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本质上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实施的教育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提升生命价值的教育观念与实践，狭义是指培养正确的生命观的教育。近年来，我国对生命教育愈加重视。从政策层面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将生命教育提到和安全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同等的高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明确将“珍爱生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子目标纳入“健康生活”这一教育价值维度。2021年7月，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再次明确了“珍视生命”的指导思想。然而，从现实层面看，我国生命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学生轻生、校园暴力、破坏自然生态等现象时有发生，反映出部分学生生命价值意识不足。另一方面，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准备与教学实施中对生命教育的落实存在偏差，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亟待完善。日本是较早践行生命教育的国家之一，并强调在道德教育活动中践行生命教育，提升学生尊重生命的精神及道德性。因此，本研究聚焦日本生命教育，选取日本文部科学省出版的小学1至6年级道德教育教材“副读本”、《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等相关政策文本，分析其中生命教育相关内容，系统性地研究日本在小学阶段如何落实生命教育，探寻其历史与实践逻辑及路径选择，以期为我国生命教育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生命教育融入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逻辑
日本小学阶段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融合路径，本质上是日本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危机的适应性调整，其演进历程既反映了日本教育政策在“国家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的摇摆，也揭示了后发国家通过教育重构现代性认同的复杂性。
（一）战后重建期（1945—1988年）：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旨趣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主导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革，相继颁布了《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废除了战前的“修身科”。但是，随着青少年犯罪、家庭教育能力下降等问题凸显，社会对道德滑坡的担忧加剧，人们开始呼吁通过学校系统培养公民责任感与道德实践能力。为此，日本政府1958年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彻底实行道德教育”的方针，并正式设立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即“道德时间”，借此重建道德教育体系，以避免重蹈极端国家主义覆辙，同时回应社会对青少年规范意识的需求。“道德时间”成为日本战后道德教育制度化的标志。1968年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确立了道德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将“道德时间”明确化，同时强调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关联性。1977年，日本文部省（即文部科学省的前身）基于中小学课程联结的系统性，设定了具体的道德教育目标，其中包括强化道德教育的实践能力，培养对自然和乡土的深厚情感，重视家庭与社区的紧密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来认识“生命的可贵”。
1983年，日本初等中等教育局进一步强调落实“道德时间”，并通过专门的课程时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及法制化保障，构建了一套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的道德教育体系。由此，“道德时间”成为日本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咨询报告》中提出，应重视基础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以及养成遵守社会规范的习惯。此外，报告还强调教育应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促进自然体验学习，要求修正并重点化特设道德教育的内容。这一时期，日本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聚焦“生存能力”的培养，旨在解决战后物质匮乏与社会失序下的生存问题，引导学生形成遵守社会规范的应有态度。
（二）价值重构期（1989—2013年）：以形成目标结构为中心要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整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陷入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上升，社会阶层固化，少子化与老龄化进程加速，家庭对教育的投资意愿降低，“低欲望社会”现象蔓延。
1989年版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要求聚焦于“与自身相关”“与他人相关”“与团体和社会相关”“与生命和自然、崇高事物相关”四个维度的目标开展道德教育。同时，根据学生道德发展阶段设定差异化目标。具体而言，小学低年级阶段强调基本生活习惯的养成，小学中年级阶段强调日常社会规范的遵守态度，小学高年级阶段重视公共服务态度的培育，强化整体规划以及学校教育活动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联性，重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作，旨在培育学生丰富的道德情操。
1998年，PISA测试结果显示日本学生学力下滑，社会舆论将问题归咎于“宽松教育”导致了“平成废物”（指抗压能力差、缺乏责任感的一代）。为此，文部省在修订《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时，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鼓励学生通过社区服务、环境课题等实践理解生命意义。但由于学生学力下降带来的压力，实际效果有限。2000年，参议院文教科学委员会首次提出缺乏专门道德教科书的问题，强调出版发行道德教育教材的必要性。在政治和行政官僚的主导之下，《我们的道德》教材出版工作被纳入预算，并被定位为道德教育、解决校园霸凌问题以及辅助家庭教育实施的教材。2006年全面修订的《教育基本法》首次将“尊重生命与自然”明确列为道德教育的法定目标，标志着日本生命教育理念的制度化突破。随后，2007年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强调恢复学科中心导向，但未完全放弃“宽松教育”理念，同时，进一步揭示了“生命的重要性”，涵盖尊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确立了借由道德教育践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今后的道德教育改善·充实方针对策报告》，以推动道德教育的系统化改革为核心内容，阐明了“道德教育乃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与合作社会之共同追求的规范与礼仪，旨在培养规范意识、塑造独立个体，以形成与他人共同追求更优质生活的人格为目标”。至此，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结构得以初步确立。
（三）危机应对期（2014年至今）：以提升实践能力为重心指向
2014年起，日本道德教育的转向根植于多重社会危机交织的复杂环境，特别是伴随校园霸凌、学生拒绝上学以及升学压力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聚焦“尊重生命”的理念，寄希望于改善道德教育以解决社会症结。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召开道德教育相关恳谈会，启动“道德教育学科化”改革，将作为非正式课程的“道德时间”升格为“特别教科道德（道德科目）”正式课程，赋予其与其他学科同等地位。这既是对日本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也隐含着日本意识形态塑造的深层意图，其本质在于“国家诉求”与“社会疗愈”的博弈。2016年，《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随之做出修订，进一步细化了道德目标四个维度的具体内容。其中，“与生命和自然、崇高事物相关”维度着重强调了尊重生命及爱护自然的核心内容。同年，文部省宣布“去宽松教育”，增加课时与学业难度，同时将生命教育纳入“特别教科道德（道德科目）”,要求通过灾害演练、心理健康课程等提升实践应对能力。2017年修订的《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小学要通过“防灾教育”“生命伦理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对生命尊严的认知与行动力，以回应老龄化、自然灾害等现实挑战。2019年，小学道德教科书增加了“关怀老年群体”“跨代协作”的内容，将生命伦理从个人生存扩展至代际责任。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道德教育开始转向“数字时代生命尊严”议题。自2020年起，日本小学增设“信息道德”单元，探讨数据隐私与人性边界。2022年，日本政府提出“新资本主义”教育配套政策，旨在通过将生命教育与区域振兴相结合，推动小学生参与地方创生项目，从而深化学生对“个体生命与社区存续共生关系”的理解。这一阶段，在政策强化、实践深化与争议激化中，日本道德教育呈现出国家主导性、社会回应性和文化矛盾性等特征，已从“修复社会问题”的工具升级到“维系国家存续”的战略装置，其底层逻辑是对“脆弱社会”的系统性回应。
二、生命教育融入小学道德教育的实践逻辑
日本小学阶段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合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生命道德教育的特征，体现了道德教育目的、内容、实践与生命教育传统性、时代性、规律性、现实性、育人性、实效性的融合。
（一）以道德教育课标为目标导向，强调生命教育的传统性与时代性
日本《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是依照《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签发的综合性国家课程标准，覆盖小学教育阶段的所有课程，也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的核心指导文件，其中规定了道德教育的教学目标、内容框架、课时安排及评价标准。而日本的生命教育实践以道德教育课标为枢纽，其本质是通过教育的时间政治学，将国家危机转化为可治理的课程模块，体现出以道德教育课标为目标导向，强调生命教育的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特征。
1.文化选择：强调传统性
其一，重视儒家的伦理观念。日本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亚洲国家之一，其生命教育鲜明地反映了儒家伦理观念。生命教育被视为澄清生命概念、认知生命价值的过程，旨在帮助个人或社会团体理解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知识技能和评价能力，并主动参与解决各种生命问题。综合历次对《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等政策文件的修订来看，日本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强调基于融入原则，重视家庭成员及朋友间的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生命的历程，并将此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重点，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凸显本国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日本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涉及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与群体规范，其优势在于传统儒家伦理观得到了重视，但同时也使生命教育实践受限于传统。儒家倡导“修己安人”，追求自我完善胜于依赖他人，自觉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言行，其终极目标是提升人性智性的自觉。儒家文化尽管可以被寓教于行，但仍需以特定的教育模式作为中介，将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大众的教育实践相结合，从而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二，强调日本的传统精神。日本生命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育日本人精神、道德教条化以及实现对人权、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追求。其中，“日本人精神”是日本近代以来建构的国民性概念，强调集体意识、传统伦理与民族认同；“道德教条化”是指道德教育以固定规范为核心，通过标准化内容与评价体系，将特定价值观塑造为不可置疑的准则，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统一化、行为规范定量化、教师指导手册化。依据2017年修订版《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其宗旨在于弘扬日本人精神，特别强调以培育日本人精神为核心的教材编制方针，并规定了基于融入原则的日本小学阶段生命教育主要内容应涵盖先贤名言、杰出人物及知名人士的生活方式，以及校园霸凌问题的应对策略和日本传统文化。由于教材内容中关于历史人物的介绍往往呈现出片段式特征，因此在选择历史人物进行教学时，强调必须与其他教材结合使用，同时配合历史人物的成功事迹实施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全民素质的道德价值选择能力。因此，日本小学阶段道德教育教材主要通过传统故事的学习，论述前人或伟人和生命教育实践的关联性，促进学生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价值观。
2.价值研判：强调时代性
其一，以课标为“时代诊断书”，锚定社会病症的教育回应。每一阶段道德教育课标的修订，实质是对国家阶段性危机的“教育处方”。例如，针对战后重建期军国主义遗毒、社会原子化、经济复兴压力等时代症结，1947年《学习指导要领一般编（试案）》回应，以“和平教育”替代“忠君爱国”，将生命教育定义为“生存技能训练”，服务于工业社会秩序重建。针对价值重构期少子化、学力下滑、“平成废物”批判等时代症结，2007年版《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增设了“综合学习时间”，生命教育转向“心灵教育”，试图修复个体价值空虚。针对危机应对期灾害频发、数字化伦理失序、人口结构崩塌等时代症结，2017年版《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将“防灾协作”“数据伦理”列为必修内容，生命教育升级为“社会韧性培养系统”。
其二，以课标为“价值手术刀”，切割与缝合日本传统伦理。日本道德课标通过选择性重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持文化连续性的表象，同时植入国家治理所需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切割军国主义基因，保留“集团主义”“勤勉克己”等传统道德教育目标，但剥离其“效忠天皇”内核，转化为“班级协作”“规则遵守”等去政治化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缝合现代性裂隙，将西方“人权”“民主”概念与本土“和”文化嫁接，例如，2017年版《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在尊重个体差异（人权）的前提下达成集体共识（或共和）”,以弥合个体与集体的实质冲突。
其三，以课标为“教育治理术”，强调量化管理与身体规训。为实现课标对时代需求的精准响应，日本构建了“细粒度”教育治理体系，将生命价值转化为可测量、可管控的指标。在日文语境中，“细粒度”原指织物纹理细密，后引申为“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于道德教育而言，“细粒度”教育治理主要体现在目标清单化、实践数据化、身体仪式化等方面。在目标清单化方面，2017年版《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将道德教育分解为四领域22个目标，其中“与生命和自然、崇高事物相关”领域包含“生命尊重”目标，“与团体和社会相关”领域包括“国际理解”目标等，每个道德教育目标对应具体行为范例，如“共生精神”目标对应的具体行为范例包括“为灾区捐款”，使抽象价值具象化并可考核。在实践数据化方面，引入“道德行为积分卡”，将学生参与社区服务时长、帮助他人次数等量化，与升学评价挂钩。例如，大阪市小学开发记录学生“友善行为”的应用程序，实时生成道德评分曲线。在身体仪式化方面，通过程式化身体操演内化课标要求。例如，静冈县富士市立吉原小学的防灾演练不仅训练逃生技能，更要求演练后集体诵读“生命誓言”①,依赖教育仪式设计、地域符号调用与国家叙事整合的三重耦合，实现“身体操演—精神内化—国家认同”的转化。
（二）以道德教育课程为内容载体，重视生命教育的规律性与现实性
自道德教育成为“特别教科道德（道德科目）”以来，日本通过教材建设与内容规划，持续地在各都道府县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中，融入对生命教育规律性与现实性的内容。
1.教材建设：重视规律性
在教材建设上，日本通过系统性分层、年龄适配设计、真实案例嵌入及多元资源支持，构建“认知—情感—行为”一体化的生命教育融入道德教育的体系。其核心在于将抽象的道德规律转化为可感知的道德实践。
其一，系统性与逐级建设。日本小学阶段道德教育教材采用“同心圆式”内容框架，遵循系统性与逐级建设的原则，从个体生命认知逐步扩展至社会与自然关系，将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内容进行分层展示，从基础的道德观念入手，逐渐引入生命的相关知识和价值观，并逐步拓展到实践层面。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我们的道德》教材为核心，通过绘本《生命可以看见》讲述动植物生命周期，以樱花从绽放到凋零的自然规律为例，引导学生理解生命的短暂与珍贵。在中、高年级阶段，通过教材《生命的实相》引入更复杂的伦理议题，涵盖安乐死、器官捐赠等，并配合社会课分析震灾救援案例，将生命价值与社会责任相联结。
其二，阶段性与年龄特点。日本小学阶段道德教育教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能力，将课程内容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在各教学阶段中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在1至3年级，通过《心灵笔记》副教材中的短篇故事如《蚂蚁与大象的友情》，聚焦“爱护小动物”等基础道德情感培养。在4至6年级增设“生命与自然”单元，引导学生通过临终关怀实践体会生命尊严。教材内容按阶段与年龄的分层设计，既契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也保证了课程的连续性与适应性，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学习阶段逐渐理解和掌握道德与生命的规律性。
其三，实践性与案例分析。日本小学阶段道德教育教材嵌入了真实场景案例与活动设计，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具身实践和案例分析，探索生命与道德的规律性。一方面，强化劳动实践体验。例如，神奈川县小学“种子成长计划”要求学生种植蔬菜并记录生长日志，最终将收获的作物赠予养老院，形成“劳动—感恩—回馈”闭环。另一方面，增加灾害教育案例。例如，日本静冈县中小学教材《防灾教育指导资料》包含地震模拟演练步骤与灾后心理疏导案例。基于教材建设的实践性与案例分析，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道德决策的标准和原则，并通过实际行动来体验和应用道德观念。
其四，延伸性与参考资源。日本小学阶段道德教育教材建设还提供了部分参考资源和延伸阅读材料，旨在帮助学生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对生命与道德规律性的理解。例如，文部省发行的跨学科读物《道德指导资料》收录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选段，结合科学课观察昆虫生命周期。这一多元化的教材配套资源涵盖了相关文献书籍、实践手册、影像资料等，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教材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与思考。
2.内容安排：重视现实性
在内容编排上，侧重健康教育、防灾教育、环境教育、人际交往教育，旨在促进学生提升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在面对日常生活挑战及社会问题时，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并能积极参与社会与环境的改善。这些教育内容与道德教育紧密相连，有助于塑造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
其一，健康教育。日本小学生命教育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教育内容涵盖健康饮食、运动锻炼、个人卫生以及心理健康等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实践活动和社区参与等多种方式，深入理解并积极践行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可以说，日本小学生命教育中对健康意识的培养以及整个民族整洁习惯的养成，是法律保障、文化浸润与实践教育三者同频共振的结果。
其二，防灾教育。日本位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因此灾害防备教育成为其生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教育内容涵盖应对地震、火灾、洪水等灾害情境的具体策略，以及正确操作防灾设备与紧急逃生等技能要求。2008年版《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中学部学习指导要领》首次将防灾教育提升至“生存能力”培养的核心范畴，要求“所有中小学每学期至少进行一次综合防灾演练”。学生通过模拟演练、应急知识学习和安全教育活动，将灾害应对转化为日常习惯，进而提升自身的防灾减灾能力。日本的防灾教育通过每年日本防灾日（9月1日）的统一大规模演习、每周学校的专项训练、不定期突击演练等，搭建了以系统性、高频次和实战化为核心特点的防灾教育网络。
其三，环境教育。日本小学生命教育尤为注重培育学生的环境意识与环保行动。教育内容涉及环境保护的必要性、节能减耗的实操性、垃圾分类及其循环利用的现实性等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学生通过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活动、观察和分析环境问题，进而增强对自然环境及其保护的意识。其特殊性在于与日常环保实践的紧密结合，仰赖于独特的“全民参与+制度约束+文化渗透”模式。例如，日本街道无垃圾桶的设计，表面是城市管理的特殊现象，实则深刻体现了道德教育对社会行为的长效塑造，其背后是“社会低干预、公民高自律”治理逻辑的成功实践，彰显出教育对环保意识的系统性内化、社会文化对公共责任的共识性强化，以及政策设计对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引导。
其四，人际交往教育。人际交往教育是日本小学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教育内容以情感共情训练和冲突解决机制为核心，通过制度化的课程设计与实践活动，构建了一套预防校园欺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体系。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从“自我认知”到“群体共情”的随年级递进的阶梯式培养，搭建了以“预防—干预—修复”为链条的反欺凌机制。近年来，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三级教育心理教育服务体系、团队学校、特别支援教育”等方式改善校园欺凌、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三）以道德教育实践为效果保障，关注生命教育的育人性与实效性
日本将开展生命教育的重点放在知晓和实践德行，通过方式创新和评价改进保障生命教育的育人性与实效性。
1.方式创新：关注育人性
其一，强调“体验式”教学。日本小学阶段将生命教育以具身实践和情感共鸣为核心，通过设计多层次、多场景的体验活动，增进学生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引导学生理解“生命价值”与“生存需求”的辩证关系，将生命伦理与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例如，岛根县出云农林高中开设的“生命教育课”，通过“从养育到终结”的闭环体验，引导学生直面生命的脆弱性与资源利用的伦理矛盾。学生需经历孵化鸡蛋、饲养小鸡、亲自宰杀烹饪的全过程，教师引导学生“对食物的感恩”与“生命短暂性”的思考。简言之，日本通过情感冲击、生存实践、自然浸润与直面死亡四大维度，构建了一体化的生命体验式教学体系。
其二，善用“可视化”策略。日本小学生命教育以“可视化”策略为抓手，通过具象化案例与直面死亡议题的设计，将抽象的生命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模仿的日常实践。一方面，在小学道德教材中，以名人故事塑造学习典范，引导学生理解生命价值。例如，日本著名作家、解剖学家养老孟司提出“尸体是生命教育的起点，因为它迫使人们直面‘生命不可逆消失’的真相，从而重构对生的敬畏”等理念；日本马拉松运动员高桥尚子积极通过复健克服伤病，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夺冠的故事，均被纳入道德教材。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引入动物死亡教育。例如，东京上野动物园的非洲象“花子”因衰老死亡前，饲养员记录其最后时光的视频被用于课堂，学生讨论“衰老与死亡的自然性”及“人类对动物的临终关怀责任”，以及人类临终教育。学校与广岛安宁病房合作，学生为临终患者折叠千纸鹤并附上祝福语，病房护士回信讲述患者人生故事等，直接论述死亡的内容，凸显“死亡”议题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性。“可视化”策略实现了从“看见”到“理解”的生命教育启蒙，通过自然观察具象化、名人叙事共情化与死亡议题常态化，构建“生命可触可感”的教育生态。其核心价值在于拒绝抽象说教、消解死亡禁忌、塑造责任意识，不仅培养对学生个体生命的珍视，更能塑造“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认知，为生命教育提供“直面真实”的范本。
2.评价改进：关注实效性
其一，关注教师教学策略和方法的实效性。为提高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融合效果，日本通过专业化培训与协作教研提升教师实施生命教育的能力，通过工具支持与协作网络，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从“静态知识积累”升级为“动态能力生成”，基于“专业赋能—数据反馈—动态调整”的闭环机制，使教师教学策略和方法的有效性得以实现，使生命教育目标得以可测量化与可持续优化。例如，文部科学省“创伤后成长教学法”纳入国家级教师研修，指导教师在道德教育中融入灾害心理疏导。东京部分小学建立了“道德教育研究会”，通过教师协作设计跨学科教案，结合饲养动物的观察记录，开发“生命日记”课程，并利用“情感温度计”量表跟踪学生情绪变化。大阪府推出“生命教育VR体验平台”，使教师可根据学生在虚拟临终关怀、地震逃生场景中的行为数据，动态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育目标落地。
其二，关注学生实践体验和评价的实效性。日本采用分级实践与多元评价强化生命教育的实践转化，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道德行为的意义和尊重生命的重要性；采取以实践为载体的评价体系，通过社会化参与和分层挑战，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可观测的行为改变，形成“知行合一”的生命教育闭环。例如，福冈市小学低年级开展“种子成长计划”，学生种植蔬菜并撰写“生命日记”，教师以“共情指数表”评估责任感；高年级则通过《猪课堂》项目，在饲养小猪一年后组织伦理辩论会，引导学生平衡情感依恋与资源利用。神奈川县推行“家庭—学校—社区实践档案”，学生参与养老院服务后需提交社区评分（占40%）、自我反思（占30%）与家长评价（占30%）三方反馈，这些反馈将按比例形成评价总分。宫城县将防灾演练纳入学期考核，学生在模拟地震中需完成自救、互助、信息传达任务，由消防员与教师联合评分，未达标者进入“特训营”补学，确保技能内化。这种以实效性驱动的学生实践体验和评价遵循了“体验建构—多元反馈—行为内化”的认知发展规律。
三、生命教育融入小学道德教育的路径启示
在我国，生命教育既是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道德教育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同时可作为跨学科教学素材，融入各学科课程，实现教育内容的有机整合与课堂实践的有效衔接。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强调，将中小学德育内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2021年11月，教育部发布《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规定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主要涉及的五大领域内容30个核心要点，并强调将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融入学科教育，同时注重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性、生成性，提升教育实效性。而日本将生命教育融入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历史与实践经验，为我国中小学生命教育与学科教育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启示。
一是深化教师知能，促成目标层面的内在关联。教师是生命教育与学科教育融合的关键主体。一方面，应加强教师对生命教育内涵的系统理解，既要把握道德教育中“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的核心价值，又要熟悉生命教育在健康、心理与安全等方面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应提升教师的课程整合与教学创新能力，在课堂中将生命教育有机嵌入学科教育，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形成价值认同；提升教师教学适应性与反思能力，以便能够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习需求，灵活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与生成性，拓展生命教育的实践场景与资源支持。
二是强化教育计划，实现内容层面的自然融合。生命教育与学科教育的有效衔接离不开教育计划的制度化安排。在目标层面，教育计划需明确生命教育的独立价值，并与道德教育在尊重、责任、关怀等方面建立交汇点，避免两者割裂或简单替代。在课程设计上，应合理配置教学时间和资源，将生命教育不仅限于道德与法治课程，还应贯穿语文、科学、体育与健康教育，实现多学科整合。在实施路径上，应构建多元化教学策略与评价体系，强化体验式与探究式学习，促进学生的自主参与和价值内化。在资源保障上，学校应与社区、家长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网络，形成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合力，增强教育的实践性与持续性。
三是优化教学指导，增进实践层面的体验效能。生命教育的价值落实需要依托实践环节实现学生深度体验。其一，目标具体化。应将“珍爱健康”“自我保护”“关爱他人”等理念转化为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行为规范，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其二，课程结构化与弹性化。应在国家课程框架下，探索“必修课时+弹性项目”的模式，为跨学科实践提供制度空间，推动课程在刚性要求与灵活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其三，教学策略灵活化。教师应积极探索“体验—反思—行动”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参与，通过反思深化理解，并在行动中形成稳定的价值态度。四是资源保障制度化。学校需在政策引导下优化内部管理与课程供给，形成制度层面的长效机制，以弥合教育政策与实践落地之间的断层，为生命教育与学科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可持续的保障，为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基础教育参考》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