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引起众多争议，部分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强烈抗议和反对国民教育，认为国民教育有“洗脑”、“愚民”之嫌疑。其实，重视国民教育并非中国的特色，而是国际惯例。从国外的国民教育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把国民教育写进了宪法，比如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以各种方式让青少年拥有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小培养国民的归属感以及国民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一、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
（一）民族身份
民族即国族，英文表达是nation，不是people，也不是nationality，是“民族集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主张“可以将民族现象作为分析的背景，只考虑这一简单的事实：一个民族产生于一个国家与一种文化（好几种文化）的汇合。没有必要寻求定义。”划定民族有不同的标准，一般主要从语言和文化向度来界定。现代国家是由一个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不仅是历史长河中既有特殊与有限生命的个体，而且民族意味着命运的历程。民族与国家不同，国家被看作是人为的创造和架构”。民族具有共同的命运，是“命运共同体”，由种族、地域、人口等基本要素构成。民族和族群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因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共同体的政治地位。
“身份”源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站立），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身份的本意是“你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是识别个体差异的象征。客观的内容一般包括：国籍、年龄、性别、职业、辈分及与他人的关系定位等，属于客观事实。主观的内容包含身份认同，按照主体一定的标准对群体进行人为的划分，如“我们”与“他们”，我们是内部人，他们是外部人，无形之中划清了界限。身份的确定，意味着相应的身份关系和行为准则的确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身份的社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具有绝对不平等的身份。社会成员的生存资源主要是依靠成员的身份以及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配置，进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变迁，“身份”随之式微，但由于身份制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至深，作为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代代相传，总是带有身份制的行为痕迹或者“身份情结”。身份制作为一种持续的观念、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对人生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
民族身份是这个民族同胞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字、语言的认定，历史、文字、语言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民族身份蕴涵着相似的认知方式、相似的情感、态度以及行为规范，稳定的、持久的民族身份认同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尤其在出现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之后，人们不禁会发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我们和谁是一伙的?”因此，认定民族身份是为了争取和其他民族平等、相同的地位。香港与广东省具有相同的族群起源，大约95%的香港人属于华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广东人，5%的才是外国人。主要的语言是粤语和英语，这种双语状态使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尽管香港粤语和广东粤语有细微的差别，但并不影响民族身份的认同。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指出：“作为一种社会普遍化的中介，相互承认创造了这一理想共同体，同时也就形成了‘民族精神’。”“这种相互承认形式也与社会生活语境假设相联系，社会成员通过走向他们共同目标的构想，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将民族描述为一个由其拥护者主观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宗教和时代的想象而形成的构建。民族认同是基于族群起源、文化、血缘、宗教、语言、依附领土等因素对民族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认同。
（二）民族认同
民族共同体形成后，有一个对本民族承认和归属的问题，即民族认同问题。黑格尔说：“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只有被承认，才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民族归属感需要民族的多样性才能最终作为民族意识被确认。民族寻求承认和归属，而国家的出现给民族提供了要求被承认的主体和可以被归属的主体，于是民族和国家开始走向结合。民族和国家在近代以后紧密结合，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大多是统一的。“民族首先是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之中的。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民族国家并不单是拥有一定的领土、一定居民的政治实体，而且是具有同一语言、同一文化的稳定人类共同体。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同质性成为民族国家趋向统一的基本特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ethnicaliden-tity）是基于一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在心理、宗教、血缘等方面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趋向，对本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认同，究其实质就是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和法律意义上的民族认同。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国民教育无可厚非，是天经地义之事，在香港却引来这么大争议实属很不正常。“洗脑”、“愚民”是一个伪命题。从历史维度看，香港从古到今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即使在殖民时期香港人是中国人的身份也不可更改，不会因为受英国殖民，身份就会变成英国人，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人首先有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割不断的天缘形态，不会因为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而改变。劳勒（Lawler）介绍了一种长期以来得到广泛接受的西方观点：人的某一部分并非由社会领域产生，这里所设想的是一种本质：这种本质造就了一个人的特定性。它通常被认为位于“内里”，被理解为比“外部”更深入、更真实……“我是谁”的想法可能而且也会改变，但伴随对“真我”或“深我”的认知，它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所有社会因素之外。民族身份认同在定义“我们是谁”的同时，通过对“他者”的构建予以明确，同时也界定了“我们不是谁”。
（三）民族认同通过民族精神中介实现文化认同
提到民族认同，不得不提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颇有争议。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于1984年首次提出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概念，基本含义是国民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民族国家出现后，民族不再是单一的某一个民族，而是作为民族国家主权享有的“国族”。因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总是有一定的关联，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57¹。现代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的形成机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精神、民族特性、民族性格、民族自豪感、民族感情、民族文化的同质性等都是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其中，民族精神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正是民族精神实现了从民族认同向文化认同的转向。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总是联系在一起。人们之间文化认同的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相互对各自文化的承认与接受。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对社会所创造和拥有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社会对个人的认同，社会的基本文化规范被个人所遵守和内化。文化认同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处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但对同一民族文化认同，比如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二是对同一信仰文化的认同，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认同。三是世界不同文化圈的认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积极寻求“共识”产生认同。
二、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是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它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对外主权独立；二是对内国家统一。国家认同不仅基于语言文字、历史传统等方面的文化认同，而且基于对政治制度和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大致分为三类：基于民族血缘关系上的民族认同即民族的身份确认、基于历史文化传统上的文化认同、基于制度认同上的制度认同。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凝聚力量，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纽带是制度认同，制度属于文化范畴，是人文生态中的决定社会的权威性资源和可配置性资源的设计与安排，通过制度认同实现由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的有效转化。国家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
（一）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内聚力和基础
广义文化即人化，狭义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因此，狭义的文化就是精神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在所有精神产品中，反映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精神产品是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其中，有一部分意识形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一定的阶级、集团、政党开展教育工作，必须以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而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范畴。意识形态认同是一种价值认同，通过对意识形态价值性的肯定和认同，才能在文化认同的视阈下产生国家认同。价值观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文化都包含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判断，对于合乎基本价值的行为以及行为方式予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和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价值依据、评判标准等系统化理论的总和，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机渗透于国民教育之中，有机融入精神文化产品中，使人们在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努力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关系紧密，首先需要确定民族身份，身份是民族国家的名片。文化认同的实质是在文化认同过程中的文化归属，把“我”扩充为“我们”，承认和确定“我们”共同的身份。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不同，致使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不可避免，导致文化冲突伴随发生。文化冲突会引发文化认同的危机，但最终的结果是强化了遭遇文化冲突之后的文化认同，“我”与“我们”重叠部分更多，范围更大，“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范围更加明确。无论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认同，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香港人的民族身份已经确定，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香港人。民族认同须在文化认同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使“我”变成“我们”，在文化归属中寻找“我们”的“根”，认同“我们”的价值和价值观。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核心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华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国民品性、伦理旨趣等民族文化特性，具有中华民族一定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民族性并不是说文化都只是本土文化，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会吸收外来文化。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是没有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可以相互交流和传播的，而且文化的民族性并不会因为文化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香港深受殖民统治100多年，接受殖民文化历史比较长，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有所消减和缺失，回归之后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难以对其中之一的文化产生认同，出现了文化焦虑和“文化真空地带”，犹如“文化的浮萍”，上街游行反对国民教育便是明证。文化殖民产生了文化的奴性，奴性的压抑导致了奴性的爆发，在心理和行动上表现出不认同中华文化。A·L·克罗伯指出，“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二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风干的尸骸，不是一种只具考证价值的古董，而是一种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起来，显示民族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生命力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愈是悠久、深厚，其生命力也就愈是强大”。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意味着背叛和割断自己的历史。不认同文化，国家认同便不会产生，因为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内聚力和基础。
（二）国家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升华
文化认同会影响到国家认同，它是持续稳定政治系统的基础。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由此可见，文化与政治有内在的耦合性。一方面，政权以文化的凝聚力支持自己，使政权趋于稳定；另一方面，政治行为可以规范和引导文化建设。文化是人化，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文化必然受到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的“浸染”。文化认同取向不是一个真空地带，而是与政权的政治目的密切契合的。“通过增加文化的自主性，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评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则。”文化是积极的政治力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密切联系在于：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现代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务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没有公民对国家政权、政策的普遍认同，就不会对国家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国家认同不会产生。“缺少安定与有效政府的社会，其公民之间一定缺乏互信感，缺少对国家公共事业的热忱，也不具备组织技巧与能力。这种不安定的社会肯定充满了怀疑、妒忌和对其他民族的敌意。”通过同质性的文化并形成共识，有利于以理性解决政治主体之间的冲突、化解各种矛盾。
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确认，以及认知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并作出积极的评价和对国家的热爱。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自觉形成的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国家认同是维系公民认同的纽带和桥梁，其实质是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将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国家认同分为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两种。本文主要是从国内层面进行分析。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本国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多种元素构成的共同体的承认和接受之后产生的归属感。决定国家认同的因素是民族认同、传统文化、国籍、出生地等。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对国家执政政治权力的认同。我们国家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香港人对国家产生认同奠定了良好基础。但香港教育只有公民教育而无国民教育，造成了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仍然低下，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认识不深，缺乏认同的元素。为此，进行国民教育刻不容缓。要产生真正的国家认同，必须寻求文化认同。如何产生文化上的认同?进行国民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官方网站上对国民教育是这样表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致力鼓励学校从‘加深对国家认识’、‘提高对国家情怀’、及‘实践对国家承担’三个层面人手，为学生提供整全的国民教育学习经历；并从‘安排学习经历’、‘制作学与教资源’、及‘提供专业培训’三个方向，支持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但这些做法没有触及核心内容，即从文化认同的层面入手，催生国家认同。
总之，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桥梁是文化认同，通过文化认同这个中介实现了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转向。国民教育必须在文化认同的视阈中开展，才能更富有成效。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从小学、中学、大学分阶段、分层次有计划实施，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才能抓出成效。目前，虽然对国民教育有异议，但不能因为有分歧和上街游行的行为就停止对国民教育的正面回应。贯彻实施国民教育势在必行。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