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教育敕语》被废止后，日本朝野关于《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歇，而持续至今的歌颂和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与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中也浮现出战后保守思潮强盛的一个侧面。一直以来，学界和媒体舆论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教育基本法》的出台否定并取代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即名存实亡《教育敕语》因《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而失效。然而，在1948年6月《教育敕语》被废止以前，它与《教育基本法》曾并存了1年3个月时间。这种结果当然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如占领军为了有效推行战后改革需要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姑息了《教育敕语》的罪行。又如在战后初期，新闻媒体并没有营造出一个关于废止《教育敕语》的讨论氛围等。但无疑日本政府的消极处理和不彻底清算才是造成今天《教育敕语》问题流弊深远的关键原因。本文最关心的问题在于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对《教育敕语》的处理过程中究竟留下了什么空间，这种处理对战后日本人有关《教育敕语》的认识产生了什么影响。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索，能够对今天了解《教育敕语》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助益。
一、《教育敕语》的颁布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1878-1888年是日本意识形态斗争比较激烈的一个时代，为了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明治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使其逐渐走向分解。随着自由党的解散，主张议会中心主义、主权在民的自由民权派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遭受挫折。另一方面，明治14年政变后，伊藤博文等萨长派掌握了政权，并通过打压自由民权运动、树立君权至上主义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为了保障胜利的成果，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政治精英着手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为维新以来日本国家的动荡打上了休止符”，并为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宪法中并没有设立关于教育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为了扭转自由民权运动带来的政治危机，明治政府在文教政策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与改变。这种文教政策的转换，其目的在于压制青年对于政治的过度关心，以及改变1872年《学制》颁布以来造成的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模式。这一时期，日本朝野出现了围绕德育问题而展开的论争，这些论争一方面反映了在欧化浪潮及西势东渐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呈现出的传统与近代化价值的对抗现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亟需统合国民涣散的精神状态。于是，如何结束“德育混乱”的局面成为有识之士迫切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1890年10月30日，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即《教育敕语》，向日本国民树立了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身、道德教育的根本规范。
关于《教育敕语》颁布的意义，明治至昭和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吉田熊次曾这样概括，《教育敕语》的颁布“一扫”明治20年代前后德育混乱的局面，并“明示了教育的方向，实为对我国思想问题的永久性解决”。《教育敕语》颁布后，明治政府也进一步借《教育敕语》逐渐展开了对未来国民思想统合的步伐。1891年4月，文部省发布《小学校设备准则》，要求学校校舍必须设置一定的场所———奉安殿来置放天皇、皇后的照片及《教育敕语》誊本。6月，文部省颁发《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要求各小学校长、教员及学生在特定的节日里，向奉安殿中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行礼，“奉祝”两陛下万岁，“奉读”《教育敕语》，校长要根据敕语精神来对学生进行训示，并要求学生在节日里举行相应的唱歌仪式。通过举行“庄重”的“奉读”仪式，以及训导学生从幼年时期熟背《教育敕语》的内容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敕语精神逐渐浸染于日本人精神之中。因而《教育敕语》也被视为与天皇同等神圣而加以崇奉，这种“庄重”的“奉读”仪式一直持续到战后初期。随着《教育敕语》的颁布，作为道德教育的修身教育也逐步得到强化，并作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敕语》也具有作为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与《国体之本义》(1937年）、《臣民之道》(1941年）一样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文本。《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制统治的重要支柱，为日本培养出庞大的“忠孝”国民群体，由此日本才得以实现举国一致，并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
二、《教育敕语》的废止过程
以19世纪末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为制度依据和精神基础的“国体”观念确立后，以极快的速度渗透于日本国民，规范着他们的精神方向，而其强大的约束力在战争时期达到了极点。但是，这一被日本人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表现日本国家特色的天皇制“国体”观念却因战败而丧失了规范国民精神的效力。1945年10月-12月，占领军相继向日本政府下达了旨在铲除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四大指令”。其中，“神道指令”虽然提出了禁止《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等同种类书籍的发行，却没有明确提及禁止使用《教育敕语》的问题。而第四条指令虽然提到停止开设“修身科”，但并没有触及支撑修身科教育的《教育敕语》。不过，占领军内部围绕《教育敕语》的存废早已展开讨论。以1946年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访日为契机，《教育敕语》的废止随之被提上日程。从占领军围绕《教育敕语》问题展开讨论到1948年6月参众两院通过废止《教育敕语》的决议，占领军与日本文部省就《教育敕语》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教育敕语》的废止过程也反映了美国占领军与日本当局在价值系统修正、重建方面的冲突。结果造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对《教育敕语》的处理不彻底，使得《教育敕语》问题延续至今，流弊影响深远。以下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敕语处理过程作一简略的梳理。
（一）《教育敕语》有效论
美国占领日本后，占领军中的CIE（民间情报教育局）就《教育敕语》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并督促文部省对敕语作出一定处理。围绕《教育敕语》的存废问题，CIE内部存在着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继续保存《教育敕语》，认为《教育敕语》本质上并不坏，对《教育敕语》的攻击有可能被日本人视作对儒教、神道等宗教的攻击，且在占领时期可利用《教育敕语》推行各项改革。与此相对，主张废止《教育敕语》的人则认为，《教育敕语》本质上与占领军所推行的民主化改革的目的不符，它将天皇视作个人道德及社会道德的绝对性根源，并灌输给孩童天皇与《教育敕语》是神圣的等观念。诚然，占领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敕语》最终处理不彻底的结果。不过，日本当局的处理态度和方式更成问题。外在的压力当然会迫使日本当局重建新的价值系统，但比起重建，他们似乎更重视修改“传统”价值系统成立的根据。
1945年8月19日，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在会见记者团时发表了有关文教问题的主张。他指出，日本今后应履行《波茨坦公告》，但是由于公告中并没有谈及教育问题，因此“教育之根本当然应使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以及在战争终结时所颁布的诏书具体化，应沿着这条线解决今后教育的诸问题”。随后在10月15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讲习会上，前田在阐明新教育方针时强调，《教育敕语》提示了作为“忠良之国民与良善之人”的道德，因此今后的教育应以实现个性为目标，并引导学生完成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可以说，前田的“敕语”观代表了当时文部省的主张。又如，次年2月21日，文部省学校教育局局长田中耕太郎在地方教学课长会议上明确提出，政府当局今后的文教方针应遵照《教育敕语》。他认为，日本战后处于思想混乱的时期，战时的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即便错误，却有秩序，而战后却没有秩序，以致造成思想的混乱，并希望遵照《教育敕语》以确立战后道德的秩序。在他看来，《教育敕语》在维护战后秩序方面仍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教育敕语》合乎日本的“醇风美俗与世界人类的道德核心，可以说是自然法。”
由此看来，以前田多门、田中耕太郎为首的文部省官僚不仅没有反省《教育敕语》存在的问题，甚至主张利用《教育敕语》继续保持战败前与战后价值系统上的连续性。他们强调敕语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力图从有效性上予以新的解释，即借助《教育敕语》重新整饬战后日本的道德秩序，并赋予其普世性价值，从而为《教育敕语》的继续保留提供依据。
（二）新《教育敕语》论和《教育敕语》地位的动摇
日本政府保留《教育敕语》的诉求并不能得到占领军的回响和支持。在CIE内部的多数意见里，认为换一种关涉个体的价值系统也许能清除《教育敕语》所造成的价值观上的蔽障。
1946年2月2日，CIE的迪克(KenReedDyke)局长与文部大臣安倍能成会谈时首先表明了他对《教育敕语》的看法，他认为敕语是“伟大的文书”，但“被军国主义者所误用”，因此要求文部省制定符合日本现状的新《教育敕语》。安倍能成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也主张，“现存的《教育敕语》是伟大的文书，其自身价值重大，即使提出新敕语，也想保存以前的敕语”。在与迪克会谈后，安倍能成随即奏请天皇颁布新《教育敕语》。随后在向媒体公布颁布新《教育敕语》的消息时，再次表明了政府保留《教育敕语》的意见，即“现在的《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颁布给国民应守的道德，是很好的教诲。这一教诲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是具有普遍性的道……但是战时这一尊贵的思想却被歪曲”。如此看来，占领军的关注点并不是停留在对《教育敕语》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更重视日本能否推出符合战后时代要求的、关涉个体的新《教育敕语》。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忧虑，如新《教育敕语》中即便呈现了民主主义的内容，也有可能会存在“奉读”新敕语的仪式。然而，从日本当局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想改变其价值系统的结构。这在当时一些著名教育家的敕语认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946年1月，为协助即将访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工作，文部省设立日方教育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田中耕太郎、天野贞祐、南原繁等29名教育家组成。在日方教育家委员会向占领军提交的《应协助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日方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书》中谈到了“关于《教育敕语》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教育敕语》揭示了天地之公道，绝无谬误”，但随着时势的变迁已不适合作为今后国民精神生活的指针，因此主张颁布新敕语，即“以国家与皇运为最初的，亦是最终的教育目的，承认个人与人类的价值”。由此来看，由日本教育家所组成的委员会虽然认同CIE与日本政府提出的颁布新《教育敕语》的意见，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教育敕语》。而所谓服务于“国家与皇运”的新敕语构想实质上与《教育敕语》的核心部分———“忠孝”“爱国”伦理相暗合。
应当指出的是，占领军着意于制定新《教育敕语》，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敕语》的地位已然发生动摇。而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停止“奉读”敕语、礼拜画像的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敕语地位的动摇。为了重建战后日本教育，1946年3月，受联合国军司令部邀请，由27名专家组成的美国教育使节团来到日本进行调查研究，向麦克阿瑟及占领军提交了《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该报告书指出，《教育敕语》用于仪式活动，礼拜天皇与皇后的画像是“过去统制学生思想感情的强有力方法，符合好战的国家主义的目的”，建议停止仪式中“奉读”敕语、礼拜画像的活动。其实，在这份报告书出台之前，使节团第3委员会曾就《教育敕语》问题进行了讨论，建议永远废除《教育敕语》以及礼拜画像的惯例。不过，显然这一主张并未被采纳。又如，报告书还批评战败前日本的修身科教育，提出“日本各学校中的修身课程，以培养顺民为目的。”然而，这一部分也未触及对《教育敕语》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书中并未谈到有关颁布新《教育敕语》的内容，这是因为使节团成员担忧新《教育敕语》的颁布意味着赋予了天皇一种能颁布教育法典的权威。
根据使节团报告书提出的建议，文部省删除了“国民学校施行规则”中规定的在仪式等场合“奉读”敕语的条目，并在关于中等程度学校的规定中删除了“教育要遵循《教育敕语》宗旨”的条文。1946年8月，日本当局设立了直属首相管理的教育刷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9月23日设置第1特别委员会专就《教育敕语》问题进行讨论、审议。以芦田均、森户辰南为首的8名委员，推出了有关《教育敕语》问题的处理方案，即禁止在节假日学校的仪式中“奉读”《教育敕语》，在其他场合“奉读”无妨，但除非有必要，禁止在敬礼及保存方法上采取强制方式。根据教育刷新委员会的建议，文部省于同年10月8日发布了题为“关于敕语及诏书等的处理”的文部次官通牒。该通牒主要有三方面的规定：不应将敕语再作为教育的唯一渊源，而应采取从古今东西的伦理、哲学、宗教等资源中广泛寻求教育理念的态度；今后在节假日等场合不再“奉读”敕语；不可将敕语及诏书的誊本等神格化处理。随后，教育刷新委员会也通过了不颁布新《教育敕语》的决定。
由此可见，占领军对《教育敕语》的继续保留持否定态度，并提出制定新敕语论，试图瓦解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不过，对占领军而言，“奉读”敕语、礼拜画像等仪式是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的，排除这些行为是极为必要的。虽然有关《教育敕语》处置的文部次官通牒中包含着对敕语的批判意味，但不可否认，这种不彻底的处理也为敕语的留存提供了温床。而日方，无论是最初的几任文部大臣及文部省，抑或是日方教育委员会、教育刷新委员会，均没有完全排除敕语的意图，只是迫于占领军的压力而被动、消极地推行一些行政措施。这种消极态度也贯穿于《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和审议过程中。
（三）《教育敕语》与《教育基本法》无矛盾论
在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的构想时，日本当局极力强调《教育敕语》和《教育基本法》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可以继续并存。这种态度在《教育基本法》提出者田中耕太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46年6月26日，时任文部大臣的田中耕太郎在第90回帝国议会上表明了制定《教育基本法》的想法。但是，在制定《教育基本法》之前，必须要处理它与《教育敕语》的关系。即是否应废除这部战前、战时教育的“圣典”。显然，田中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国会答辩中，他主张不仅不允许废止《教育敕语》，反而有必要“理解并高扬其精神”。他认为，《教育敕语》虽并非完美无缺，也并不符合当今时代要求，且过去又被国粹主义者所滥用，然而它仍是“通用于古今东西的道德律，是人伦之根本”，今后应将其与古今东西的宗教及伦理道德体系并立，将其作为一个对日本国民而言重要且亲切的教诲来对待。进而强调：“尽管到了民主主义的时代，认为《教育敕语》已失去意义，或认为其应该废止的看法，并非是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田中这一立场鲜明的态度被后继者高桥诚一郎所继承。
在审议《教育基本法》的第92回帝国议会上，面对来自法学家佐佐木惣一关于《教育基本法》与《教育敕语》关系的质问，文部大臣高桥极力辩解，《教育基本法》法案“继承了《教育敕语》好的精神”，并修改了其中不充分、不妥当之处，“并不存在废止《教育敕语》的想法”。当被问及《教育基本法》制定后敕语的归宿时，高桥强调伴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实施，与宪法相抵触的部分将失去效力，且在《教育基本法》实施的同时，与基本法抵触的部分也将失去效力，其它部分可以并存，而它即便失去了政治上的或是法律上的效力，仍可与儒教、摩西戒律等一样继续存在。
日本当局在处理《教育敕语》和《教育基本法》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暴露出《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并无关涉《教育敕语》废止的问题。他们不仅将二者并存，还进一步歪曲了对《教育基本法》的理解，认为《教育基本法》继承了《教育敕语》的精神，力图为保留《教育敕语》捏造依据。但是，诚如高桥所言，《教育敕语》本身也存在着与《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相抵触之处，如何处理相抵触之处成为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来自占领军GS（民政局）的压力，《教育敕语》的排除与失效不得已被提上了议程。
（四）《教育敕语》的“排除”与“失效”
早在《教育基本法》制定时，GS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废止《教育敕语》的要求，但是由于CIE认为《教育敕语》问题已随着文部次官通牒的发布而得到解决，因此GS的这一要求并未实现。后在GS的“口头命令”之下，日本当局最终启动敕语的废止工作。并于1948年6月19日，在第2回国会众参两会上相继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这意味着为日本人提供道德规范根源的价值系统崩塌。
参众两院通过的两份决议案所透露出的不同之处显示出，日本政府内部各派对教育敕语问题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就上述两份决议案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同：一是，“排除”与“失效”的不同措辞反映出参众两院在“去《教育敕语》”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在众议院的决议案中，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诏敕”违反了《日本国宪法》强调的“主权在民”理念，且其中蕴含的神话式的国体观会招致“国际信义”等问题，因此认定其“不再具有效力”，并要求“排除”《教育敕语》等诏敕。但是，参议院的决议案主旨则在于确认敕语的失效，而并未涉及敕语的“排除”问题。这种处理其实从根本上回避了对《教育敕语》的反思及批判，甚至流露出敕语仍可“今用”的心态。二是，参众两院对于文部省处理《教育敕语》的行政措施持有不同看法。众议院认为文部省等行政机关自战败以来在行政方面未对《教育敕语》采取恰当的措施，以至于一些日本人认为其有继续指导国民道德的效力。然而，参议院的说明中则强调，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敕语》采取了“相当周到的立法及行政措施”，当局对于这一问题“并未有过怠慢”。人们之所以仍将敕语作为教育的最高指导理念并非因为立法及行政处置不当，而是由于他们对处置措施并未完全理解，头脑中仍残存着将敕语神格化的观念习惯。在此不难发现，参议院意在撇清政府在战后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对教育改革不彻底的责任，并将其责任推卸给智识与法律意识低下、固守陈旧意识习惯的民众。
为何参众两院会形成差别如此明显的两份决议，由于史料局限，现在还无法作出准确的解释。根据副田义也关于当时参众两院各党派比例不同的推测，两院各自势力构成的差异反映出两份决议的不同。然而，这两份决议中都蕴含着否定“去《教育敕语》”的基本看法，即他们虽然否定了将《教育敕语》作为教育的根本理念和最高原理，但并不否定将其作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来对待。这样的逻辑意味着在将来日本的道德重建中不能完全丢掉这一“传统”的资源。
三、《教育敕语》废止后的影响
作为日本“道德准则”的《教育敕语》虽然在战后的第三年被废止，但《教育敕语》背后的病症却被掩盖了。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不仅鼓吹其对整饬战后秩序所具备的有效性，而且强调《教育敕语》和《教育基本法》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使得对《教育敕语》的处理不仅不彻底，甚至还衍生出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战后敕语拥护论者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留下了空间。拥护论者反复强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
三点：一是，继承战后初期历任文部大臣所主张的《教育敕语》有效论，以“孝于父母”“夫妇相和”等伦理道德在今天也是通用的为由，强调《教育敕语》中包含着普遍性的价值。在“敕语拥护论”者看来，占领时期《教育敕语》的废止使日本人丧失了传统的道德及价值观，并导致战后日本道德价值的混乱失序。他们极力主张，《教育敕语》具有普遍性价值，依然可以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二是，以1946年10月颁布的文部次官通牒为依据，虽不将《教育敕语》视作唯一的教育指导原理，但可将其作为指导原理之一运用于道德教育中；三是，依循以田中耕太郎为代表的《教育基本法》的起草者从未否定《教育敕语》和《教育基本法》之间存在矛盾的逻辑，极力主张二者是合为一体的，但因为之后只有《教育敕语》被废止，而《教育基本法》的修订就是为了补充敕语被废止后缺失的部分,因此在不违背《日本国宪法》及《教育基本法》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教育敕语》可作为教材使用，并不禁止在早会等场合进行“奉读”。
战后至今，关于《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歇，但是“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日本社会的共同议题，反而《教育敕语》成为了宣扬“爱国心”的有力护符，流弊影响深远。无论是战后初期文部省发布的通牒，还是众参两院的处理决议，不仅没有彻底葬送《教育敕语》的末路，反而为敕语拥护论者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留下了空间，战后的敕语拥护论者通过对文部次官通牒及众参决议进行同文异取，篡改了《教育敕语》违背宪法的历史真相，并遮盖了《教育敕语》背后的病症。在安倍政府加紧强化“爱国心”教育步伐的今天，《教育敕语》依然被一些政客及右翼势力用作解决日本人精神诉求的思想工具，成为他们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在占领时期最需要形成正确历史观的关键时期，日本的精英阶层不仅未完成政治上的价值“转换”,而且也未从根本上否定《教育敕语》。这不仅造成了战后日本民主社会伦理道德的畸形发展，而且这一积半世纪沉淀的渣滓也成为了日本错误历史认知的根源之所在。
（来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