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后，最重要的问题当属国家认同培育，这是国家权力建构的主要手段。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将近20年，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一直没有大幅提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多年追踪调查，回归以来，认同“中国人多些”的比率则在30%以上，不到40%。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过程非常不顺利。本文从观念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观念因素与制度供给对香港国民教育的影响。
一、研究框架
二战结束以来，国家行为体之间或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统一进程基本受到国际政治的三重影响。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三种主流理论：现实主义重视权力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自由主义突出制度规范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建构主义强调国家行为体在互动中共有观念的建构。国家统一进程既然是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整合，也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权力、制度与观念。具体而言，国家走向统一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通过权力实现不同行为体在主权上的统一；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制度整合；不同行为体在观念上的整合与和谐共存。这也决定了国家统一进程不是一个“毕其功于主权统一”的过程，而是在主权统一之后还有制度整合与观念整合的过程。
既然这样，国家统一就不会是一个短暂的进程，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整合过程。通过权力手段完成主权统一后，内部的制度整合和观念整合需要更长时间。就香港而言，目前国家统一已经实现了一个条件：主权与治权的回归。
这是中国政府通过对英国的权力斗争实现的。但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与原则下，两地之间的制度整合还没有实现，观念层面的差异也很大。本文将从制度与观念两个层面入手，深入分析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整合现状，以及这样的现状如何影响国民教育发展和国家认同建构。二、观念冲突与香港国民教育之困
从殖民时代到冷战时代，香港经历过国际体系的两次重要变化。在这些历史过程中，港人逐渐培育了多元意识，对个人、家庭、社会、全球均有关注。本部分主要分析港人观念中对国民教育构成挑战和导致冲突的意识形态与思潮。
（一）殖民体系下的观念影响及其对国民教育的冲击
1、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措施及其遗产
冷战开始后，殖民时代的港英政府在香港主要推动“去中国化”与“去政治化”。“去中国化”的目的是削弱港人的中国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情怀，便于培育港人作为被殖民者的奴化心态。“去政治化”的目的是避免香港各派政治势力受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政治势力的影响，最终将香港打造成一个经济中心。尤其1967年香港左派发动的社会运动对港英政府震动很大。港英政府以左派运动破坏香港经济和社会安全为由，对左派实施镇压。港英政府抓捕了37位爱国学校的教师和217位爱国学生。
为了推动“去政治化”，避免教育政治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港英政府教育部门的《教育法规98号文件》规定，课堂上不能讨论政治。教学内容对殖民主义和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轻描淡写。为了落实“去中国化”，港英政府采取三种措施。一是中国历史课教学年代到1949年截止。关于中国内容的教学，仅仅保留中国传统文化部分。二是港英教育部门将英语作为最主要教学语言。三是港英当局进行教育审查。教师们甚至只能使用经过教育指导审批过的教学资料。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的教育措施留下了两大遗产：港人的实用主义与国家意识淡薄。
2、殖民时代遗产对今天国民教育的冲击
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今天作为国民教育核心课程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获得重要的地位。回归前，中国历史已经受到很多中学的重视，将其列为必修课。2000年，香港教育局对初中的中国历史科地位进行修改，建议与其它科目合并。2000年教育改革后，初中历史科受重视程度一落千丈。这次改革后，由于中国历史的科目地位不再那么重要，2012年至2013年，20%的初中不再单独设置历史科了。初中历史科的地位直接影响到高中历史教育。因为香港的高中学生目前一般选修两至三科，加之有的学生初中阶段没有经过必修和深入学习，也就无法培养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在高中选科时，中国历史科往往遇冷。2011年至2014年，高中选修中国历史的学生连年下降，从一万多人降低到七千多人。
高中的通识科教育没有对中国部分给予重视。香港2009年开始实施新高中通识科计划，与中文、英语、数学并列四大必修课，也是高中升大学的必考科目。这门课程旨在实现全人教育理念。为了衔接，很多大学也开设通识教育。高中的通识教育包括六个单元：人际关系（个人）、今日香港（社会）、现代中国（国家）、全球化（全球视野）、公共卫生、能源科技及环境。这门课程没有将现代中国的内容置于突出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不利于国民教育。在港人的诸多价值观中，对于个人、社会、全球这些层次都有深刻认识，唯独国家认同最浅。
（二）冷战体系下的观念影响及其对国民教育的冲击
1、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措施及其遗产
在冷战体系下，香港成为西方阵营反共的前沿。香港社会多种媒体对中共进行的负面宣传贬损了中共在港人中的形象，同时也树立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香港的正面形象和主导地位。1984年后，在英国推动的政改下，香港的民主诉求开始开花，开始逐步诉求西方式民主制度，尤其诉求“政治制度美国化”。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香港属于西方阵营。
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爱国者在香港开办爱国学校。这批学校1949年后成为在香港实施爱国教育的主体，可以视为中国在香港实施国民教育的先锋。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培侨中学、香岛中学、福建中学、旺角工人子弟学校、秀明小学等。根据统计，到1970，这样的爱国学校达到44所，学生人数占了全港学生的3.1%。这些爱国学校很多采用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使用中国大陆的教材，制定与中国大陆学校一致的教学和课程大纲。1967年左派暴动后，港英政府大肆抓捕爱国学校的教师，香港的爱国学校最后走向衰微。同时，港英政府也在推动香港本地的教育发展，进一步挤压了爱国学校的发展空间。港英当局不断增加教育公共产品。1971年，香港推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1977年，免费义务教育拓展到初中层次。在这种挤压下，回归前，只有5所爱国学校生存下来。
由此可见，冷战体系在观念上给香港带来的主要遗产就是“反共”意识形态的培育。这种意识形态下，部分港人不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设计与政策倡议。
2、冷战体系的遗产对今天国民教育的影响
基于“反共”意识形态，“民主派”不认同今天香港的国民教育，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在民间推动另一种国民教育。香港“教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与“香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同盟（HongKongAllianceinSupportofPatrioticDemocraticMovementsofChi-na）”甚至启动他们口中的“爱国教育计划”，希望建立他们所理解的“民主中国”，目的是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与人权。
香港民主派极力反对港府推行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012年6月，香港特区教育局下属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教学专题手册》向香港中小学派发，遭到香港部分人的质疑与反对。“反对派”与部分青年学生甚至发起街头运动予以抵制。港人习惯于从西方价值观审视国民教育以及“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港人在多年的公民教育中，接收到的都是西方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些价值与“香港人”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深刻影响了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三）新本土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其对国民教育的冲击
1、新本土主义思潮的崛起
香港的“新本土主义”思潮源自美国，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2005年美国种族主义运动专家昂纳德·苏士侃（LeonardZeskind）提出“新本土主义（NewNativism）”。在这个时代，由金融、信息科技主导的新型全球化经济体系带来比传统工业化更大的贫富悬殊，弱化了政府自主权，而且立足本地的精英和中产阶级也失去了影响力，出现排外情绪。
新本土主义在香港的社会基础很复杂。在香港，新的本土运动肇始于2006年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和2007年的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后来又出现2009年前后的反高铁运动，保护菜园村运动。香港初期的这些运动主要诉求是关注弱势群体，反对地产霸权，反对官商勾结，怀旧情结等。但是从2010年开始，陆港两地的“双非”问题、“自由行”导致游客激增问题、陆客抢购奶粉问题导致香港社会感觉资源被挤占，“新本土运动”迅速延烧全港。
由此，“反大陆化”、“反中国化”成为主要诉求。这一运动在学术界被解读，并出版作品，从政治学、社会学中的民族主义、社群主义进行阐释和提炼。
2、“新本土主义”思潮对国民教育的影响
在国民教育措施上，“新本土主义”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维护繁体字地位。2015年12月，香港教育局发出小学中文科的咨询文件，提及学生除了学习繁体汉字外，还要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这一咨询立即招致新本土主义支持者的反对。香港中文大学本土学社发言人刘匡颖指出，改课纲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是中国大陆利用语言文字融合香港政治。香港浸会大学前语文中心副教授胡燕青也发声反对。2016年2月22日，香港无线TVB播放普通话新闻时使用简体字字幕，立即招来部分港人批评。
“新本土主义”在的主要表现之二就是维护粤语的重要地位。1997年香港回归后，董建华政府要求中文作为官方语言，并作为必修课程进入课堂教学。《香港基本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中文和英文都是正式语文，香港政府有权选择教学语言。在实际教学中，大多中小学甚至大学基本采用粤语进行教学，普通话的使用率很低。此外，香港的多数传媒机构如电视台、电台、官方新闻发布会等都是运用粤语。
三、制度不足与香港国民教育之困
（一）“悬置的国家”与“自主的特区”：宏观制度设计在推动国民教育中低效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的权力进行了清晰划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文件和《基本法》，香港首先享有行政管理权，香港内部事务一概由香港特区管理；其次，香港特区享有立法权，可以实行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享有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
在这种权力划分下，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实际拥有了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但是并没有直接全面管理香港，没有直接执行完整的治权。实际上“一国”原则将中国确定为一个“悬置的国家”身份，“两制”原则使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权。中国与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悬置的国家”与“自主的特区”之间的关系。回归之后，为了尊重特区的治权，中央一直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具体到国民教育领域，中央主要通过监督权向特区政府进行建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但由于管治者或机构没有权威，管治者无法有效推动国民教育。由此可见，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尽管给了港府高度自治权，充分尊重了港人自治地位，但是在推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乏力且低效。
（二）两地之间空间流动性受限导致港人的中国认知无法深入
国家统一后的认同建构有赖于空间距离的缩短与交通通畅，更有赖于人口的频繁流动与深度融入。交通的便利的确有利于香港人民了解中国大陆，但仍然未能导致港人的国家认同度显著提升。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条件下空间流动性的限制。
1949年之前，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地理联系并没有被切断。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在香港都会被传播并引起连锁反应。如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失败后，很多战败者从大陆逃到香港寻求生存。孙中山虽然在中国大陆发动革命，但是香港是他进行革命的基地之一。这个阶段并不存在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
1949年至1997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的撕裂，分属不同国际体系。中国大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体系，香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个阶段，两地之间树立了边界障碍，人民不能自由往来，更谈不上跨界寻求生存和发展机遇。人民之间失去了交流与融合的渠道，只能任凭宣传机器和教育政策摆布。
回归后，港人可以自由回祖国大陆参访。大陆人民也可以“自由行”和团体旅行名义自由参访香港。但是两地人民在对方地区生活、工作和移民却仍然受到限制。1949年前进入香港的大陆人已经在逐渐老去，比例越来越少，而内地新进香港的人口又受到限制。港人中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香港本土出生的年轻一代与中国内地已经没有亲情纽带，无法深入认识大陆。
根据表一可以发现，中国国籍（永久居留地不是香港）尽管比例在增长，但是总数占香港人口总数之比很低。内地来港定居不足7年人士的比例也在下降。充分说明，目前香港人口中本土出生的港人在逐渐增加，大陆籍港人在逐渐下降。
香港回归后，为了加强中国认同的政治含义，特区政府施加强政治认同教育。但中国带给港人的只是一些符号性的认识，而不是深刻的生活体验。没有深入的生活体验，就没有深刻的国家认同。通过国民教育所获得的符号化的认知很不可靠，无法根深蒂固。
四、结语：后统一时期的国家认同建构之困
殖民时代留给香港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实用主义”与“去中国化”，导致在今天的国民教育中，中国历史没有受到重视，而且高中通识科教育中国家认同教育没有置于优先地位。冷战体系留给香港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反共”。这种意识直接导致2012年“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搁置，而且“反对派”采取措施在民间推动“民主中国”版本的“国民教育”，以此与香港官方推动的国民教育进行对抗。“新本土主义”的主要诉求是“反大陆化”，在国民教育推行过程中，竭力维护繁体字和粤语在香港的主导地位，反对简体字和普通话占主导地位。这三种观念对官方在港推行的国民教育构成挑战与冲突。此外，制度不足导致国民教育的内容不能根深蒂固，这也是国民教育推行成效低微的重要因素。
在未来，香港需要在“一国两制”大背景下，既要允许多元价值观和谐共存，又要对挑战国民教育和国家认同建构的观念进行整合。同时，搭建更多有利于两地人民深入交往的机制。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