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课程教材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工具，是学生习得知识、传承文化、陶冶情感的重要载体。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教育也进入系统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推动人心回归正当时。为配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在课程教材、教师以及教学资源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促进国家安全教育的改革举措。其中，“课程教材”是香港教育改革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汇，并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抓手。探析新时代以来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的政策变革对改善香港教育治理、促进教材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具有一定意义。需要明确的是，从概念的内涵来看，“课程教材政策”与“课程政策”“教材政策”这两个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课程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一定社会秩序和教育范围内，为了适应课程权力的动态变化，调整课程运行的目标和方式而制定的行动纲领和准则，其载体是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教材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府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教育目标对教材的编纂、审查、出版、发行、选用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规范准则”。本文使用的“课程教材政策”概念是对“课程政策”和“教材政策”的统称。课程教材政策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为研究对象，检视其变革动因、关键举措和发展趋势，以为香港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的变革动因
（一）时代驱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迫切需要加强国民教育
受制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香港的治理架构、法律制度、教育体系等方面均与内地存在一定差异。回归后，香港特区教育体系并没有随着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而进行系统性调整，一方面，没有提供相适应的国民教育以支撑学生对国家的正确认知与认同；另一方面，也未设置专门的课程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内涵。与之相对应的，在科目设计中，中国历史教育的内容却被大幅削减，导致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对相关法律一知半解。此外，由于原通识教育课程缺乏统一的教材，部分教师自行将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当作课堂教学内容肆意发挥，令一些少不更事、缺乏辨识力的青年学生被敌对势力“洗脑”而不自知。种种问题表明，香港课程与教材制度的改革工作势在必行。近两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教育局”）正在重新审视学校课程教材，并作出更新与修订，以适应当下香港加强国民教育的需要，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二）问题驱动：完善教育制度体系，需要优化课程教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到，要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的新一代，为国家发展及香港繁荣发展做出贡献。为了落实这一目标，就需要对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调整。
经过多年发展，香港课程教材制度形成了审定制与自由制并存的双重发展模式，但是之前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在教材编写方面，主管机关缺乏对出版社及编写者资格的审核，导致编写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教材的内容质量及价值取向难以保障。其二，在教材审定方面，香港特区教育局制订的适用书目表不具备强制准入的效力，未送审的教材仍可出版发行，游离于政府部门管辖之外的空间较大。其三，在教材选用方面，相关部门对学校的选用书单未进行审查，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等作为“广泛决策”主体的参与度较低，学校在教材选择方面的自主权过大。
总体来看，在“小政府、大市场”的观念下，香港特区教育局过去将教材看作一种服务教与学的商品，在教材的统一管理、编写人员的标准认定、审定科目以及教材选用等方面均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标准，“软政策”较多，“硬政策”较少。教材在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和正确价值观方面，作用甚微，这一问题迫切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
二、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变革的关键举措
（一）以国民教育统领课程目标，助力香港青少年建立国家观念
“一国两制”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赖于其成员明晰一致的身份意识，因而国民教育是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彰显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能够让香港青少年更加深刻地理解香港一系列瞩目成就背后的根源所在，让他们真正感知到这一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而将国家认同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爱国爱港”的有机统一。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意识到了加快国民教育步伐的重要性，也在全方位、多渠道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限制，香港国民教育的实践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为了探索适合香港的国民教育模式，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积极推进国民教育，并将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这一信念融入课程和教材中。
一是重新审视课程教材中的历史叙事方式，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课程教材是国家立场、态度、要求的集中反映，应体现国家意志，尤其是历史类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课程与教材。国家认同的构建除了以共同语言为代表的客观因素，还包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等主观因素。鉴古方能知今，但在香港特区，中国历史科曾一度沦为选修科目，并且在教学过程中香港历史和国家历史是分离的。这一系列问题造成部分香港学生未形成正确的国家历史观。针对这一问题，从2018年起，香港特区教育局将初中中国历史科调整为独立的必修科。其中，"抗日战争”被列为该科目的重要内容，新设置的课程指引强调以翔实的历史材料为基础，不断完善课程内容。这一要求已在2020—2021年正式推行。根据新发布的课程指引，初中阶段在教授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从第一手史料入手，如从历史维度认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源起与确定的过程，让学生了解香港各界如何参与抗战，明白国家与香港唇齿相依的关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加对国家及社会的了解，建立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5]此外，香港特区教育局还建议学校在教授高中中国历史科时，安排学生到南京交流，参观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相关的历史遗迹，认识近代历史上列强入侵所带来的祸害，实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情况，以理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6]
二是在课程教材中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由于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在香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长期与博大深厚、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交融碰撞。虽然文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多维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青少年的文化理解力与判断力还未成熟，如缺乏适时引导，部分人文学科课程和教材凸显的“国家意志”和“政府意志”很有可能被其他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所削弱。发展多元文化的目的是补充和拓展主流文化，而不是掩盖或削弱它。因此，多元文化的发展要以尊重主流文化为前提，如若不能正确理解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辩证关系，多元化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换言之，“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虽然可以分科分开编写，但总要在一个叙事结构下进行总体设计，以达成结构井然的‘鸿篇巨制’”。这个总体的叙事逻辑就是凸显主流文化。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视课程教材中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地位，坚持将融通中西文化作为青少年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并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的传承和发展。以语文课程为例，香港特区教育局在中小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中推荐了多篇文言经典作品，旨在培养学生的品德情意，提升文化修养。2022年，香港特区教育局还特别制作了《积学涵泳——中国语文课程文言经典建议篇章》（小学适用）和《积累感兴——中国语文课程文言经典建议篇章》（初中和高中适用）电子书，供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如此，香港特区教育局也鼓励相关学校把以上篇章融入课程，包括增设文言经典单元，或配合单元主题加入相关的篇章，以及建议出版社将推荐的篇章加入课本中，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以方便教师的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欣赏其中优美的语言（如韵律、节奏）和生动的形象，并深入欣赏篇章，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建立和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三是重视课程教材中价值体系建构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赖于品德及伦理教育、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禁毒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媒体和资讯素养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法律框架下的人权教育等众多领域的共同作用，并且需要渗透于不同科目的具体课程之中。基于此，自2017年起，香港特区教育局以“价值观教育”作为综合统称，促进学校于课堂内外全方位推动各类价值观教育实践。此后，在2021年11月公布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中，香港特区教育局又着重强调要从小开始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正确认识国家历史及欣赏中华文化，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爱护自己的国家，并提供示例，推动学校以全校参与的模式推动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教育。[8]该课程架构列出了香港中小学各学习阶段应涵盖的相关价值观教育范畴及对学生的学习期望，并提供了多个范例，让学校根据学生成长特质和需要作出整体规划，将价值观教育融入各个学习领域中，在课堂内外合力推进价值观教育。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一体化课程建设，将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基础教育全过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既是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理念，也是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统筹课程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有义务以总体国家安全为根本遵循，将爱国主义思想融入课程体系建设。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香港特区教育局以“多重进路、互相配合”的方式，发布与更新多个课程指引。以2021年发布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和15个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为例，香港特区政府强调，要大力支援学校在课堂内外全方位推行国民教育及国家安全教育，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区基本法》及国家安全概念，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并加强师生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整体而言，香港特区教育局为了保障课程体系的完备性和内容的有效衔接，在不同教育阶段分别采取了许多有益的举措。
首先，在小学阶段启蒙道德情感，通过开设常识科启蒙小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让学生在常识课中学习国家的基本概念以及国家领土的主要构成，包括国旗、国徽、国歌、首都、重要城市及一些意义突出的纪念日等相关核心要素，由此初步形成对香港与祖国之间关系的初步印象。二是通过学习“一国两制”以及《香港基本法》的由来，为学生日后接受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教育奠定认知基础。在具体实践中，学校一方面可以开展多种活动，如举办展览、学术周、问答比赛、升旗礼及推广与历史文化有关的活动等；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教育局开设的学生内地交流计划，与内地的姊妹学校进行交流，加深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等各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三是在常识课中融入科技要素，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正确安全地使用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开启科技安全的启蒙。概言之，小学阶段主要是通过在常识课中融入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学生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为学生树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其次，在初中阶段加强体验式学习，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理性认识。香港特区教育局于2022年修订了初中阶段的生活与社会科，将其课程重组为12个单元，在内容上着重帮助学生认识国家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路向。学生可以通过专题研习、场景模拟、亲身感受等方式，理解个人与国家以及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在讲解中国经济概况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关内容时，学校可以安排学生到粤港澳大湾区考察，让他们更直观地认识高水平科技创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最新发展情况。此外，在学习中国公民权责和中国政治制度相关内容时，也可安排学生参访《香港基本法》制定的重要场所，包括立法会综合大楼、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大厦以及终审法院等，让学生深入情境中理解香港政治制度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以及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教育并非仅局限于认识和学习相关的条文内容。以《香港国安法》为例，除学习法律条文之外，学生们不仅要领会其立法背景和独特意义，还要认识国家安全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如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香港特区教育局希望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教育活动，逐步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理性认识。
最后，在高中阶段善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提升政治素养，注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一是通过优化学习科目，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取代以往的“通识课”，帮助学生建立坚实和深厚的知识基础，培养学生慎思明辨、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科自2021—2022学年起在中学四年级开始推行，其课程内容紧扣国家发展，能够让学生在学习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的相关议题的过程中，形塑国民身份，拓展国际视野。二是在公民科的教学方面重视学生的探究学习，并对学习内容进行有效监管。一方面，对学习的素材予以规范，明确指出任何违反法律或人伦道德的事件或课题不应作为题目；另一方面，在涉及是非与法理清晰明确的议题时，教师须明确列举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向学生指出此类议题不存在讨论或妥协的空间，更不可肆意扭曲事实，面对不实的国际舆论要予以辨别，坚决抵制任何反华势力的事实歪曲。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内地考察”是公民科课程的重要一环，并且学生内地考察的行程必须包含涉及中华文化元素或国家最新发展成就的参访点或考察课题，例如，体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认识文化遗产的保育和活化，参观博物馆内的中华文化展品，以及到访历史和文化场地（历史遗址、宗教或祭祀建筑、文化名人故居等）。香港特区教育局不会对内地考察作统一规定，但会组织安排契合课程宗旨的内地考察团供学校报名。通过内地考察，香港的高中生可以深入了解内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意识与爱国精神。
（三）以加强行政管控力度为出发点，不断优化教材管理手段
教材是课程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的主要媒介，须有效呈现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近年来，香港特区教育局针对课程教材存在的管理漏洞作出了一系列针对性调整，以此来加强行政管控力度。其一，在教材编写上，香港特区教育局出台了多项规范手册。2020年，香港特区教育局修订了的《课本编纂指引》，在初中中国历史、历史、地理及生活与社会的编纂方针中新增部分建议，强调课本中的学习活动和课业应“避免包含太多涉及评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学校行政手册》（2020—2021学年）中，香港特区教育局还提醒学校须为校本教材建立评审准则和机制。
其二，在教材审定上，针对此前出版社存在的无视审定意见出版与销售教材的问题，香港特区教育局在申请受理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复审的环节。这意味着，即使教材审核通过，出版社仍然需要根据评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修订必须更正的部分，而且只有在所有修订均获得香港特区教育局认可的前提下，方能对教材进行出版销售。此外，此次改革也扩展了审定的科目范围，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教材正式纳入送审机制，并列入《适用书目表》。这一举措改变了此前通识科教材内容真伪难辨、良莠不齐的“乱象”局面，是香港特区教育上的一次拨乱反正，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客观和全面地看待社会现象。
其三，在教材选用上，为了方便学校更好地甄选优质教材，香港特区教育局对教材评审作出部分调整，公开了教材评审中核心项目的概括性评语，学校及其他相关人士都可通过《适用书目表》的相关网页进行查询，将此作为教材选用的参考。此前，香港中小学教材遴选的决策权囿于小范围的专业群体之内，主要由学校和教师基于专业认知作出选择，而科目主任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经此调整，家长与其他社会人士都能够更好地了解教材的基本情况并参与教材选用过程，学校、政府、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等作为“广泛决策”主体的参与度得到了明显提升。
其四，在教材供应上，从2014—2015学年开始至今，香港特区教育局全面实施了"课本、教材、学材分拆政策”，严格把控教材供应的相关利益链条。香港特区教育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不仅对教材价格进行控制，保护教材版权，还适时对教材销售和使用情况予以引导，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综上所述，香港特区教育局在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的改革中极为重视对教材的管理工作，希望通过教材管理手段的优化，将爱国爱港的教育宗旨贯彻于教育事业之中，并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材管理制度，从而促使香港中小学课程与教材制度既具有香港特色，又体现国家意志。
（四）以培养爱国爱港教师为旨归，提升教师的职业使命感
教师既是课程开发的参与主体，也是教育教学的课程资源。伴随“教师即课程”理念的提出和推广，教师作为知识的开发者和创造者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香港的基础教育阶段，由于香港特区教育局只颁布了建议性的课程指引和《适用书目表》，所以教师不仅在课程教材方面拥有较大决定权，而且在课堂中也表现出极大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为了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在教育领域中，由爱国爱港的教育工作者担任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是首要之事。为此，近年来香港特区教育局以培养爱国爱港教师为旨归，推出了一系列关键措施。
首先，从入职、管理和培训多方面着手，提升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为了明晰教师应有的专业操守及个人行为规范，使其能够成为学生的良好榜样，香港特区教育局重新制订了《教师专业操守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指引》主要聚焦教师应有的专业及个人道德与操守，包括专业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则、廉洁公正、尽忠职守、关爱学生、尊重隐私和维护专业八个部分。其中涉及教师行为的正反两方面，既是教师行为的一份管理手册，也是一份考核评价参考指标体系。
其次，促进教师认知的发展，提升教师爱国爱港的使命感。香港特区教育局表示，公营学校和直资学校新聘任的教师在入职前首先要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测试内容涵盖《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这一举措将从2023— 2024学年开始施行，并会逐步推广至全港其他学校。此外，香港特区教育局还要求所有公费资助的中小学校在2022—2023学年结束前完成“国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师工作坊”，保障校内教师全员参与国民教育的推行工作。认知是实践的前提和基础，这些举措对帮助教师个体建构全面的国民教育认知意义重大，有助于强化香港中小学教师爱国爱港的使命感。
最后，优化教师晋升的培训要求，强化国家观念和育人使命感。香港特区教育局规定，公费资助学校新入职的以及晋升的教师参加内地学习与考察团。这一举措旨在提供在职教师前往内地考察的机会，从而帮助教师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动态，把握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机遇和贡献，强化教师自身的国家观念和育人使命感，从使命感知走向使命践行，最终引领学生确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为香港教育开辟新篇章。
三、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的发展趋势
课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教育目前处于由治及兴的新时代，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构建完善的、符合国家及香港特区教育需求的课程教材体系，也成为香港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要实现这一发展趋势，关键在于构建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课程教材体系，提升规划管理能力，发挥好专业社团的治理作用，优化教材管理制度，真正让课程教材体系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人才目标相契合，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输送人才。
（一）构建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课程教材体系，开创教育新局面
构建香港特区课程教材体系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全方位完善课程教材体系建设。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拥有一定限度的教育自主权，但是“自治”并不意味着没有边界的自由，课程教材多样化并不等于放任自流。首先，在课程体系方面，香港特区教育局继续强化和推动学校课堂内外的国民教育，加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其次，在教材治理方面，香港特区教育局将教材内容作为重要抓手，发挥其在国家认同塑造中的重要媒介作用，做到“爱国爱港”的有机统一，强化学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一方面，教材治理须重视教材编写者的价值理念，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另一方面，继续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有序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以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育人的功能，通过发挥教材的媒介功能，可以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学生认识香港的本土文化，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二）提升对课程教材的规划管理能力，强化政策实施效力
香港特区的课程教材体系是审定制和自由制二者并存的，由此也形成了教材编审分离、选用自由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政府更多时候起到服务和监督的作用，社会组织在教材出版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在教材治理中，市场带来的自由和灵活诚然都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政府的治理角色是无法被替代的。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的主导权要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市场”手中。当前，香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教材治理也要适应新的教育需求。针对课程教材管理偏弱的问题，香港特区教育局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统筹职能，细致规划教材建设蓝图。在教育治理领域，基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教材治理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构成了香港课程教材治理的逻辑起点。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做好教材制度的统筹规划，查漏补缺，修正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教材建设提供动向和准则；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综合治理工具，强化政策实施的效力，通过间接柔性的治理工具与直接强制的治理工具的相互配合，共同探索“平衡”和“柔和”的治理艺术，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功能，促成课程教材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并形成长效机制。
（三）发挥好社团组织的教育治理功能，构建专门的教材咨询组织
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有超过五万多家各类社团组织。社团是香港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教材治理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教育信息化发展为例，香港的社团能够紧随教育动态参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例如，香港特区教育局于2012年推行“电子教科书市场开拓计划”，旨在协助和鼓励具有潜力和有意编制电子教材的开发商，按本地课程编制各式各样的电子教材。随后，香港特区教育局又于2014年对电子教材开放送审并设立《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在这一政策的引领下，2014年香港电子教科书协会成立，其会员包括电子教材开发机构、专业及教育机构等。电子教科书协会的主要职责是推动香港的电子教材发展，就电子教材开发提出建议，在此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目前，协会正在积极倡议电子教材统一平台和使用界面。此外，2014年成立的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自成立后也在致力编制高质量的学材和教材，在提供免费的学习资源以及稳定教材价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特区教育局在教材治理中应发挥好社团的作用，提供机会让他们表达自身的教育诉求，保持良好顺畅的沟通渠道，推动社团组织开展更多的以教材研究为目的的学术活动，优化教材治理的重要环节。
除了与已有社团组织的合作，还可考虑由政府牵头构建专门的教材咨询组织，为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逐步构建了完善的专业咨询网络，半官方的教育智库体系不断壮大。特区政府在制定重要的教育政策和推行教育改革之前，一般会听取教育咨询机构的意见，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目前，香港主要的教育咨询机构包括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课程发展议会、教育统筹委员会、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以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等。从这些咨询组织与中小学课程教材治理的关系来看，课程发展议会是参与其中较多的一个组织代表，其主要职责是就课程发展事宜向政府提供建议，涉及教材的编写政策等。其下设的学习资源及支援委员会主要负责设计、发展和评估各种学习资源和其他支援服务，涉及教材审查和质量保障机制等。虽然这些咨询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的相关问题，但是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教材制度建设提供建议的咨询组织。因而，在香港中小学教材政策变革的背景下，可进一步考虑构建专门的教材咨询组织，其职责范围可包括教材制度的总体规划与管理，以涵盖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管理的相关事宜。
（四）优化课程教材的管理制度，提升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随着香港教育进入正本清源的新时期，香港教材管理制度也需要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前提下进一步展开优化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对编写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教材编写队伍。一方面，在思想观念和专业能力上对编写人员进行资格筛选；另一方面，通过专业培训提升其对政策文件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从编写源头上保证教材的质量。此外，教材编写既要注重教育性，也要兼顾审美性，要丰富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和编排体例，在保证教育性目标的同时，实现教材多样化育人和特色化发展。
第二，优化教材审定制度，强化教材评审效力。具体而言，评审范围要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对所有指定开设科目所使用的教材都要进行评审，确保所有课程教材的通用版本都经过了审定，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特殊学科。同时，加强对教材评审人员的资格审查和定期培训，保证教材审定的严谨性和专业性。
第三，完善教材的选用制度，增强选用过程的科学化。在选用范围上，香港特区教育局可调整由学校选书的做法，把教材目录制度作为教材政策管理的主要抓手，强化选书规定范围的强制效力。针对语文、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发展等学科，要求教师从通过审定的教材书目中进行选择。此外，增强学校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重视对科目主任与校长的监督，保障其在职阶段的专业发展，强化其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确保在课程教材选用上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
第四，完善中小学教材监察机制，搭建意见反馈平台，形成“课程—教材—教学—评估”的闭环。要借助学生、家长、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力量，重视香港中小学师生所使用的正式教材、校本教材、教辅材料、习题集以及课堂上播放的影片。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制定教材评价体系，跟踪考察教材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客观评价。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