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必然处在一定由知识体系、文化生态、传播格局提供的话语环境中。在当前全球化、新媒体、大数据的时代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从界限明晰、主客体明确、要素简单的微环境、现实环境、国内环境，转向界限模糊、主客体多元、结构复杂的大环境、虚拟环境、国际环境。深入研究这些变迁，对于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变迁的时代呈现

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因素，一般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国际等。话语环境属于上述环境中的信息传播在话语层面的体现，指一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由特定话语体现社会制度、文化规范、历史背景、权力关系的整体环境，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社交、网络话语组成的复杂系统，可进一步细分为国际、国内话语环境；区域、行业、社群话语环境；组织、家庭、个体话语环境，从而构成整个社会话语与文化背景的存在和传播方式。在时代变迁下，人们的“言说”方式和交往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话语环境呈现出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话语主体的多元复杂

“话语”是一个关系范畴，是由说话者与对象开展的“对话”。话语权的存在意味着话语主体的存在。作为表达观点、传递信息、影响客体的意义赋予者，话语主体始终显现或藏匿于对话过程之中。在开放多元的时代背景中，话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匿名化、国际化趋势，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相应变化。

一是多元主体。话语主体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人们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化发展；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多样化；数字技术、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多样视角；现代化进程中公民表达意识的提升，这些因素促使各种活跃的话语主体不断涌现。在越来越多话语主体“积极发声”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以教育组织、官方机构、课堂教育为核心的政治主体，扩展到新的经济、文化、媒体、社会主体，主客体关系从传统师生、干群关系转变为其他社会关系。

二是虚拟主体。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随着生存方式的发展，人的生存空间由传统的真实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即新技术背景下的思想空间、数字空间、动态空间。虚拟空间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英国学者鲍曼用“游客与流浪者”形容这一特征：“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移动着……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我们都不能不确信我们也可能在别处。”[1]77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地理上的移动，还反映在角色身份上的频繁转换，由此催生了虚拟主体的兴起。虚拟主体即匿名性、跨地域性的个人、群体、IP账号、虚拟机器人等，是现实主体的虚拟在场。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在虚拟空间建立自己的身份存在，社交媒体账号、虚拟角色拓展了主体范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再仅限于现实主体。在新的人机环境中，主客体成为一种新的“化身”关系。

三是国际主体。全球化和互联网拓展了公共领域空间，实现了国内外话语主体的互动，推动着国际主体的发展。国际主体不仅包括我国的教育、企业、文化组织或国外分支机构，也包括国际教育机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新闻机构、艺术文化组织、国际体育组织、社交媒体平台。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在44个国家设立46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国外很多平台也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路径。国际主体的广泛参与，使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网络空间适应全球化需求，当然也应关注来自国外主体的文化渗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话语内容的丰富拓展

话语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在于内容主题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524马克思强调新的生产、新的交往方式，造成“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145。列宁也指出：“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5]224-225是使市场联系起来的条件。社会语言学认为社会变化是语言演变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由于交往和需求的不断扩大，信息量爆炸性增长，形成特定的话语环境。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研究发现，目前数据增长已经进入爆发期，全世界产生的新数据有望从2018年的33ZB增至2025年的175ZB。[6]信息的增长极大拓展了话语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代主题。“语言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练起来。”[7]5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历史的基础，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会反映在时代话语中。如农耕时代经济结构以土地为核心，语言集中在“耕田”“播种”等方面。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工厂”等与工业和技术相关的新词汇。信息时代则涌现出“互联网”“大数据”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词汇。数字化时代出现了“电商”“加密货币”等词汇。新时代以来，除了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数据伦理、量子计算等新词汇外，诸如“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成为我国话语环境的鲜明主题。

二是微观主题。微观和宏观相对应。如果说宏观主题关注大趋势，强调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微观主题则关注个人、小群体经历，侧重于讲述差异性故事。现代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单一结构，形成了以关注个体经验和情感细节为特征的话语环境。如现代影视作品、纪录片聚焦个体成长和情感变化，很多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和情感体验。在这一话语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从传统的宏大叙事转向多元化的内容设计，在大主题、大视野的讲述中，善于将日常生活的小世界、截断面关联起来，讲好细节叙事。

三是非主流主题。现代社会发展的另一特点就是去中心化，不同语言、习俗和观念交汇在“公共领域”，从而使话语多样化。“公共领域”最早由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提出，后经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系统化，通常是指得以集成公众、形成和传播公共意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主要体现为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等形式。“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8]2，具有群体互动和非限制性。借用哈贝马斯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边界被不断拓宽，更多的声音得以进入公共讨论，这无疑使传统的权威话语受到挑战，边缘话语和亚文化话语得以崭露头角。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包容性，为社会提供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一些错误观点无限繁殖，形成“回音室”效应。在这一“多声部”话语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引领话语、主导舆论、促进共识方面发挥作用。

（三）话语方式的创新发展

每个时代的话语环境和传播方式密切相关。在人类早期的口头传播阶段，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权威话语主要来自长者或精神领袖的口谕。随着文字发明和书写技术的发展，话语体系开始通过书籍文献等固化，形成相对稳定的思想体系。15世纪印刷术革命开启了现代传播的序幕，在西方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话语环境开始多样化。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语言，近代小说报刊促进了大众话语。20世纪以来电子媒体的兴起，使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提升。在人类正在进入的数字传播阶段，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者，话语环境更加多元化。由此带来以下话语方式的变革。

一是机器话语。马克思主义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随着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的日益成熟，以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的文本或语音的机器话语日益渗入社会生活。近年来，像OpenAI的GPT系列（文本生成）和 DALL-E（图像生成）等模型的出现，使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达到了新高度。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翻译（MT）借助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大大提高了语言使用能力。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9]229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产物，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孕育了全新的话语系统。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面世之前，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正规教育、传统媒体进行；而新的社会认知构建则建立在信息生产和分发的自动化与个性化基础上。如何以价值观引领算法，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是媒介话语。媒介话语是指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传播的信息和表达方式。相对于以人的身体为第一媒介的人际传播、以模拟信号为传输特征的大众传媒，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是20世纪末兴起的媒介。《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10]社交媒体、分享平台、流媒体服务、即时通信应用、在线论坛的涌现，AR和VR技术提供的沉浸式体验，特别是全媒体即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的出现，使话语传播力实现了质变。截至2024年6月，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95.5%。[10]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话语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新闻传播规律、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提升话语传播方式。

三是叙事话语。叙事是一种伴随人类产生、发展而存在、发展的活动，具有久远的历史。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将人定义为“叙事动物”[11]4。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叙事”概念，但“倒立呈像”“虚假意识”等一系列观点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人类社会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是一种以情节、结构、阐释为要素进行文本构建、意义阐释、审美表达的信息传递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叙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叙事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中，叙事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媒介传播如短视频、微短剧为之提供了便捷载体。如何遵循叙事学规律，构建叙事情节，从“强迫共识”走向“意义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变迁的重要机遇

如前所述，在社会发展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发生了显著变迁，由此带来了双重影响，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伴随着新挑战。总体看，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有活力、更有能量、更为丰富的话语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动能。

（一）话语创造与文化赋能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533话语创造指形成新的表达方式、概念或语用规则。“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12]32。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语言不断创造和演变。“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3]407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创造了超过7000种语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变革、传播手段的变化，语言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释放。如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互联网发展带来了网络语言的兴起，出现了诸如“打call”“666”“直播带货”“元宇宙”等新话语；“2022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完成新一轮修订，增补近千条新词语。”[14]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文化提供了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而意识形态则为这些文化提供了正当性。话语创造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纪录，同时也是一定时代价值观的反映。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以独特的象征形式促进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其中包含的颂词、赞美诗以隐喻性、启示性、超越性承载着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从历史发展来看，不同的文化形式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农耕文化注重耕作和家庭，宗教文化强调信仰和道德，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交流平台和更多样的文化元素，激发了语言潜力。虽然可能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带来一定问题，但在促进观念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利用文化的影响力，将话语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打通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社会话语、生活话语间的转化渠道。

（二）话语形式与传播效能

传播手段与语言形式内在关联。传播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们构建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方式，从而影响了语言环境。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对语言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口口相传到纸质印刷，再到广播电视，直到互联网，不仅改变了语言的传播方式和范围，也深刻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功能和使用方式。口口相传时期，信息主要通过口头传递，人们通过口述历史、神话和传说等形式来延续文化记忆。纸质印刷时期，书刊杂志成为信息传播工具，文本作品得以广泛传播和传承。广播电视时期以声音和影像为传播方式，通过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等形式传播价值观。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时期则提供了多种传播平台，语言形式更加多样化。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提出“传播即权力”[15]。在现代社会，互联网、社交媒体、虚拟现实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切实提升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6]331。“四力”中首要的就是传播力，没有传播力，就不可能产生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学理论认为，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呈现方式。与纯文字相比，可视化呈现尤其是动漫等生动传达信息，更易被接受记忆。“有研究显示，相比静态的图文，学习者更偏爱动态的知识学习方式。”[17]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形式，其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总之，现代话语形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契机。通过议程设置、符号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结合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借助用户生成内容（UGC），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受众需求，可以实现互动性传播、数字化传播、情感化传播、精准化传播，这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比拟的。

（三）话语交往与思想沟通

语言交往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概念，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话语交往，但交往理论包含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分析。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讨论了话语交往的原则，强调“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要识别与重建使得相互理解得以可能的普遍条件”[18]21，旨在批判被经济和政治权力所支配的沟通模式，这对于思考多元话语背景下实现理解共识有一定借鉴性。

从实现信息在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角度，话语交往是现代话语环境不断丰富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结构、文化规范、话语秩序具有明确的等级，这一话语体系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较为缺乏，语言交往较为有限，限制了社会流动性。现代话语环境打破了地域界限、时间距离、文化障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改变了传统的垂直型格局，实现了层级扁平化，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有利于话语交往与思想沟通。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意义是建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主客体沟通可以使受教育者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构建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沟通是语言交往的基本形式。主体间性理论指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沟通建立起相互关系和共识。研究表明，师生的深度交流有利于提升学习效果。主体间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从传统的“你说我听”转变为“你我共听”，打破单向模式，这是现代话语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趋势。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变迁的挑战分析

现代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带来了许多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秩序与多元的冲突、信息的流动与方向的迷失、多元文化与主流价值的碰撞、思想互动与观念杂糅的矛盾，都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

（一）复调话语与内在张力

“复调”一词源自音乐领域，指在一部音乐作品中多个独立旋律线条的同时进行。俄国文论家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文学作品中的多重声音现象，认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19]27复调话语理论分析了多声部、对话性、不确定性及意识多重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借用复调话语理论，在话语环境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来源多样化使不同声音得以共存和传播，各种观点立场相互影响，促成了思想观念的对话与冲突。思想观念的对话与冲突虽然在增强社会韧性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可能形成意识形态张力，导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中不同价值观、信仰和利益之间的博弈。

意识形态张力的本质是观念认知冲突。现代话语环境变迁的突出问题是多样性复杂性碎片化及各种话语“旋涡”，使传统话语往往难以找到应有位置，经典话语往往被遗忘，导致陌生化。在娱乐化甚嚣尘上的语境中，“流量收割机”弱化了对基本价值的严肃探讨。在一个充满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往往被削弱。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所指出的，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20]3可以说，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容易被质疑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单一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复杂现实、传统权威下降、本土化意识形态面临冲击等问题。

（二）话语空间与边界模糊

在哲学上，空间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不断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并被社会所生产的。”[21]27即随着自然空间不断被拓展，空间开始具有社会属性。话语空间指在社会交往和交流过程中，不同主体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等媒介进行互动和沟通的领域，类似于一定话语存在的“场域”。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权力关系通过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分配来体现。”[22]457在传统的话语环境中，话语空间和界限是明确的。谁在说、说什么，身份存在、时空范围等都是被规约的，确保了话语权的集中和控制；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空间的概念，形成了“流动空间”，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话语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当前话语环境中，传统的实体空间扩展到了虚拟空间、国内空间扩展到了国际空间。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线上和线下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线上线下容易互相引导。如近年来网上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的舆情频发，“小事件引爆大舆情”的情况愈加常见，在社交媒体上的阅读量和讨论量均达数亿次，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的界限不再明确，国内事件很容易演变为国际舆论，国际事件可以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在这一深刻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屏蔽外界信息，将自己局限在封闭空间，必须在动态的话语环境中统筹线上和线下、国内和国际舆论场，提高信息甄别、舆论引导和思想疏导能力。

（三）话语风险与认知对抗

话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工具，更是权力和知识的运作方式，话语环境中的共识和冲突、互动和反馈都会折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如果说，不同的社会群体、文化背景或个人之间由于价值观、信念、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仅仅会造成一般性的话语张力，有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则会带来明显的话语风险，尤其是认知空间的渗透与反渗透、攻击与反攻击、控制与反控制将会比物理空间的争夺更为激烈，从而引发政治风险、伦理风险和文化风险。

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是认知对抗，即在数字平台上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个体或群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行隐蔽性、目标性和动态性的影响和控制。另外，政治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盗窃、低俗文化、极端言论往往对主流价值观念带来巨大挑战。目前，认知对抗越来越演变为认知战。“在信息时代，认知对抗已经成为战略博弈和军事冲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3]认知战属于利用信息、心理操作、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手段，改变认知结构的一种斗争形式。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深度伪造”成为认知战的新工具，建立在AI基础上的机器话语以技术操控导致认知偏见，以“后真相”虚假性掩盖事实真相，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深刻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成为提升话语权和进行有效斗争的重要手段。“信息时代的权力战斗是文化的战斗。”[24]331当今世界，网络领域不同观念的相互激荡和碰撞相当激烈，价值交锋尤其尖锐。“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5]51所有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为此要深入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方法，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打造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平台，精准掌握舆情动态和受众需求，在主阵地里有主力军，在主战场上打主动仗。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变迁的应变之策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话语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息息相关，本质是环境与人的关系。话语环境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并引导话语环境，两者相互影响、协同发展。随着时代变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因时制宜、扬长避短、防患于未然，找到应对之策。

（一）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观念

在信息倍增与快速流动的话语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树立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26]20系统观念起源于系统论，是一种将事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和处理的思想方法，包括整体性、联系性和动态性方法，要求从整体上看待问题，注重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看到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变化趋势。

之所以运用系统观念，是因为话语环境本身是由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复杂系统，包含语言构成、主题内容、话语身份、交流方式、规则规范、文化背景等要素。现代话语环境变迁是系统演进的结果：技术进步将单向度传播转变为互动性、个性化的传播；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的变迁，以及城市化、人口流动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多元价值观的兴起改变了话语环境的面貌，揭示了话语环境随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变化的内在规律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而深刻的工作，关注的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培养，而人每时每刻被包围在多元话语的系统中，因此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为此要深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空间边界等问题，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文化领导权、网络主体性等前沿课题，构建网络时代、技术时代、全球化时代更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在实践中，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全员、全程、全方位贯通”[27]6的高度，探索系统方法，实现“横向贯通、纵向贯通、动态贯通、网络贯通、全员贯通”[27]7。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教育体系，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和行为特征，理解其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打破封闭空间，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特殊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等有机统一起来。从发展性、变动性、调适性视角，研究不同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一致性与差异性，明确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平台等的协同方式，打破各个体系之间的资源壁垒，设计协同融合的共享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和新媒体手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

意识形态是人与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函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产是话语构建的核心环节，是意识形态、知识供给、认知建构的基础。当今时代，话语环境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达到了新高度。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背景下，信息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结构，形成了多维度复杂网络，推动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化。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如GPT系列人工智能生成文本，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手参与语言交流，形成了新的语言现象。知识是话语的核心价值，知识赋予话语以权威。面对现代知识生产的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知识供给上下功夫。

知识和真理是获得话语权的基石。只有凭借真理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发挥引领作用。“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8]289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无法回应前沿性、关键性重大问题并作出科学解释；或者即使提供了一般原理，但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剖析和深刻洞察当下问题的实质，就可能导致公众认知的偏差，造成主流话语的“失语”和“沦陷”。为此要实现知识的及时生产、科学生产、系统生产，构建具有支撑力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自主知识体系。

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中，应当构建全面、及时、精准、规范的生产体系。要从政治、新闻、学术、生活、大众、国际等领域，形成立体、多元、互动的话语生态，使政治话语、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在展现真理、关注前沿、反映民意、塑造形象等方面实现有机统一。既要正面阐释，深入解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例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抓好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这项工作”[29]。还要针对各类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特别是要针对社会动态、突发事件、舆论挑战，及时发声，将定制化生产和高质量传播统一起来，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导作用。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能力是指通过构建叙事情景，用一定叙事人称、叙事视角，运用叙事干预、叙事声音等，全方位表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能力。在话语环境的时代变迁下，媒介叙事越来越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叙事+意识形态”使抽象的思想内容找到可供分析的话语载体，“叙事”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般性地讲故事，它不是把思想替代为案例和偶然事件，也不仅仅是手段和工具，而是按照认知规律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方法，具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30]468叙事方法能将抽象理论在大众层面转换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价值在于巩固和提升文化领导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文化领导权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文化与经济结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历史变革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理论武装、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文艺创作、道德建设、新闻舆论、国际传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艺创作、民族宗教等领域包含其中，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这必然要求不能将意识形态孤立于文化之外，而是要融入宣传思想文化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

从文化接受角度，叙事方法与“以文化人”的中国文化心理相吻合，有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扎根于本土文化。“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31]9中国传统经典就注重通过生动叙事在潜移默化中进行道德教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文化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大众文化时代、微阅读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各种社会观念都寻找文化载体进行传播。如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IP多样转化成效显著。截至2023年年底，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5.5亿。[32]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发挥文化叙事功能，在主战场打好主动仗，使主阵地有主旋律。

最后，从国际传播格局看，与资本主义具有一套完整的议程设置、文化输出的叙事策略相比，我们在掌握叙事方法上还要深入研究。文化霸权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以文化软性方式大行其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26]52。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叙事转向叙事体系，即系统规划官方和民间叙事，传统和现代叙事，宏大和微观叙事，使之有体系性；从叙事体系转向中国叙事体系，彰显中国立场，打破西方叙事。

（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赋能

习近平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5]66技术是当今时代的最大变量。VI（虚拟身份）、AI（人工智能）、MR（混合现实）代表了信息领域的3个概念，分别涉及网络身份、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面对新媒体迭代升级以及数字时代、智能算法的到来，人类越来越处在技术意识形态时代。在这一深刻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实现技术赋能。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就应该在哪里。在技术带来的新话语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探索数字技术底层逻辑与内嵌的教育元素”[33]，在以下方面重视技术运用，使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

一是构建网络平台。整合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国际媒体、社交媒体等，共同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媒体矩阵、共享平台。截至目前，“学习强国”平台注册用户超过3.47亿，每天约有7亿人次在平台学习和浏览信息。”[34]“我国慕课已上线超7.68万门，注册用户4.54亿，服务国内12.77亿人次学习。”[35]今后要进一步将思想政治教育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构建知识生产、效果评价的大数据平台。二是方法创新。在新的话语环境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育信息化理论无不强调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对推动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VR和AR技术实现场景体验，通过文本可视化实现视觉体验，充分发挥知识图谱功能，实现知识结构化；利用AI辅助教学，以在线互动、混合式教学、智能问答等形式，推动教学改革。三是算法运用。这是当下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以机器话语为标志的自然语言逐渐渗透到深度学习中，在个性化教育、内容创作方面带来了革命性进步，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机器语言在情感交流、深度理解方面的局限以及算法意识形态，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深刻挑战。算力不平等、算法非透明、算料的局限性；现存数据偏好、可解释性缺失、反思能力缺乏等问题都会不同程度出现。为此目前要尽快建立反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语料库，防止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同质化，以价值观引领算法。

结语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话语环境的关系是复杂而多维的。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的时代变迁见证了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从单一到多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话语主体的多元化、虚拟主体的崛起、国际主体的呈现，微观主题、时代主题、非主流主题的不断涌现，机器话语、媒介话语和叙事话语的广泛应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机遇看，语言创造有利于文化赋能；话语形式提升了传播效能；话语交往促进了思想沟通。从挑战看，复调话语可能形成意识形态张力；流动空间往往导致边界模糊；话语风险容易演变为认知对抗。为此要从社会发展、传播手段、语言变迁等深层根源出发，善于识变，及时应变，顺势求变，从理念、内容、手段、技术等各方面入手，树立系统观念，优化知识生产、增强叙事能力、推进技术赋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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