在明确依法治教的治理原则下，催生更完善的教育督导体制机制，坚定责任意识，强化纠错功能，构建特色“主题教育”政策和活动，整合多元主体力量，促使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协同联动，逐渐发展为覆盖全教育过程的系统性一体化国民教育体系。
（一）明确治理宗旨:维护以依法治教为核心的国民教育体系，完善教育督导体制机制
首先，全面贯彻依法治教精神。必须明晰的问题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教育体制和相关政策、教材的编审以及对全港教职人员的管理等涉教问题，有没有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当下，港独势力之所以猖獗，就是有些人人为地“屏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让香港的年轻人只了解香港的历史。这就是当今香港特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的缺失和少数港独分子的险恶用意，必须依法依规来纠正这种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和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地的偏差。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抓治理的能力，提升教育管理效能。相信治理成效必将转化为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高质量的国民教育。例如，在仪式礼仪方面，认真贯彻执行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其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香港教育系统中有不少官员对国家观念和爱国教育理念持轻视甚至蔑视态度，自然不会积极地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改革工作。那么，在“一国两制”下，整顿香港教育当局势在必行。教育局须依法对通识教材进行审查，包括重整特定议题，清晰界定***语，必要时可规定统一教材内容，保证课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政府需要定期抽查学生的考试内容，检查是否与通识教材相符，防止有人利用考试题目诱使学生作出有负面倾向的答案。再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香港教育督导。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到2022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见表2）。那么，以此为契机，优化、完善符合香港实际的国民教育质量评估和督导制度将势在必行——把国民教育纳入学校党建工作责任制，将其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开展相关评估评价、评审评比的政治标准和重要指标，形成科学合理的督导评价激励体系。
（二）坚定责任意识:强化香港政府的自我纠错功能，纠正香港教育人员的观念偏差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突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的主旨，并指出“广大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香港教育弊病的显露，主要表现在教育者身上，因为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如何，关键在于什么人教、教什么内容和怎么教。教师的模范性和师表性是新时代中国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保证。教师作为客观中立的角色在培养学生真正独立和客观思考能力的同时，并不与他们应该具有的“国家观念”矛盾，而应相互肯定、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发展、过渡为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而具有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的香港教育者究竟有多少仍有待研究。由香港的大学、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教师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是目前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但它早已变质为鼓吹“反中”“反政府”“公民抗命”的组织。《意见》提出，要推动教育督导“长牙齿”，建设“全领域、全口径、全支撑、全保障”的督导新体系，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教育督导质量和水平。在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在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策、指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因此，需要建构以利益制衡为核心的约束机制，即围绕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而建立的制度规范，主要包括监督和问责机制，关键在于形成利益制衡。同时，还需构建以权力分散为核心的控制机制，其主要功能在于调节和纠偏，强化香港特区政府的自我纠错功能，纠正香港教育人员的观念偏差。
（三）秉承主题特色:基于“一国两制”方针制定和推行具有香港特色的“主题教育”政策和活动，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针对香港在受殖民统治期间对中华文化、中国特色教育理念的传承所存在的缺失和短暂的“失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和积极主动的补救，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提倡和弘扬开展“主题教育”这一重大课题方面，香港特区应该如何响应习总书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内制定出具有香港特色的切实有效的主题教育政策以及适合香港各级学生的爱国教育方针和方法。邓小平认为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叶圣陶也曾强调:教育的意义和总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现代中国公民，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三个层面作为以德育人的基本框架。政治教育强调坚持以爱国立场和民主责任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教育强调助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追求，道德教育强调合理的行为准则和良好习惯的养成。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教育要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以“主题教育”的方式推动香港国民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帮助香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从文化结构看，中国各民族拥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应是两个层面因素的有机整合，即各民族的共享价值和国家意识。共享价值指各民族本身的传统价值中包含的和其他民族共享的价值，而国家意识更多的是作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所产生的国民意识。我们在推进香港国民意识的建设和重塑过程中，需要通过符合实际的特色“主题教育”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广泛组织开展实践活动，把爱国主义内容融入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之中，丰富拓展爱国主义教育校园文化活动和校外实践领域，力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信念等概念赋予生活中的具体事件、物品、人物、技艺，引导大、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国情民情，强化责任担当。这里的“爱国主义”并非宗族、民族和宗教的概念，而是各民族作为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人的概念。
（四）整合多元主体:家庭、教师、学校、政府、社会齐心合力形成立德树人齐抓共管的能力系统
蔡元培的立德树人思想主张立家庭道德、立职业道德、立社会道德、立国家道德。这也是适应中国现代社会与人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的。在全面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体系的过程中，亟须辨析各级各类责任主体的责任和功能（见表3）。以此为鉴，发掘多元主体在香港国民教育和立德树人工作系统中的各项功用，强化育人力量的整体协同，指导和推进香港国民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1.发挥家庭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家庭是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学校和教师不能取代的。因此，国民教育的首个环节就是家长要给青少年上好人生的第一课，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国家认同理念。政府需要对家庭教育给予高度重视，把家长引导和培育成国民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家庭教育，势必会连带形成一股积极的社会爱国风气，引导孩子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促使青少年形成积极的爱国理念，优化国民教育环境。
2.发挥教师和学校在国民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时至今日，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落后的单一灌输模式中解脱出来，进入对话沟通的互动时代。无论是国民教育的教材设计还是课堂教学，都必须将国家认同元素融入细节之中，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对学生潜在的爱国情感的培养。而这一切离不开作为中坚力量的教师和学校。习近平在2019年3月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六方面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和行动准则。同时，强调学校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形成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新时代思政课方法论。从具体推行的层面看，教师必须做到:首先，在课堂教学方面要注重课程开发和教学内容的设计，通过多元化学习渠道，培养学生形成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客观认识，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破除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枯燥无味的说教转变为介绍事实和互动思考，让学生自主建立价值观念。再次，提高创新德育活动策划与组织协调的能力，深度推进立德树人项的实施，并形成系统的德育模式。最后，教师根据立德树人的教育精神，结合香港国民教育的短板，科学地建构出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普适性与独特性相结合、能动性与实效性相结合、近期性与长效性相结合的学生评价标准。学校必须做到:首先，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必须兼顾历史教育与当代中国国情教育，在大、中、小、职学校，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相关专业、课程、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注意平衡国民教育的内容。其次，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互动式、启发式、交流式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增进爱国情感。再次，需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人员选拔，避免吸收对内地抱有对立情绪、不满、甚至反对“一国两制”的人进入教师队伍。适时组织教师群体学习国民教育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科学化的国民教育培训。最后，将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并组织推出爱国主义精品出版物，引导民众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香港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3.发挥特区政府在国民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落实国民教育，一大要点就是强化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领导权，政府主导教育是顺利推进国民教育的根本保证。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政府和教育当局在制定教育政策等方面应发挥关键主导作用。一是加强对香港教师的爱国教育。教育部可批准内地优秀的师范大学招收香港学生，对其进行定向培养，为香港教育系统补充思想觉悟高、业务能力过硬的优质人才。还可以鼓励高水平的师范毕业生应聘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岗位，逐渐提升香港的教师队伍素质，从根本上避免“港独”等不良思想入侵香港校园。二是组织香港青年教师参与培训和到内地观摩。可以定期组织香港教师前往内地，感受内地的社会风貌，与内地教师进行友好交流，使其建立对内地社会的积极认识。三是编撰高水平、内容客观的国民教育教材。香港特区的国民教育教材必须符合我国宪法与特区基本法的要求，不得有违背“一国两制”的内容。教材应当客观阐述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民族情怀、历史波折，让港人认识到自身与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四是重视国情教育。香港特区政府可以组织开展专项活动，鼓励青少年团队前往祖国内地交换学习、参观交流等，让香港青少年真正感受到当前内地的美丽风采与改革开放制度的优越性，使其能够客观地认识我国国情，从而真正形成国家认同感。
4.发挥社会在国民教育中的支持作用
当社会氛围与学校教育一致时势必会增强学校教育的效果，但当它与学校教育相抵触时就会导致学校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鉴于此，香港社会各界必须积极承担国民教育的责任，营造良好的国民教育社会氛围，确保“一国两制”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尤其需要在价值理念层面加以调整，改造社会主流观念，突出强调当代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支持在共识下提出不同意见、发出不同声音，但不认可通过暴力、冲突等形式表达意见的做法。此外，统战部门既要尊重香港与内地的差异，又要寻求这种在差异之下的共同点，积极传播爱国民主、包容尊重的社会价值观念，高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凝聚香港特区社会力量，维护特区社会稳定，确保各个领域的改革工作平稳落实，国民教育顺利开展。
（来源：《中国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