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最新一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显示，由于新加坡学生在数学、科学及阅读领域的卓越表现，该国再次位居全球榜首。这一持续性优势与其系统化、规范化的教材开发体系存在显著相关性。新加坡中小学教材内容所蕴含的知识架构逻辑与教学方法创新，已被国际教育界视为解析新加坡教育奇迹的关键密钥。目前，新加坡名创版数学教材已通过17种语言版本在90余个国家教育系统中渗透性传播，这不仅验证了其教材体系的科学性与普适性，更在全球化教育资源配置中彰显了独特的品牌影响力。可见，优质教材既能通过结构化知识体系赋能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亦能借助教育成果的国际认可反哺教材品牌的合法化建构和全球化拓展。本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学理基础，通过阐释新加坡教材制度从殖民时期至后全球化时代的演进轨迹，深入探讨引发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系统揭示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机制与关键节点的交互作用，进而阐释其从本土化规范治理向国际化资源输出的转型逻辑，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推动中国教材“走出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镜鉴。
一、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自1819年开埠以来，新加坡中小学教材制度历经两百余年演变，逐步经历了从独立前的“依附化管理”、独立后的“在地化管理”、规范发展期的“统一化管理”、改革转型期的“市场化管理”到新时期的“混合式治理”的制度变迁轨迹（如表1所示），先后表现出高度依附性、国家化重塑、强国家主导、市场驱动的多元供给以及统分结合的稳健发展五个阶段性特征。通过持续的制度调适
与治理创新，新加坡成功实现从教材输入国向全球教育资源输出强国的转型，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教材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东亚实践范式。
（一）依附性管理与主权过渡：殖民遗产的制度困境（1819—1964年）
从1819年莱佛士（S.Raffles）爵士开埠至1959年成立自治联邦的140年间，新加坡作为英属殖民地，其教材供给呈现鲜明的依附性和分散性特征。英国殖民政府奉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政策，试图通过独尊英语、放任母语的制度设计，培养以“英语精英”为核心的亲英群体，维系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导致多源流教育体系下各族群教材内容迥异：英语学校沿用昂贵的英国进口教材，内容高度西化，与本地文化相冲突;华文、马来文与泰米尔文学校则分别使用祖籍国出版的教材，在原乡国教材的浸润下，不同族群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持续指向遥远的“祖籍国”而非居留地，导致新加坡社会深陷多元文化冲突与认同虚化的制度性困境。在1942—1945年的日据时期，原有的教材供给体系更是被打断，日本军政当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并大规模发行军国主义教材，加剧了新加坡教材建设的困境。
从1945年光复、1959年自治，到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再到1965年独立建国，在这短短20年间，新加坡教材的发展在当时“去殖民化转型期”的政治环境影响下经历了“马来亚化”理念与实践的博弈过程。殖民地当局与过渡的自治政府不满战前华文教材灌输中国意识的做法，先后宣布与推行了一系列控制华文学校发展、推广英文教育的新政策，通过改编华文学校教材，削弱或删除战前教材的中国意识内容，引进偏重本土文化色彩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教材增补了大量新马作家的作品和具有马来亚风貌的篇章，插图人物中巫族（指新加坡主体民族“马来人”）、华族、印度族各族兼备，符合各民族团结合作精神。教材“马来亚化”的实质是国家教育主权从文化依附向自主建构的过渡性实践，通过制度性调适，试图弱化不同族群对原乡国的依附，适应本国教育之需求，培养学生效忠本国之意识及与各民族和谐共处之精神，为后续民族国家教材体系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
（二）国家化重塑与认同建构：意识形态统合的本土实践（1965—1979年）
独立前，新加坡社会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族群”边界清晰，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缺乏凝聚力，根本就不存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集体国家认同观念，当时“新加坡人”的文化和认同是一片“空白”。各源流学校的教材几乎都来自新加坡之外，呈现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这种文化割裂不仅阻碍国家意识的形成，更衍生出“离散效忠”的政治风险。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教材被赋予超越知识载体的政治使命，成为弥合族群裂痕、熔铸价值共识的核心治理工具。政府迫切希望构建一种“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以实现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谐。为此，新加坡教育部首先全面承担起公民教育（Civics）和母语教材的全流程编写与出版工作，于1967年成立新加坡教育出版局（SingaporeEducationPublishingBureau，简称EPB）负责编写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三种母语教材，并确保各族裔学生能以相同价格获得。同年，教育部设立公民培训学科委员会，并成立教材和教学大纲部（TextbookandSyllabusSection）专门负责编写公民教育教材，1971年首次向华裔学生提供简体中文版公民教材，之后又分别用三种母语出版通用的公民教材，旨在使所有族裔学生接受统一的民族价值观教育。除这两科教材外，其他学科教材由1969年成立的课程发展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onCurriculumDevelopment）的非全职人员和商业出版社共同编写，当时有52家商业出版社参与竞争，几乎涉及所有学校科目。然而，由于当时教材开发尚未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开发人员多为兼职，难以专注于教材编写工作，例如科学教材的编写就依托新加坡科学教师协会这样的民间专业机构提供专业知识支持和教师培训。
（三）制度化建构与质量跃升：强国家主导的统一化管理（1980—1995年）
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末新学制（NewEducationSystem，简称NES）实施过程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挑战，新加坡教育部于1980年6月成立了课程发展署（CurriculumDevelopmentInstituteofSingapore，简称CDIS），这标志着教材建设进入了强国家主导的制度化、规范化阶段。CDIS通过三重制度创新实现教材治理效能提升：其一，实施“统筹开发、统一版权”的管控策略。CDIS承担教材编写者与教学大纲制定者双重身份，全面统编母语与道德教育（MoralEducation）两科教材，同时承担科学、数学、历史等其他学科教材编写任务，确保教材内容与国家教育目标精准契合。CDIS还独立出版大部分其他科目教材，只有少数科目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但教育部始终保留所有学科教材版权。其二，构建“编审—供给—培训”全流程质量监控体系。CDIS下设项目研发部、教育技术司（DivisionofEducationalTechnology，简称DET）、行政协调处三大职能部门，通过教材试用跟踪和动态评估、开设教师研习班、推动教材信息化等方式保障教材质量。其三，推行教育公平补偿制度。政府将免费教材供给纳入财政预算，联合FairPrice集团发起教科书循环使用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科书关爱网络。
CDIS教材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满足了本地教育需求，显著提升了新加坡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更为后续教材的国际化传播和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CDIS与泛太平洋教育集团（PanpacEducation）合作出版的第一套英语系列教材，因其优异的内容质量和创新的教学理念在全国中小学使用了十年之久。CDIS开发的初级中学科学教材凭借其科学的内容设计和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可，为新加坡学生在二十年后的国际学生测评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市场化探索与创新驱动：竞争机制的资源配置（1996—2012年）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度渗透，推动新加坡教材治理进入市场化转型的关键阶段。1996年新加坡教育部裁撤CDIS，成立课程规划与发展司（CurriculumPlanningandDevelopmentDivision，简称CPDD），标志着教材管理从“强国家主导”向“市场化开放”模式转变。在制度安排上，采取“统分结合、分类授权”策略：公民道德教育（CivicsandMoralEducation）、母语以及社会研究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商业出版社合作出版并共享版权（Co-publish），其余学科则通过出版社竞标获得开发与出版权，并可独立拥有版权。在这一新体制下，出版社依据课程大纲组建编写团队（30%为固定专职人员，70%为流动人员），通过定期轮流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和中小学选拔编写者，增强教材内容的教育实践性与政策回应力。教育部则通过审批制度规范教材质量与价格，确保教材符合国家课程标准并兼顾市场秩序。在市场化体制的推动下，商业出版社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使新加坡教材在内容更新的时效性、教学设计的创新性以及国际化拓展上均取得了显著突破，“一纲多本”的教材供给格局逐步形成，教材建设进入了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各大出版社积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课程标准为基准，开发出一系列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特色教材，为学校和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空间，部分商业出版社开发的教材在学术性和实用性方面甚至超越了CPDD自主编写的教材。正是这一时期，新加坡中小学数理教材因新加坡学生在1996年TIMSS测试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引起美国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自此，新加坡中小学数理教材开始走出国门，凭借其卓越的学术品质迅速在国际教材市场上崭露头角，并逐步成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教学资源。
（五）混合治理与全球拓展：弹性化管理的创新实践（2013年至今）
自2013年以来，为防范教材市场化进程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弱化风险，新加坡教育部通过制度弹性设计对教材采取“公私混合”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政府鼓励商业出版社参与教材开发与销售，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政府逐步介入教材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细化各项教材管理制度，有限度地收回核心权力，持续保持政府对教材强有力的问责和监管。
在教材开发环节，新加坡教育部采取“统筹为主、竞标编写”策略，CPDD统一编写公民道德教育、母语和社会研究三科教材，收回三科独家版权，仅授权名创教育出版集团作为服务供应商承担出版发行与海外销售。其他学科教材仍保留“一纲多本”模式，但引入了“政府参与、市场竞标”的新模式，打破了商业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垄断局面。商业出版社虽可独立开发教材并拥有版权，但需与CPDD及学生课程发展司（StudentDevelopmentCurriculumDivision，简称SDCD）公平竞争，接受市场和学校的双重选择。CPDD在实践中逐步扩大对其他学科教材开发的介入，从早期针对特定学科源流的定向开发，到与出版社开展协同编写，近年已发展至独立编写中学一、二年级数学及英语等核心学科教材。SDCD自2013年起专门负责小学公民教材《好公民好品德》和体育教材的编写。在教材审查监管方面，新加坡一方面构建了以教材评审委员会为核心、教材编写委员会（InstructionalMaterialDevelopmentCommittee，简称IMDC）为监督主体的双层审查体系来把控教材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契合度;另一方面借鉴域外出版标准，制定国家教材出版标准，并采取先行试水、动态评估等措施，在提升国家整体商业出版能力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教材开发出版的成本风险。在教材选用方面，新加坡教育部通过设立“经教育部审批的教科书清单”（ApprovedTextbookList）来规范公立学校的教材使用。为兼顾文学类教材选用的灵活性与思想性，促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新加坡也允许学校在清单之外自主选择。
此阶段，新加坡在教材建设中通过差异化、多元化与数字化的创新实践，构建了兼顾本地需求与国际视野的现代教材体系，新加坡品牌教材在国际市场上声名鹊起。在差异化教材开发方面，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分层教学资源，依据不同源流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能力，为华文、数学和外语等学科提供多层次配套教材，例如中学华文教材分设高级、快捷、普通和基础四级，在教材层面上有效实现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在国际拓展方面，新加坡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教材已被多个国家纳入其国家课程体系，特别是数理教材已成为美国、英国、智利等国中小学课堂的核心教学资源。2024年，新加坡的数学与科学教材被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正式采纳，惠及逾2000所公立学校140余万名学生。此外，本地华文和泰米尔文教材也不断出口至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彰显了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影响力与教育资源输出能力。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自2023年开始，新加坡“学生学习空间”（SingaporeStudentLearningSpace，简称SLS）数字应用平台进一步整合数字教材与其他教学资源，并制定数字教材推广蓝图，依据学生学段科学调控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使用比例，实现教育信息化与学生身心健康的协调统一。
二、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审视，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呈现“内生形塑、外源牵引与治理推动相互交织”的三维互动特征：文化观念作为内生性要素，通过共同价值观建构实现合法性认同;国际环境通过竞争绩效与资源重组形成外部牵引，驱动制度适应性调整;政府治理逻辑则通过政策工具选择与制度设计，主导变迁路径的方向与节奏。观念、情境与治理的三维结构性要素，在历时性互动中形成动态互构关系，最终形塑了新加坡独具特色的教材治理模式。
（一）观念要素：共同价值观的建构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其民族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构建面临着多元民族文化冲突、国家认同感虚化和分裂、道德危机、宗教冲突等多重挑战，构建一个支撑起民族国家制度的民族共同体、促进种族和谐、熔铸共同价值观，成为新加坡民族国家建设的严峻任务。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种族和谐、文化共荣的“多元一体”国家，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就将多元种族政策庄严载入宪法，这深刻影响着其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和教材制度建设的路向。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基本共识，将儒家伦理、马来社群主义与西方法治精神进行创造性融合，为新加坡教材的治理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础。
在这一价值理念指导下，新加坡通过开发在地化、本土化的公民、母语和社会研究教材来强化公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充分发挥教材在塑造共同价值观中的载体作用。特别是在华文教材建设方面，新版《华文伴我行》不仅注重融入本地文化与文学元素，还有机整合时事新闻内容，通过本土作家创作、经典文学本土化改编等方式，生动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适性。以教材为载体，新加坡成功地将一个长期受殖民统治、拥有复杂族群结构的国家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改革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这种独特的理念和实践模式，或可以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教材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情境要素：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
1996年之后新加坡教材的市场化转型决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外部情境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思潮不断介入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对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全球化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教育改革运动强调对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本身就是配置和调控教育资源的最有效手段，将表现主义引入教育系统中，强调竞争、排名和绩效，追求教育的“高效率”产出。在新加坡教材市场化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监管的撤退和私有化的引入，开放教材市场，释放商业出版社的自由与能力，使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达到最大化，充分激发和利用商业出版社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力，促使市面上形成了“一纲多本”的教材供给格局，显著激活了教材供给体系的创新效能。2000年，首批市场化教材从立项到出版仅耗时12个月，较CDIS时期效率提升60%。
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新加坡教材出版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市场竞争促进了教材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行业整合：新加坡国家印刷有限公司（SingaporeNationalPrinters，简称SNP）收购了EPB，并以EPB的出版经验为基础拓展至科学与数学教材领域。2000年，SNP与泛太平洋出版社合并，成立SNPPanpac集团，凭借丰富的出版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新加坡主要的教育出版社之一。后续经过一系列战略性兼并重组，直到2012年最终形成了以名创教育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大型教育出版实体，现成为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出版集团，也是新加坡教育部在公民教育、母语和社会研究教材出版领域的独家权威合作伙伴。
（三）治理要素：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
当全球化的驱动力使得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影响到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时，新加坡的教材治理模式呈现一种新样态：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DecentralizedCentralism），即政府一方面试图引进市场机制，采取鼓励竞争的策略促进教材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保持对教材市场的介入和问责，逐渐加大对各学科教材编写的比例和权重，加强与出版社的协作，尤其是重新加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教材的规划和控制，以“授权名创”的模式，确保新加坡教育部对教材内容、价格和质量的持续有效监控。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概莫能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国都需要从意识形态维度加强政府对教材的整体规划和管理。经济全球化使新加坡青年日益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击，社会出现认同虚化和移民倾向等风险，促使政府深刻意识到完全放任市场将危及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与价值观统一，因此必须在教材治理上保持足够的制度干预和国家掌控力。
在东亚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种标准化的普遍治理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迁移性治理技术，在与本土制度元素的动态互动中实现适应性重构。新加坡教材治理的实践即体现为新自由主义逻辑与亚洲国家主义传统的策略性耦合。政府通过将市场竞争机制嵌入集权框架，在具体政策安排中既借助“刚性规则”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主导权，又通过“弹性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性与活力，从而在国家集权与市场分权的张力中实现治理逻辑的动态平衡，最终形成一种兼具东亚特色与现代治理效率的“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治理范式。
三、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呈现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交互作用的双重特性：路径依赖即通过国家逻辑的制度锁定效应，推动教材体系沿“国家化重塑—强国家主导—权力收回”的轨迹渐进演化，而1996年市场化改革作为关键节点，以外源性冲击打破制度惯性，触发国家与市场权力关系的结构性重构。两者的历时性交互不仅重塑了制度变迁的复合动力机制，更通过刚性规则与弹性策略的辩证统一，驱动教材治理模式从本土化体系建设向国际化资源输出的战略演进。
（一）路径依赖：国家逻辑主导下的五阶段渐进式变革
制度在初创阶段的选择对其后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锁定效应，奠定了制度演进的渐进性与历史延续性。新加坡教材制度自独立建国之初便很快确立了以国家逻辑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并通过持续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稳定的制度惯性。政府将教材视作强化民族认同、建构国家意识的关键工具，在意识形态三科教材的管理上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控制权，尽管在部分学科教材管理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但国家逻辑始终在制度变迁中占据主导地位，彰显了国家教育主权的制度韧性。透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观念形成、政治动员、权力斗争、制定规则和合法化五个阶段，本文认为路径依赖机制在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表现为制度选择、惯性强化和规则优化的动态过程，并由此擘画出新加坡教材制度在国家逻辑主导下以渐进式的变革方式实现从依赖走向自立、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本土走向国际的稳健发展轨迹。
观念形成阶段的核心在于构建新制度的价值基础，通过明确制度目标和理念，赋予变迁合法性与方向感。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基于民族整合和国家建设的迫切需求，明确了以教材为工具构建国家认同与传播共同价值观的理念，不仅为制度的初始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更塑造了国家逻辑的主导地位。政治动员阶段注重通过组织资源和调动力量实现制度设计的实践化。政府通过设立EPB和CDIS，有效整合行政资源和专业力量，推动教材内容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管理，为制度实践提供了组织保障。权力斗争阶段的关键在于制度利益相关方之间围绕权力分配与资源掌控展开博弈。新加坡教材制度的演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CDIS时期的全面集中控制，到1996年成立CPDD后与出版社共享部分版权，再到2013年教育部重新收回三科教材独家版权、仅向其他学科释放有限竞争空间的调整过程，反映了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相互角力中，制度主体在权力优势下强化自身地位的倾向性。制定规则阶段旨在通过制度化的规则框架，将制度设计转化为具体的运行机制，以实现稳定性与规范化。新加坡教育部通过统一编制课程大纲与规范教材审查制度，构建了覆盖编写—审查—试用—使用的全流程教材监管体系，确保了教材建设的价值导向和长期稳定。合法化阶段则是通过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同，使新制度成为被广泛认可的规范性框架。凭借本国学生在国际测评中的卓越表现，新加坡教材在国际上备受推崇，进而完成全球教育品牌的合法性建构，彰显了以国家逻辑为核心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在教材质量保障与全球竞争力提升中的制度效能。
（二）外部冲击：市场逻辑推动教材国际化传播的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速度既可能表现为渐进式的演化，也可能呈现“革命式”的突变。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通常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或突发事件所引发，对现有制度框架造成强烈冲击，进而引发非连续性调整的关键时刻。外部冲击往往成为打破既有路径依赖的“活性因子”，通过创造全新的机会结构推动制度的动态演化。对于新加坡教材制度而言，1996年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下，CDIS在教材管理中扮演的全能型角色逐渐引发商业出版社的不满，同时全球化带来的教育需求多样化和师生诉求个性化，使得传统的“一纲一本”教材供应模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由此，新加坡教育部对原有高度集中的教材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裁撤CDIS并成立了CPDD，首次引入商业出版社独立参与非意识形态学科的教材开发，同时开启三科教材“共享版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实践表明，市场逻辑的介入显著提升了新加坡教材市场的供给效率，在推动教材内容多样化和促进市场繁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加速了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化进程，为后续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
1996年的市场化改革作为关键节点，不仅带来了新加坡教材市场的百花齐放，更为教材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新的制度路径。在政府与商业出版社，尤其是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协同推动下，新加坡教材通过“区域合作—本土适应—国际接轨—体系融合—文化兼容”的传播路径，成功实现了从区域市场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拓展。在起步阶段，区域合作与教育援助为教材国际化奠定基础。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周边国家成为了新加坡教材输出的首批目标市场。在本土适应阶段，本土化开发与适应性改编成为教材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商业出版社根据目标国的课程大纲和教学需求开发定制化教材，并提供配套海外教师培训计划以确保教材的高效应用。例如，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MyPalsAreHere”系列数学教材在美国改编为MathinFocus，该教材不仅对接美国计量单位与货币体系，还提前引入变量教学，更好地适配美国本土课程体系，成功打入美国主流中小学市场。进入国际接轨阶段，语言优势与标准对接为教材的全球适配与传播拓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新加坡凭借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优势，形成“以英语为媒介、多语辐射”的传播模式，使数理教材无需翻译即可进入欧美教育体系，并通过配套开发多语种版本拓展全球市场，从而为教材全球化输出奠定语言基础与传播通道，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名创教材还主动对标国际课程标准，如英国剑桥国际课程和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在教材内容与结构上实现高度兼容。在规模化输出阶段，与目标国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了教材的国际市场。如新加坡数学教材已被纳入美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为未来教师提供学习和应用新加坡数学教学法的机会。同时，出版社还通过与各国教育部合作，组织全球教育会议和高层学习交流等方式，增加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兼容阶段，情境转化与文化融合为教材的文化适应性提供支撑。如名创中学数学教材在采用享誉全球的新加坡数学教学法的同时，结合目标国内容引入货币换算和城市规划等生活化案例。近年来，华文教材在内容构建上不断突破“母语教学”的狭义范式，尝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新加坡本土与其他多元文化元素，以增强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可理解性与接受度。
四、对我国教材“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教材作为国家知识体系构建与意识形态传递的重要载体，其治理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直接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教育话语权的塑造。新加坡教材制度从依附性治理迈向国际化输出的转型经验，可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背景下推进教材“走出去”战略提供多维启示。未来，我国应构建以国家事权为制度根基、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文化内核、以传播共同体为关系桥梁、以数智技术为能力支撑的四维联动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内容原创、组织协同与技术保障的协同推进，助力中国教材从本土规范治理向全球化品牌输出战略转型。
（一）锚定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属性，建立全流程监管体系
从新加坡教材治理经验来看，坚持国家意志在教材编写中的主导作用，保持政府对核心学科教材的高度控制权是保障教材意识形态安全与质量标准的核心机制。事实证明，中央集权的教育系统在推动高质量教材开发与优质教育成果转化方面展现了显著优势。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同样需立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明确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本质属性，构建覆盖“编写—出版—审查—选用—评价”的全流程监管体系，确保国家对教材工作的战略引领与规范管理。
在教材编写环节，应依托国家级教材研究机构和专业智库的学术支撑，汇聚高水平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组建专兼结合的教材编写团队，尤其在三科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要明确体现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教育理念和知识架构，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教育发展要求。在教材审查环节，应建立涵盖政治导向、利教利学、学术质量、文化适配、技术适切等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教材内容的智能化敏感信息筛查系统和溯源管理机制，确保教材内容始终体现国家意志，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与现实问题。在教材选用环节，建立科学灵活的“分级分类”供给机制，以国家课程教材目录为基本依据，结合区域教育发展差异制定动态教材使用清单。同时，强化中央财政的专项补贴政策，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优质教材资源在欠发达地区的精准投放与普惠共享。在教材评价环节，健全教材使用监测与评估机制，可建立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常态化监测平台，通过抽样调研、课堂观察与在线数据分析等多元手段，系统追踪教材课堂使用情况、教师满意度和学生使用效果，定期开展教材使用评估，为教材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二）深植中华文明基因内核，打造“中国系列”原创性品牌教材
从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来看，文化主体性与学术原创性的深度融合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教育品牌的核心路径。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把握中华文明基因内核，依托原创性知识生产范式的系统重构，培育兼具文化标识性与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教材体系，为全球基础教育改革贡献具备文化厚度与价值高度的优质公共教育产品。
在文化深植层面，我国应着力做好对中华经典文化资源的传承诠释、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首先，积极推动“用经典”，即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深入挖掘以“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经典史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通过系统编排使其有机融入教材体系。其次，适当灵活“改经典”，以当代话语体系与世界教育改革需求为导向，对经典文本进行加工提炼，将传统的文化符号、伦理价值和生活智慧与现代教育价值观相融合，创新表现形式和叙述方式。再次，倡导尝试“造经典”，围绕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与文化创新成就，开发出体现时代风貌、兼具中国气质的全新经典内容，构筑具有世界认同感的“中国叙事”。在学术原创层面，应立足中国基础教育实践特色，聚焦数学、中文等优势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国际教育领域逐步形成中国知识标识和学术话语权。在品牌塑造层面，可借鉴新加坡教材国际化传播“核心标准保留、框架弹性适配”的营销策略，在保持中国核心课程标准基础上，根据目标国课程体系与文化特征灵活调整教材内容与表达形式，实现对国际教育体系的柔性嵌入。在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教材开发中，选取全球共通的伦理与跨文化交流等议题，引入中华文化中的普适价值与哲学智慧;在面向“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教材开发中，则可突出经济合作与社会治理等现实议题，以更务实和亲近的角度体现中国经验与智慧。
（三）构建教材国际传播共同体，增强教材全球嵌入能力
新加坡教材国际化的成功实践表明，教材的全球传播与有效落地，需要政府、出版社与高校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与深度互动。我国教材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应以政府为统筹核心，以企业为执行主体，以高校和智库为学术支撑，打造制度规范、空间开放、关系稳固的“教材国际传播共同体”，实现从单向内容输出到深层关系嵌入的转型。
首先，建立政府主导的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为教材国际传播提供制度保障。教育部可联合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等部门制定教材国际化认证和评估标准体系，积极推动与目标国的课程标准互认机制，通过制度互信打通海外市场准入壁垒，为教材国际传播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推动与目标国本地机构开展战略合作。我国出版企业可借鉴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成功经验，通过与海外本地教育部门、学校及出版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符合当地需求的教材产品，推进教材版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并协助政府系统化设计教材国际传播矩阵，创新教育外交模式，利用国际教育展会、教师研修项目、跨国文化交流活动等多元渠道，多维度讲述“中国教材故事”。再次，高校、科研机构与智库应积极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增强中国教材的学术影响力。高校与智库在共同体建设中应发挥自身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优势，依托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等平台，组织专家系统分析目标国的教育政策、文化背景及市场需求，助推教材产品更精准地适配海外教育市场。
（四）强化数智技术赋能支撑体系，创新教材国际传播范式
新加坡“学生学习空间”数字应用平台通过数字化资源的系统整合、师生互动的在线化支持以及教与学的动态监测反馈，显著提升了新加坡教材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与接受度。我国教材“走出去”战略应创新教材国际传播范式，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赋能作用，构建涵盖内容适配、师资培训、效果监测的系统化技术支持网络，推动中国教材高效融入目标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生态。
首先，着重打造集教材资源整合与动态适配于一体的多语种智能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依托该平台构建精细化的多语言教材资源库，系统性提升中国教材与目标国课程体系之间的精准匹配和智能推送能力。其次，建设虚拟教研与元宇宙沉浸式教师培训系统，助力海外教师深入理解中国教材的教学逻辑、教育理念及文化内涵，提升教材在课堂实践中的适用性与执行效度。再次，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教材传播成效监测与反馈机制，通过实时采集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师生反馈与教学效果数据，形成数据驱动的闭环反馈系统，为后续教材内容的在地化修订和传播策略的动态调适提供实证支撑，推动中国教材国际传播实现精准化供给、智能化适配与内涵式发展。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