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简介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香港国安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同日，香港国安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刊宪公布，即日晚11时生效。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对此问题开展全面、系统研究，对夯实“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成果皆发表于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对于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发展，学界尚缺乏跟进和研究，本文尝试对此做一探讨。

不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迎来拨乱反正、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在香港新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为优化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话语素材，增强了学术说服力和理念解释力，也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新方向。

（一）驳斥反中乱港分子将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的歪理邪说，阐明国家安全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维护国家安全是爱国主义的现实表现，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一些人将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对立起来。对此，2020年12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强调：“回归以来，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到宪法和基本法的充分保障。但是权利行使有法定界限，任何人都没有损害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由，没有破坏社会繁荣稳定的自由，没有挑战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自由。”正如在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指出的那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仅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两制’是香港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的空间愈大”。这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的内涵，充实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提升了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二）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近年来，香港不断产生严重政治问题，其根源是香港社会一些人不愿正视甚至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举行，参会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捍卫了“一国两制”事业。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2022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热爱祖国是真切的、鲜活的、具体的、现实的情感和行为，必然要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如此，爱国主义才是全面的和完善的。通过阐明爱国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统一，给香港爱国主义教育注入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赋予香港爱国主义教育新的时代内涵。

（三）阐明“爱国者治港”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基本政治法则。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2022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进一步指出：“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进一步明确了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中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这一基本政治要求。

（四）系统驳斥港英殖民时期的诸多错误观念，引导香港同胞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

英国试图掩饰其港英殖民时期殖民统治的本质，美化其殖民历史，挑战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侵蚀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2021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民主可言，并用事实说话，阐明了英国对香港实行典型的殖民统治、屡次禁止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殖民统治末期急速推进“政制改革”别有用心的历史真相，从而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黑暗，戳穿英国发展香港民主的谎言，有助于破除英国殖民话语，根除香港社会一些人存在的“恋殖”心态，引导香港同胞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

（五）阐明民主的前提条件、香港民主发展的来龙去脉等，在香港社会牢固树立国家观念

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是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近年来，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外部敌对势力，以“争取民主”为名，行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之实。“二十多年来香港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维护‘一国’原则的问题，是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干预与反干预的问题”。因此，只有在香港民主问题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凝聚共识，才能在香港社会牢固树立国家观念。《“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任何民主都是在特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民主、必须以维护本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条件”；“‘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和实际情况决定了其政治体制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不能把民主简单等同于选举”；等等。这些论述匡正了香港社会一些人异化歪曲的民主观，提升了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香港民主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话语权。

整顿学校教育与加强公职人员教育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和公职人员中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不断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一）惩处反中乱港的教师、协会，清理内容不当的教材

受历史原因影响和反中乱港势力误导，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长期缺失，使香港青少年深受其害。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已成为中央与香港社会的共识。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部分教师的言行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忧虑，至2021年4月底，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取消了3名教师的注册资格，向42名教师发出谴责信，向43名教师发出书面警告。在此之前，2020年7月28日，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以18票对2票的比数通过决定，即时解雇该校法律学院副教授、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这是革除香港教育界“病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所把持。2021年7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全面终止与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工作关系”，“不能再视该会为教育专业团体”。鉴于香港高校学生会频频参与反中乱港活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与学生会“切割”。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深入实施，诸多反中乱港组织相继宣布解散。

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香港的高中通识教育教科书内容存在严重问题，这是香港教育的一大痼疾。2019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高中通识教育教科书推出专业咨询服务，多家出版社随后修正或删减多处“有毒”内容，这是香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

（二）对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在课堂上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国家安全概念纳入学校教育和管理体系。2021年2—5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先后公布了《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及15个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让学校知悉如何透过各科课程内容自然连系和有机结合国家安全的不同领域”。

高中通识教育科迎来重要改革。从2021/2022学年的高一年级起，备受诟病的“通识教育科”改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仍必修必考。与以往通识教育科空泛的课程宗旨不同，新科目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以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涵盖国情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内容”。“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科目的一大亮点，就是为香港学生前往内地交流、学习提供更多机会。内地考察以“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为主题。“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内容紧扣国家发展，突出国家与香港之间的密切关联，使学生更全面系统地认识国家发展，是香港教育系统性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配合这一新课程顺利开展，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广泛开展咨询，提供全方位支持。举办教师培训班，制定课程及评估指引，建立学科网上资源平台，一系列有力、及时、到位的工作举措确保“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落地见效。

由2018/2019学年开始，中国历史成为香港初中学生独立必修科，同时修订课程内容，增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比重。原来课程中，属于通史部分的课程安排，古代史为96节，近现代史为48节。在新修订的课程内容中，古代史为82节，近现代史为68节。新修订课程于2020/2021学年在中一年级开始逐级推行，让所有学生可以完整系统学习中国历史。其他学科也相应加强了中国元素。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学习领域音乐科课程指引中，将国歌教学加入音乐科课程的补充文件，并按不同年龄段有层次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阶段的教学重点。

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推出《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以下简称《架构》），强调学校应协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欣赏中华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尊重国家象征和标志，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建立国民身份认同，培育正面价值观和态度等。《架构》还提供指引和示例，供学校作整体规划的参考，“透过相关学科及全方位学习活动，让学生整全及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这为学校推进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指导。

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国家安全教育已列入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大学的必修课。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香港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三）加强教师聘用管理和培训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为教师提供多元化培训以加强学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包括安排专业人员到校举办工作坊等。自2020/2021学年起，“《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及为期约四天的内地学习团，已纳入新入职教师和拟晋升教师的核心培训”。2020年11月至2022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举办了22场《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培训，超过5500名学校相关人员参加”。自2022/2023学年起，“公营学校的新聘教师必须通过《基本法》测试，方获聘用”。

（四）搭建新平台，推动多元化课外学习活动

自2020/2021学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开展“中华经典名句”推广活动，举办“中国历史文化常识问答比赛”“《基本法》全港校际问答比赛”，设立“积极推广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学校年度大奖”、营建“中国历史学生网上自学平台”；“同时设立‘国民教育一站通’网上平台，内容涵盖《宪法》、《基本法》及国家安全教育、国家象征、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博物馆学习等主题”。为学生搭建学习中国历史、增强祖国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平台，使学生在课外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历史与文化。

（五）加强公务员聘用管理与培训

2021年8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分别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和香港立法会举行宣讲会。通过对国家最新政策的文件解读，帮助香港特区公职人员、青年、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及时掌握、理解国家大政方针，推进中央声音、国家议题在港落地、上岸。12月，香港特区公务员学院成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在致辞中指出：“加强公务员队伍对特区宪制秩序，包括国家《宪法》、特区《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了解，是公务员培训的重中之重”。为确保新聘的特区政府公务员对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有基本认识，“所有由2022年7月1日起刊登的公务员职位招聘，在新推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会成为所有公务员职位的入职条件”。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特区政府通过惩处反中乱港的教师与协会、清理内容不当的教材、对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加强教师和公务员的聘用管理和培训、搭建课外学习活动新平台等措施，在学校教育与公职人员教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体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中央和特区政府注意运用象征符号、仪典形式等，发掘利用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强化香港同胞的国家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一）象征符号与政治仪式的运用

象征符号能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国家正是通过象征符号被感知、感受。政治仪式是运用符号系统表达政治意义的行为，它将参与者纳入到政治认同系统的构建中，对于政治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国旗国徽象征符号的强化因应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修正草案，香港特区对《国旗及国徽条例》做出修订，以履行在本地实施这两部经修正的全国性法律的宪制责任。经修订的《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于2021年10月8日正式刊宪生效。“条例保留相关刑责和罚则并加以清晰化，以惩治阻吓意图侮辱国旗或国徽、公开和故意作出侮辱国旗或国徽行为的人”。“修订新增3个展示国旗和区旗的指定日子，包括5月1日劳动节、农历初一和12月4日国家宪法日。修订也列明，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司法、行政会议、立法会和区议会宣誓仪式须展示国旗和国徽，特区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构网站须使用国徽图案”，以推动国旗国徽这一媒介受承认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国家象征符号遍及香港的各个角落。

学校升旗仪式的制度化、常态化2021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通知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表示将为其提供一笔“购买国旗及可移动式旗杆津贴”，“协助学校购买国旗及可移动式的旗杆，以便幼稚园在校舍内升挂国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每所幼稚园可获的津贴上限为3000元。个别幼稚园或已设置国旗及可移动式旗杆，亦可运用这项津贴以添置或更新相关设备”。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提醒，备有国旗及旗杆的幼稚园须按照指引，“在举办庆祝元旦日（1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日（7月1日）和国庆日（10月1日）的活动时升挂国旗及奏唱国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强烈建议学校在重要的日子及特别场合，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学校周年庆典、中华文化日等升挂国旗及奏唱国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根据“经修订的《国旗及国徽条例》第7A条，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2021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出通告，要求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日（遇有热带气旋及/或持续大雨等恶劣天气除外）、以及元旦日（1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7月1日）和国庆日（10月1日）升挂国旗，以显示对国家的尊重和提升师生的国家观念”。“中小学（包括特殊学社区）必须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除学校假期未能举行仪式外），而升国旗仪式中须奏唱国歌。此外，学校必须于元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国庆日当日或在上述日子前/后的上课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强烈建议学校在重要的日子和特别场合举行升国旗仪式。专上院校也“须参照教育局局长向中小学发出的指示，处理有关每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事宜”。随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高校宣布从2022年起，每天升挂国旗，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

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2021年5月21日，《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刊宪公布，即日正式生效。“条例为公职人员的宣誓首次订立非常明确的法定标准，为维护‘爱国者治港’原则踏出重要一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逾17万名公职人员宣誓或签署声明。2022年1月，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依法组成，立法会90名议员在行政长官监誓下宣誓就任。“立法会议员宣誓的场地首次悬挂国徽，体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是‘爱国者治港’原则在立法机关得以推进落实的写照”。“由行政长官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监誓，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体现了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应有之义”。

纪律部队改用中式步操2021年4月15日，香港警务处在警察学院举办开放日活动，受训警员首次进行中式步操队列表演。7月1日，在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金紫荆广场“七一”升旗仪式上，“仪仗队和护旗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用普通话而非如过往那样以英文做指令”。2022年7月1日开始，香港警队全面转用中式步操，强化了纪律部队对国家的归属感。

（二）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发掘利用

越来越多的包括红色遗址在内的红色资源进入香港公众视野。红色遗址具有具体、真实、形象等特点，可为香港同胞提供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2020年9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出公告，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括香港特区的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刘春祥等12名龙鼓洲战斗牺牲英烈。2021年7月1日，香港邮政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主题的纪念邮票和相关邮品开售，这是香港邮政首次发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建筑物图案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天安门城楼等，潜移默化地对广大香港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在爱国爱港人士的努力下，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落成，这是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除了红色资源外，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展出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精选出来的逾9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166件国家一级文物，为观众讲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香港与内地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承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实践。

（三）开展重大纪念活动

重大纪念活动是指目的明确、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的活动，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的载体。除了传统的香港回归纪念日、基本法纪念日等活动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2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时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暨月壤展览活动在香港举办。半个多月中，不仅展览天天爆满，而且由多位国家顶尖航天科学家组成的团体成功访港，他们还走进香港多所大学和中小学举办讲座。9月3日，“由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的“时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话天宫活动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成功举办，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二号乘组与近300名香港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大中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天地连线互动。10月25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中国建筑集团主办”的“时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国建造主题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一大批反映国家悠久建筑历史和当代建筑领域发展成就的照片、视频及模型在香港与公众见面。上述活动使香港同胞亲身感受到祖国尖端科技的硬核实力、基础建设的伟大成就，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发展自信。

此外，2021年7月3—9日，“百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7月10日，“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这是回归以来香港首次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大型高峰论坛，旨在提高香港社会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提升香港青少年的爱国精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让爱国爱港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国旗国徽象征符号得以强化、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不断完善、学校升旗仪式制度化和常态化、纪律部队改用中式步操，充分发挥了象征符号与政治仪式的作用。同时，越来越多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被发掘利用，别开生面的重大纪念活动成功举办，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

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中央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加大对新闻媒体、文艺和出版工作的监管与引导，香港特区爱国主义氛围日益浓厚。

长期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在香港传媒领域影响尤其恶劣。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方拘捕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2021年6月17日，香港警方就《苹果日报》5名董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采取拘捕行动，“特区政府保安局依法冻结了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的资产”。12月29日，香港警方依法对涉嫌干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立场新闻”涉案人员实施拘捕，特区政府保安局依法冻结该公司资产。此举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加强了个人资料私隐保护。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处理超过5800宗侵犯个人资料私隐的‘起底’投诉个案，情况十分恶劣。社会强烈要求特区政府把‘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并加强执法，以杜绝有关行为”。2021年9月2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把侵犯个人资料私隐的‘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赋权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进行刑事调查和检控，并赋予专员法定权力要求停止或限制披露涉及‘起底’的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还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监管与引导。2021年11月5日，《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刊宪生效，以完善电影检查规管制度，确保更有效履行香港国安法下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防范和制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加大对爱国主义电影、电视剧的放映和宣传，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题材的内地优秀电影和电视剧如《1921》《觉醒年代》《大决战》等在香港展映或播出。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首次将香港的文化地位写入国家规划，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在香港传承和弘扬。自2021年7月起，国家艺术基金面向港澳特区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此项政策标志着港澳特区被纳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体系，为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持续注入动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纪录频道和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频率自2022年7月1日起“整频道整频率落地香港播出”，为香港同胞了解国情提供新的媒体平台。

出版方面，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香港公共图书馆重新检视和更新购置图书馆资料及接受书刊捐献的程序和指引，将维护国家安全列为其中一项考虑因素，确保供市民大众免费借阅的图书馆馆藏符合香港法律。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地方志中心编修《香港志》，以记录香港的发展，加强市民对本地历史、文化和传统的认识。《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于2020年12月出版，第二册《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于2021年12月出版。《香港志》延绵中华民族编纂地方志的悠久文化传统，对香港自身发展与祖国内地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准确、完整的描述，有助于人们弄明白香港从哪里来、走过哪些路、将向哪里去，对加强国家认同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特区政府对反中乱港的传媒势力严正执法，加强个人资料私隐保护、电影检查规管、图书馆馆藏规管，支持编纂《香港志》，同时，中央还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共同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

结语

受历史原因影响和反中乱港势力误导，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长期缺失。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一系列拨乱反正、落实爱国爱港原则的政策措施不断推进，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重要进展，成效逐步显现。教育、媒体等重点领域逐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反中乱港组织等逐步被清除，爱国主义制度规范等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国家元素在香港的公务机构、公共设施体现，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迈出关键步伐。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体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教育氛围日益浓厚。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不断完善，学术说服力和理念解释力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看好内地发展前景，增强了对祖国的归属感。据统计，在离港升学的学生中，前往内地的人数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1229人增至2021年的1985人，增加了61.5%，约占全部离港升学学生的35.2%，居于首位。以上措施为未来深入开展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筑牢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社会政治基础、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香港国安法为“一国两制”底线定出法律标准，反中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受到极大遏制。香港国安法使大部分香港同胞深刻认识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决心和能力，筑牢了“一国”的根基和底线，符合“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正在形成。香港国安法在教育、传媒、文化、电影、艺术等领域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据民调显示，71.9%的受访者表示对“一国两制”前景信心增加，86%的受访者认同香港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76.2%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法赋予的自由权利未受影响，75.7%的受访者对香港国安法实施成效感到满意。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认识到，“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成为广大香港同胞的共识。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的进展得益于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特区政府主体责任的落实。“修例风波”后，中央政府坚决出手，行使中央事权，启动香港国安立法，堵住香港国家安全的漏洞。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强化香港同胞的国家观念，如“时代精神耀香江”、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等活动都由中央有关部门与香港特区政府合办。中共中央对“一国两制”与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不断完善，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香港特区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香港的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对教育、传媒等重点领域逐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香港社会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不断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爱国爱港传统薪火相传。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

长期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创造了许多经验，这些发达国家虽然没有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统一名称，但各国高校都有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面着重对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途径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发现经验，受到启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比较分析

（一）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美国的政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有两个主旋律：一是把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作为最高经典进行传播和灌输；二是宣扬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繁多，主要包括：

1.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叫政治社会化或公民教育。所谓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使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政治原则、政治制度，为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公民教育的目的则是培养青年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明确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做一个忠诚于国家的、适应本国文化的“合格的公民”。

2.道德观、价值观教育。狭义的理解是指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的教育，广义的理解则指人的“生存方式”的教育，包括伦理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世界观教育等。美国大学的价值观教育，几乎涉及所有课程，政府也特别关注，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并参与其中。美国价值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维护私有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是个人主义。

3.爱国主义教育。美国高校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美国高校虽没有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但十分注重将它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

4.道德品质培养。在众多关于道德品质教育内容的界定中，有一个教育组织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应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即：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这六大支柱应超越各民族文化、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局限，是每位青少年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该提法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同。

5.健康人格教育。美国教育专家认为，人的思想乃至行为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心理出现了障碍，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甚至发生疾病的表现。加强健康人格教育，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美国高校重视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和人格发展。

（二）英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宗教教育。英国历来重视在公民中传播宗教思想，学校道德教育通过宗教教育进行。1994年教育法规定全国统一的宗教教育制度，学校有义务实施集体礼拜和宗教教学，宗教教学按统一教学大纲进行，主要是把宗教教义和故事中的传统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借助宗教把现实社会的道德标准神圣化，增强道德的约束力。

2.道德教育。英国道德教育立足于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对学生将来生活中要碰到的各种情境和关系给予道德上的关怀。教育内容通过学会处理以下关系来展现：①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内容。②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明确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了解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理解社会的性质。③与人类的关系。学习发达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了解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并以此作为道德教育课的核心。④与自己的关系。让学生认识自我，学会照顾自己，以感恩的态度看待生命，认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让学生认识环境，热爱自然，学会保护环境。

（三）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包括爱国、爱家乡、热爱国土山河、热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并且要效忠天皇，忠诚于国家和民族，为国尽忠。

2.集团主义教育。日本人总是以集团为重，集团主义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集团主义主要表现为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个人对集团的忠诚。集团主义教育目的是提高人的团结性、协调性，培养对集团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树立集团精神。

3.个性教育。“二战”后，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民主主义教育，要培养出“致力于建设和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的人”、“能主动适应社会变化的富有创造个性的人”和“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倡导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培养高尚的觉悟与丰富的个性，达到自我觉醒。

4.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日本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树立一定的人生目标，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比较分析

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所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并且不断增多。虽然内容错综复杂，但有一些是共同的：第一，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繁多，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包括：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传统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法纪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等。第二，民族意识和全球化的有机统一。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共同趋势，重视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形成共同的个人价值标准，如诚实、忠厚、正直、宽容、守纪律等。第三，道德教育的内容逐渐增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问题不断出现，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在不断增加，譬如，环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权教育、现代人消费方式教育、国际和平与理解，以及适应未来社会的品德与素质教育等。尽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些内容因各国文化传统不同、政治倾向或宗教民俗的差别，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表现不同，如美国选择大量鼓励个人自立、竞争荣尚的内容，教育青少年摆脱依赖，从依靠父母到独立自主，而日本则选择培养团结合作精神，认为唯有群体才能兴旺发达。

（五）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点

第一，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社会和学生成长的实际，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思想道德教育总是紧密联系战争、反恐、毒品、欺骗、舞弊、环境保护、高科技犯罪、传统道德与现实等实际来批判和分析。第二，较好地解决了内容的层次性问题。大学低年级主要开设基础课程，高年级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结合专业课学习更高深的内容，使学生从新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第三，教材不强求理论的系统性，即使是理论内容也尽可能表述得通俗易懂。特别注重联系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现实，注意将教育内容与学生年龄、智力和文化程度相结合，不搞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比较分析

（一）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正式课程教学。美国高校中95%的大学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包括美国宪法、美国现代文明、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等，这些大都是学生必修的基础课。这类课程政治性和理论性很强，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在美国，人文社科课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校园活动和隐性课程。在美国，校园活动和隐性课程已形成系统途径：第一，社团活动及学术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感、独特创新感和集体荣誉感。第二，校园文艺、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积极向上及团结合作精神，自立、自信、开朗的人格品质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第三，全校性活动。通过校庆、国庆等节日庆典和入学、毕业仪式、文艺演出、讲演会等，培养学生爱校爱国的精神。

3.生活指导与心理咨询。学校有专门机构负责学生心理、学习、升学、就业等指导。涉及学生和社会需要的各个领域。一些高校还开设了各种讲座和辅导课程，请有关专家学者针对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进行指导。在各种指导中，以心理咨询辅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为显著。

4.社会服务。让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多种形式的义务服务，培养社会责任感。如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慈善工作等，增加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加深对劳动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5.校园文化。美国十分重视校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为学生的发展创建有利的条件。美国的高校大都环境优美，校园随处可见校训、校旗，著名科学家、大师的雕像和照片等。

（二）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高校普遍开设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各门学科都渗透道德教育的内容，挖掘道德教育的价值，努力提高其实效性。

2.教职工的言传身教。教职工以身作则发挥了很好的育人功能，无论是教授、管理人员，还是一般职员，都表现出良好的敬业精神。守纪律、有礼貌已在校园中蔚然成风，思想政治教育广泛渗透于教学管理服务之中。

3.学生社团活动。高校鼓励学生的社团活动，并千方百计地创造良好条件。各大学都有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吸引了大批学生。社团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易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更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4.校园文化活动。包括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学校例行活动等。通过各种学生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渗透道德教育。此外，高校也很重视心理咨询、个别指导和劳动教育等活动。

5.各种社会组织。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导向，利用社区、图书馆、俱乐部、公共场所等开展活动，鼓励和方便学生自愿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三）德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学科渗透。思想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伦理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等课程来实施。高校把思想道德教育融于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2.心理咨询。高校普遍设有心理咨询、心理卫生类机构，对大学生进行生活、学习、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这对促进学生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健全人格等起着重要作用。

3.社会团体、公共机构。不仅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设有专门的政治养成中心机构，而且还有大量从事政治养成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经常举办讲座、报告会，主要任务就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4.大众传媒。德国充分利用各种高度发达的传媒，不断向学生等灌输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等。

（四）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比较

1.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之共性。（1）重视课程教学。发达国家都依据自己的国情，开设了内容繁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一有效途径，直接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学科教学之中。一是通过开设哲学、宗教、历史、法学、伦理学等人文社科课程，使学生获得大量知识，提高判断能力，增强自觉性。二是结合专业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专业教育和课程教学之中。（2）隐性课程渗透。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己从显性课程转向隐性课程，巧妙地、艺术地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3）校园生活渗透。学校通过升旗仪式、节日庆典、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培养学生爱国爱校的情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4）注重社会服务。发达国家重视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道德认识和责任感。常组织学生参加为社区服务等慈善活动，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合作意识和献身精神，使学生从中认清责任，理解义务，受到教育。（5）重视心理辅导。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比较健全，及时对学生的社会交往、个人成长、学习、恋爱、就业等进行咨询和辅导。（6）支持宗教活动。美国、英国、德国等借助媒体宣传宗教内容，内化宗教精神，传授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许多大学校园里建有的教堂，支持学生参加宗教活动。

2.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特点。（1）发达国家高校都遵守思想政治教育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等一般原则。（2）都将课堂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主要的途径。（3）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4）都十分重视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日常行为训练活动之中，使大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5）都注重联合社会力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达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6）都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1.政府和高校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发达国家普遍注重制定统一的政策、目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等。

2.建立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解决好内容的层次性问题。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统筹规划，一以贯之。

3.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社会和学生的实际，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思想道德教育总是紧密联系战争、反恐等实际来批判和分析，教材及内容循序渐进、通俗易懂，尤其注重联系现实，与学生年龄、智力程度、职业意向相结合。

4.思想政治教育既加强灌输，又注重渗透。坚持灌输与渗透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开设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将课堂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又渗透于学科教学之中，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切实提高实效性。

5.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做到学校、家庭、社区、社会、政府共同努力，各负其责。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积极组织社会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感受生活，内化知识，增强责任感。

6.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多元化、高等教育多样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途径、方法等都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和创新。

四、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永不动摇，基本内容要始终坚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也大体相同，譬如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传统教育、人格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几乎是永恒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问题不断出现，其内容还会逐渐增多，在稳定基本内容的同时，也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其独特的内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

2.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培养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反省过去突出政治而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中，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培养富有民族精神的青年。

3.形式要丰富，途径要多样化。课程教学虽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但不宜过分依赖，不必过分强调单独增设思想政治教育课，要注意在其他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此外，要特别加强隐性课程、心理健康教育、校内外活动等途径。

4.建立开放模式，营造宽松环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的开放性是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点，而相比而言，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显自我封闭，排斥性强，保守倾向明显，应建立开放型的模式，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宽松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形成品质。

5.少图形式，重求实效。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弊端是形式主义严重，热衷于搞形式、走过场，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实效性亟待增强。我们看到，有的发达国家并不高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要求专门开设政治课、思想教育课，表面上看似乎不动声色，不图形式，但重实际、重实效。毫无疑问，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关键是要摈弃形式主义的做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实效性。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12期）

引言

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历史渊源深远，自古就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并同属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同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不同，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又有其独特之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紧密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未来趋势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推动作用；推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协同育人，实现显性思想政治教育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与优势互补；注重儒家文化的韩国化、生活化和大众化，运用“韩流”进行核心价值观传播，实现以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文化合力化人，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特色。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地区发达的经济体，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考察和探究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立足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未来趋势育人

追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发现，紧密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未来趋势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推动作用，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色。

1.1建国之初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

这一时期是1948—1960年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统治时期。韩国面临走出殖民统治阴影、恢复民族意识、建设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为主题。

韩国于1949年颁布的《教育法》第一条规定：“教育以弘益人间为理念，以养成全体国民的健全人格、自主生活能力和作为公民之资质从而为民主国家的发展和人类共荣理想的实现而服务为目的。”第二条又提出“爱国爱族精神的养成，维持和发展国家的独立自主”“继承发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世界文化的创造发展做出贡献”等一系列要求。由此可见，以“弘益人间”为理念的教育方针蕴含着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规定了这一时期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即民族主义教育和民主主义教育，重点进行反日教育、反共教育和道义教育。

一是反日教育。为尽快清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树立国民的民族民主意识，韩国政府继续实行美国军政时期的民主教育改革，废止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修身”课，开设“公民”课，进行反日教育。

二是反共教育。从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驻朝鲜南北开始，韩国在美国影响下开展反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1951年，李承晚政府发布了《战时教育特别措施纲要》，提出培养民众“灭共必胜的理念”。

三是道义教育。道义教育是韩国政府旨在恢复和重建日本殖民时期被废止的韩国道义文化，以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为要义。1956年，文教部制订了《道义教育要项》，涉及自我实现的道德、人际关系的道德、经济和职业的道德、作为公民的道德和“反共”防日的道德5项内容。

1.2经济起飞时期的国民精神教育和主体性教育这一时期是1961—1979年朴正熙执政时期。

韩国政府将经济建设列为第一要务，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中兴。为此，思想政治教育以国民精神教育和主体性教育为主题，以重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国民振兴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动员国民开展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

韩国于1968年公布的《国民教育宪章》强调，“国家的隆盛乃自己发展之根本”“彻底的反共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族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自由世界理想实现的基石”，为此，要注重培养国民“积极参与建设、高度奉献”的国民精神，增强国民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同时，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树立文化民族的自豪感，加快国家前进的步伐。可见，《国民教育宪章》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国民精神教育，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的主体性意识，为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塑造国民应有的精神状态。

1973年，韩国进行了第三次课程改革，取消了60年代的“反共·道德”课，在中小学开设独立的“道德”课，将高中作为共同课的“国民伦理”课由4个学分增至6个学分，在高校也开设“国民伦理”作为共同课。同时，在中小学普遍开设“国史”课，高校“国民伦理”课也增加了国史内容。这些课程都旨在涵育学生的国民精神和伦理道德，培养“具有主体性的韩国人”。

朴正熙政府不仅注重学校领域内的国民精神教育，也注重全社会的精神改造。70年代，朴正熙政府先后发动了“乡村新生活运动”和“都市新生活运动”，革新了城乡面貌，扭转了民众懒散怠惰、萎靡不振、消极悲观的不良状态，提振了国民精神，增强了奋斗信心，使民众逐渐养成了独立、上进、勤奋、合作的精神，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3经济调整和稳步增长时期的全人教育和未来教育

这一时期是1980年以来韩国经济调整和稳步增长时期。与韩国加快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业转轨、从威权政治体制逐渐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相适应，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以全人教育和未来教育为主题。

一是全人教育。80年代以来韩国的历次教育改革，虽然培养人才的规格表述不同，但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都倾向于培养各项素质全面发展的“全人”。如1981年第四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健康的、有审美观的、有能力的、有道德的、自主的“全人”；1987年第五次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知识为主的智、德、体协调发展并养成民主国民的基本资质和审美情趣的全人教育”；1997年第七次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富有健全人性和创造性的人”等，是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人才的必然要求。

二是未来教育。未来教育是韩国政府着眼于未来社会的人才标准，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韩国人，重点是培养人的创造性和世界公民意识。80年代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几乎都鲜明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如第五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主导信息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高度发达的21世纪社会的具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人”，2009年提出“全球化创造性人才教育”的课程理念等，都是未来教育的直接体现。可见，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注重适应韩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引领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突出的前瞻性和超前性。

综上所述，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致力于促进和引领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不仅如此，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也在服务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对自身的革新与超越，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

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特色和优势值得借鉴。实际上，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动员、保证、激励和协调作用。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有余，而创新性和超越性不足，一些理念、内容和方法稍显滞后，实效性不强。但是，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如何适应和引领新时代、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保驾护航等核心问题，都需反思和应对，以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任务要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引领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题效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

2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协同育人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协同育人，显性思想政治教育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特色。

2.1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

韩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现行课程体系，以2015年基础教育课程修订案为标准进行设置。2015年，基础教育课程修订案以培养富有健全人性和创造性的人为目标，具体表现为：培养全面发展、开拓进取的人，培养拥有新思想、迎接新挑战的创造性人才，培养理解多元价值观的有文化素养的人，培养具有关怀和分享精神的民主市民与世界公民。为此，教育课程分为共同教育课程和选修教育课程两大类。其中，小学和初中为共同教育阶段，高中为选修教育阶段。具体课程设置如表1、表2所示。

表1韩国小学、初中共同教育课程编制标准

注：1.原则上，小学40分钟为1学时，初中45分钟为1学时，但可以根据气候、季节和学生的发展程度、学习内容的性质进行调整。

2.表中所示小学阶段的年级群及课程群的时间分配是以每年34周为基准共2年的标准学时数，初中以每年34周为基准共3年的标准学时数。

表2韩国高中选修教育课程编制标准

注：1.1学分是以每周50分钟授课为基准，一学期（17周）内所学习的课时量。2.必修学分数中所分配的学科群修业学分数为该学科群的最少学分数。3.总学分数是指学科课程和创意体验活动的学分数总和，即高中三年必须完成的最少学分数。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韩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具有三个特点À。

第一，立足核心课程建设。“社会/道德”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旨在进行公民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国民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小学和初中的道德课涵盖处理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个体与自然·超越四重关系的道德规范，统率这四大道德领域的核心价值分别是诚实、关怀、正义、责任。高中道德课主要包括生活与伦理、伦理思想、伦理学经典；小学和初中的社会课涵盖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与文化、地理、地方和地区、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人文环境与人类

À以下所列课程信息均来源于韩国国家课程信息中心官网中的2015年课程修订方案。

生活、持续可能的世界、历史。高中社会课涵盖历史、整合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社会·文化、社会问题探讨、地理。

第二，注重其他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韩国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其他课程的渗透作用，最大限度发挥课堂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例如，国语课要求通过文学作品赏析和语文活动，使学生接受韩国文化中蕴含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洗礼；教养课要求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人文素养；科学课要求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艺术课要求学生学会用艺术作品进行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与交流，理解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价值观，增进学生对韩国传统艺术的热爱、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体育课要求培养学生勇于挑战自我、战胜他人、正当竞争、互助合作的精神；家政课要求培养学生良好的家庭美德；外语课要求学生了解、尊重和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具备世界公民意识，等等。

第三，创意体验活动中的思想政治品德训练。韩国不仅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思想政治理论灌输和渗透，还重视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政治品德训练。创意体验活动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包括自主活动、社团活动、服务活动和前途活动。自主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发挥共同体成员的作用；社团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各项才能，并在集体活动中形成共同体意识、团结精神、领袖素质；服务活动旨在使学生深刻体悟志愿工作和社会服务的意义；前途活动旨在使学生树立科学理想，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和准备。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

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蕴含在教养课（即通识课）中。教养课约占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的30%，涉及文化、伦理、哲学、政治、历史、人类、社会等领域，一般要求学生每个领域至少修习一门课以上。这些课程渗透着大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教养课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划设置，而是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理念自主设置。按照公立、私立相结合，综合、文科、理工科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考察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浦项科技大学等几所具有代表性高校的教养课开设情况，发现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政治和法律教育为中心培养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政治和法律教育是教养课的重要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观念，为学生未来参与韩国政治活动和国家建设提供思想和理论上的帮助。如首尔大学开设了当代政治世界、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韩国政治理解与分析、国际关系、国家与公民、现代国家和公共管理等教养必修课；梨花女子大学开设了生命伦理和法律、市民生活和法律、互联网和法律、罪与罚等教养必修课。

第二，以伦理、宗教和社会志愿服务为重点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品质。韩国高校普遍开设伦理道德课程。以成均馆大学为例，道德学科群下设《论语》、儒家经典阅读等课程。其他学科群又设置了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儒学在现代社会等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课程。韩国高校重视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各高校都设置了宗教教养课。如延世大学将教堂、理解基督教两门课作为教养公共基础课。不仅如此，还通过举办毕业礼拜、复活节礼拜、创立纪念礼拜、秋收感恩礼拜、圣诞礼拜等宗教活动宣扬基督教精神和价值。韩国高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精神，倡导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国家的使命感，培养富有爱心、奉献社会的人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社会志愿服务课程，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如浦项科技大学实践选修课中开设了志愿者行动课程。

第三，依托韩国语言、文化和历史教育进行国民精神培育。韩国高校设置了有关韩国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教养课，意在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如首尔大学开设了韩国生活和文学、当代韩国文学和思想、韩国语言和文化、韩国文学名著、韩国传统文化和奎章阁档案、韩国文化遗产、韩国艺术等课程；成均馆大学开设了韩国历史概论、韩国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等必修课。

第四，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和创造精神。外国语言和文化、全球性问题和创造性教育等课程，是培养大学生世界公民意识和创造精神的核心课程。如首尔大学教养基础课开设了中、英、法、德、俄、意等多门外语课，教养必修课开设了亚洲艺术和文明、西方艺术和文明、国际关系、全球问题和伦理思想、国际发展合作和社会福利等课程。很多高校设置了专门的科技类学科群，如高丽大

学教养核心课程中的科学和技术学科群，成均馆大学教养必修课中的创造力和推理学科群，这些学科群下设众多与科技相关的课程，讲授创造性教育内容。其他学科群也开设了许多培养创造精神的课程，如梨花女子大学教养必修课中的创造和想象的技术、创业与创新等课程。

综上所述，纵向上，韩国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横向上，思想政治教育几乎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全学科、全课程。可见，韩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全覆盖、体系化、全方位的模式，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更突出隐性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协同发力的功效。然而，这一模式的局限性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性、渗透性有余，而集中性、系统性不足。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借鉴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课程理念，又要克服其局限性。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大格局，实现科科育人、课课育人、全员育人、协同育人，同时有主有次、潜隐契洽。既发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有的专门性、集中性和系统性优势，又要发挥其他课程的渗透作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 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文化合力化人

注重以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文化合力化人，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特色。

3.1儒家文化的韩国化与生活化

韩国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吸纳与重构，实现了儒家文化的韩国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儒学，并不断推动韩国儒学的生活化、大众化，用以广泛化育韩国国民，成为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

韩国对于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本土化、韩国化的历程。早在三国时代，儒学便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仍非朝鲜的思想主流。直到高丽王朝末期，朱子理学传入朝鲜，在朝鲜的“檀君神话”和“花郎道”精神的基础上，朝鲜对朱子理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展、创造和重构，形成了以重“气”、重“情”、重“实”为特点的独具特色的朝鲜性理学，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不仅如此，朝鲜还将这种性理学上升为治国理念，取代佛教思想成为朝鲜的主流意识形态，朝鲜成为以儒家性理学为治国理念的“儒教国家”。

儒家文化在实现韩国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现了生活化和大众化。在学校教育中，韩国非常重视韩国语言和儒学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并接受韩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洗礼。例如，韩国中小学的国语课，高中道德课中的东方和韩国伦理思想、伦理学经典等，首尔大学通识教育必修课中的韩国语言和文化、韩国传统文化、日常生活中的韩国文化和传统等，都是以传统文化育人的课程。不仅如此，成均馆大学作为韩国的一流学府，以儒学为宗，以仁、义、礼、智为校训，下设专门的儒学和东方哲学学院，每年举办两次盛大的祭礼活动，成为研究和传播韩国儒家文化的一方重镇。

在社会生活中，韩国同样重视传统文化对民众的教化作用，通过儒家经书典籍、古典建筑、文化遗址、民俗风尚、博物馆、影视作品等渠道，大力弘扬以儒教为核心的韩国传统文化，使韩国传统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传统文化育人的重要功能。例如，乡校和书院作为韩国传统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至今仍起着对韩国正统教育体系的辅助补充作用，以儒家理念为根基，在先儒先圣祭祀、社会教化和风俗引导、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旅游文化观光产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的生活化和大众化，使韩国社会处处透着儒家文化气息。韩国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讲求血缘、地缘、学缘关系。韩国是一个推崇“孝道”的国家，儿女安排父母旅行被称为“孝道旅行”，送父母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遵从“长幼有序”是儒家思想在韩国民众生活中的另一表现。无论何种场合，韩国人首先习惯于按照辈分或年龄来确定长幼顺序。可见，儒家文化已渗透到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里，融入韩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实现了以文化人的目的。

3.2“韩流”文化中的韩国核心价值观传播

韩国不仅重视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还重视现代流行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韩流”成为传播韩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强调发挥文化的经济价值，持续推动“文化立国”战略的优化与实施。卢武铉政府发布的《文化宪章》提出，“文化产业既是产业性活动，也是影响公民精神生活与文化性的活动。文化产业要在经济性价值与文化性价值之间的适当均衡中提高国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促进精神生活的发展，通过文化的国际交流为增进国与国、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由此可见，“文化立国”战略蕴含着创造经济价值和文化育人的双重指向。

在学校教育中，文化课程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学校不仅大力弘扬韩国传统文化，也广泛传播韩国现代文化。如中小学道德课中涉及的服务精神、网络道德、社会正义、世界公民道德、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内容，中小学社会课中关于文化变动、文化圈和文化多样性、社会·文化现象的探讨、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内容，首尔大学开设的当代韩国文学和思想、韩语和流行文化；成均馆大学开设的韩国现代文学、韩国文化等教养必修课，都蕴含韩国现代文化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文化产业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重点扶持和发展以电影、电视剧、音乐、娱乐节目、游戏和动画等为核心领域的文化产业，并不断创造佳绩，形成了影响世界的“韩流”现象。其中，尤以影视作品的影响力突出，如电视剧《蓝色生死恋》《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等，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熔炉》《釜山行》等。这些影视作品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传递着韩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现代价值观念，影响着韩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反响，提升了韩国的文化软实力。

总之，韩国文化在培育国民精神和国民伦理道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大育人”体系，其中，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发挥文化育人功能，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生活化和大众化，实现古为今用、以文化人；发挥革命文化的独特育人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道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性育人功能，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既要注重学校领域的文化教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又要注重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教化，广泛运用文化遗址、民俗风尚、博物馆、文艺作品等载体，让文化融入生活，浸润人心。

4 结语

韩国思想政治教育除了上述鲜明特色之外，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重视民主公民教育，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存在国民理性精神缺乏、追求理想化民主的问题；重视国民精神教育使韩国人保持高昂国民精神的同时，又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倾向；重视道德教育，使韩国成为“君子之国”，却又面临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而带来的价值冲突和道德式微。但无论是其特色和优势，还是问题和不足，都从不同层面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从而认清各自的长短优劣，以达到去粗取精、转化发展、为我所用的目的。

（来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公民教育的国家,迄今为止已积累了大量的公民教育经验。美国在历届政府政策的引导下，逐渐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淡化的公民教育重归校园。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二战结束之后凭借教育立国的政策指引,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公民教育发展水平处于国际优秀的国家行列中。新加坡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在运用儒家文化提高公民教育的有效性上独具特色。作为在公民教育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四个国家，英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在开展高校公民教育过程中具有诸多趋同的经验。

一、政府对于公民教育的政策引导

英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四国的公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各国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教育特征分别出台了不同的政策,对本国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方向性指标。

（一）政府政策引导的循序渐进性

英美日新四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成熟度是在政府分阶段性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实现的。四国通过政策法规规定了本国中小学阶段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由此对高校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英国公民教育咨询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克里克报告》将公民教育作为国家计划明确提出。1999年英国教育部门便采取了该报告的建议,在中小学阶段设立了公民教育课。美国在1994年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对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和成人阶段所应当达到的目标也进行了规定。日本文部省组织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1987年间出台了一系列以公民教育为主题的文件。文部省根据临教审的审议结果,于1989年出台了修改后的教学大纲,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新加坡在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对公民教育进行引导,从1992年起新加坡小学生使用《好公民》一书作为教材,中学开设了“新公民学”和“公民与道德”等课程。

（二）高校推动政府政策的制定

高等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与中小学阶段不同,高校学生大多已成年，经过中小学阶段公民教育的培养,已经具有独立的价值取向,他们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判断和改造的能力。同时，高校拥有高质量的科研团队和专家精英人群。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美国和英国的高等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高校教师和学生对于公民教育的热情度。经历了二战后思想多元化时期，美国高校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呼吁社会对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重新重视度。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推动下，里根政府确定教育目标不仅是为了学生就业，更是为了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布什政府强调公民与道德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克林顿政府则专项拨款促进道德品质教育的建设。

英国也面临同样的社会背景。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内多元文化的特征愈发突出，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黑暗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的公民教育逐渐被社会关注。由大学和高校工作者所推动的与公民教育相关的课程设置，促成社会多个与公民教育相关的组织产生，倡导社会对于公民教育的关注。在社会对公民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1978年英国成立“社会道德委员会”，以统一课程规划的形式将公民教育引入正轨。

二、公民教育的价值目标

英美日新四国的公民教育在价值目标的设定上，共同重视对学生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共同强调将公民培养为“世界公民”。

（一）以国籍为基础的爱国意识

四国在公民教育的价值目标中分别强调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英国在课程设置中要求公民教育课程注重“发展学生的德性和自主性，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公正社会中有责任感和关爱心的公民”。美国的课程目标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阐述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乐意献身于美国宪政式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有为有守的公民”。日本一贯注重武士精神，国家意识被置于公民教育目标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公民教育目的的描述上，文部省将其表述为公民的品质培养是为了“塑造民主与和平的国家”。新加坡的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公民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即让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形成完善的国家观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新加坡的大学公民教育更偏向于精英公民教育，以让学生意识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的责任。

（二）以多元文化融合为导向的世界公民意识

当前全球一体化的特征较为突出，各国文化不再作为独立个体存在，而是通过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多元化的存在于一国之内，世界公民由此产生。

美国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提到对成人的要求为“所有成年人应该识字，并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并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公民的责任。”英国的《克里克报告》指出公民教育应该结合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内容，着力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品格，以让学生了解世界，尊重多元化，愿意承担促进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日本21世纪的教育目标为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新加坡的“教育为了生活”方案将公民教育目标阐述为通过了解中西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部分，从而认识社会和世界的关系，进而为学生能够更好的在多文化、多民族的社会中生活。

三、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英美日新四国在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上，既强调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教育，也强调公民自身的权责意识教育。

（一）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民主和法治

民主和法治是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各国在公民教育中尤其凸显了这二者的重要性。

英国学者明确指出，“学校的全部课程和学校的组织都会反映民主的价值”。但是，学校的组织在学生践行民主方面作用更大，因为组织将依据民主价值实际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美国政府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靠自身来运转的机器，它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们用意识来维护和完善它”。美国的民主思想是立足于其宪政传统，完善法治是健全民主的保障。二战后，日本文部省在《中等学校、青年学校公民教师用书》中提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让学生“要理解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含义”，在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设置上包含专门的法规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教育目标侧重于共同价值观的培养，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共同价值观培养的制度保障。新加坡的诸多法令不仅规范了公民的言行，更让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公民的法治意识较为强烈。

（二）公民权责意识

权利和责任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各国在教育过程中都强调公民权责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英国的公民权责教育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社会和道德责任、参与共同体活动及政治判断力”。美国的《公民与政府教育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理解作为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人身、政治和经济权利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权利没有绝对性，当公民权利和其他更重要的权利有所冲突时，个人权利会受到约束。与个人权利相伴的是公民义务的履行，包括遵守法律，关注社区和他人的需要等等。二战后日本公民教育的内容侧重于个人主义教育，强调公民个体的权利。1968年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公民在行使个人权利的同时，理解作为国家成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判断和行为。在公民教育内容上，通过专门的法规教育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新加坡则将儒家的传统伦理标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完善的法规制度将儒家八德构建为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价值观，通过强调公民与家庭、公民与社会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责关系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

四、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四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较为多样化，既包括显性的学校课程教育，也包括国家制度、宗教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多项内容的支撑。

（一）显性课程

英美日新在高校阶段的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四国高校主要通过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和选修课两种形式展开课堂公民教育。

英国高校主要通过结合各个专业的特色，将专业知识内容与公民道德教育相结合，设置与之相通的公民教育课程。比如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则对研究中国商务管理方向的研究生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这门课，帮助学生理解国际交往的相关内容。

美国高校在80年代末开设了《文明公民概论》、《法制课》等学科，注重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除专门的公民教育课之外，美国高校还设置了选修课，推行公民教育。如杜克大学的《伦理探究》，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大学研究》等课程，此类课程设置的目标为通过课程的讨论和思考，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同英国高校的公民教育课程相类似，日本高校也是将公民教育的任务隐藏在各个学科中。比如大阪大学所开设的《全球化人类学》便不仅涉及人类学的基本专业知识，也涉及全球化视野下世界公民意识的养成。新加坡的大学教育集中体现为“精英教育”，高校会选择安排与公民教育相关的选修课，除涉及共同价值观教育之外，更为强调大学生的国家责任意识教育。比如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的相关课程就包括《转型中的新加坡社会》《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等，主要介绍新加坡的社会起源、种族关系、思想意识形态、家庭等方面，让学生对国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承担起相应的公民责任。

（二）国家制度

英美日新四国都为民主制国家，公民道德素养是国家民主制度得以延续的保证。国家的民主制度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政治实践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完善了公民的政治认知，培养了公民的独立性格。公民在国家定期的选举中，通过竞选者的演讲以及自身所参与的投票过程，对公民道德素质进行了潜移默化的训练；在议员、政治评论员等各方对公共事件的公开辩论和讨论过程中，强化公民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度。公民道德在公民关注国家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得以熏陶，提升了公民素质。

（三）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四国具有的共同教育课程，英美日新在各自的宗教教育领域推进了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

英国政府在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中强调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将公民教育的任务隐蔽于宗教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在本土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公民价值观，进而对周围现状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形成完善的公民意识。美国宗教教育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教会学校在各类教育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具有一定的声望。其二，公立学校支持在学生中派遣宗教顾问，设礼拜堂、宗教中心或宗教俱乐部。在各项宗教活动中，公民的权责意识、民主、公正、法治、自由等价值观得以深化。日本信仰较为多元化，除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外，日本本民族的宗教为神道。宗教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较为重要，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舆论。比如神道教的作用主要为通过对天皇的崇拜，维护天皇的精神核心地位，帮助公民形成独特的对各方忠诚的价值观。新加坡公民的信仰也较为多元化，总体而言信仰佛教的人士较多。新加坡国内的佛教组织在宗教、文化和社会福利计划等方面开展了多项活动，对于公民国家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影响。

（四）社区服务

得益于国家立法的规定，英美日新四国有着高度发达的社区文化。大学生在参与社区活动过程中锻炼了思维能力，形成一定的判断力和价值观，逐渐具备且强化了公民的基本素质。

英国高校学生组织和社区服务相结合，高校学生到社区服务通常是以解决社区的问题为基础，学生在合作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深入的理解公民的责任感，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批判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美国的社区服务充分整合了国家和社会各界资源，包括国家社区服务学习组织，高校社区服务中心等。学生在与各类学习型组织合作的同时，既推动社区服务的发展，也为自身权责意识的形成提供途径。日本的公民馆是公民进行公开集会的主要场所。日本的公民馆具有多项职能，包括定期举行讲座、讨论会、实习会等活动，为公民提供各类学习资料和活动场所。公民馆也可以与其他社会教育设施一起作为青年教育机构。新加坡从青少年起就定期举行以忠诚、礼貌、孝顺和国民意识为主题的周会活动，并推行了关怀和分享计划、清洁环境计划。高校阶段也会举行定期的社会活动，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

以上经验表明，政府在各国公民教育实施过程中不是“守夜人”，而是政策的推动者。无论是公民教育目标的制定，还是公民教育具体执行过程，政府和高校充分整合了各类社会资源，运用多种途径，有效提高了本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实效性，这对我国高校公民教育的有效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来源：《武夷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教材管理制度是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实践中，中小学教材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开展教育教学、落实人才培养的基本工具，是学生习得知识、传承文化、陶冶情感的重要载体。分析香港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改善香港教育治理、促进教材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具有一定意义。优质的教育要有配套的教育制度设计，香港教材管理长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自成体系。在市场机制下，香港教育局对教材编写、审定、选用、供应等主要环节等有一套管理制度设计，有学者认为这种设计“徘徊于自由与控制之间”，本文认为“徘徊”是一种与香港教育状况相适应的直观体现，其目的是对宽松的教材管理制度予以规范和优化，构建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香港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体系。本文从教材制度构成的四个主要部分：教材编写、教材审定、教材选用、教材供应来阐述和分析香港的中小学教材制度的特征。

一、教材编写：允许自主选材，遵循课程指引

教材编写制度是指在教材编写方面的有关规定，包括对编写科目的规定，对编写机构和人员资历的要求，对编写标准的设定等。香港中小学教材属于市场经济的产物，多数由民间出版社编写和出版。教材编写人员根据已发布的课程指引、编纂指引等体系框架选取具体教学内容与案例。

（一）编写主体：人员构成多元，自主组织编写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并未组织统一编写教材，也未对教材编写主体予以限定，教材的编写主体主要由市场选择，人员构成多元化，内容选择上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根据市场规律，香港中小学教材编写的主体为出版社，但香港教育局负有指导责任。各教材出版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香港教育局发布的各科课程指引为标准，按照市场经济机制组织编写和出版教材。根据香港教育局公布的《适用书目表》《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内的出版社和开发机构的联络资料（截至2024年7月），香港目前有42家教材出版商。其中大部分是有针对性地出版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校类型的教材，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覆盖较多学科，如培生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等。教材的编写通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人员中有相关学科或教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学科专家、教师，也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兼职编写人员。香港教育局发布的课程指引关注的是教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并不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教材出版社有更大的空间来制定具体标准，自行安排编写次序和内容。

除出版社以外，其他社会机构也可根据需要编制教材，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下设的青年及德育组根据教育发展形势制作了从幼儿园到中学阶段的德育教材，供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使用，协助学生树立诚信、廉洁、公平等正面价值观。为确保教材切合学生和教师的需要，在编写时，青年及德育组还邀请校长和教师加入工作小组，为教材编写提供意见。该系列的教材的编写重视配合学科学习策略，包括设计多元化学习活动，强调多角度思考，鼓励专题探究学习模式，以提高学生的自学及分析能力。教材中还加入影音元素和插图作辅助，以增加趣味性和课堂互动，助力激发学生的反思能力、提升探究能力，培育正面价值观和操守。教师可以在价值观教育课、个人成长课、生命教育课等课堂中使用这些教材。

校本政策明确，校本教材的编写属于个别学校的职权范围。校本教材的编写主体是学校和相关学科的教师。教师和学校管理层有责任确保校本教材符合课程宗旨和目标，培养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教师在课堂采取适当的学与教策略，以客观、理性和持平的态度指导学生尊重不同意见。同时，学校管理人员（包括各科主任）要为如何选择校本补充教材订立准则，并制订评核机制，以评估和监察相关教材在学校的使用情况。

（二）编写依据：适应学生能力发展，区别不同教材形态

编写标准的构建是教材编写的核心，其中蕴含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与敬畏。其一，教材作为核心的教学媒介，承载着传递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的功能，教材编写首要遵循法律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关规定。香港法制化程度很高，各级各类学校都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进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的基本法律，其中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教育规例》第50条专门对教材的印刷字体提出要求，具体内容是“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的印刷字体，须以不易使学生的眼睛疲劳的类型及大小为准”。第91条中规定“所有学校均须设备足够的仪器、设备、教材及一般设施”。这些法律为教材编写确定最基本的原则和依据。

其二，除法律规定外，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时须参考教育局发布的各科课程指引、《课本编印设计基本原则》《课本编纂指引》《优质课本指引原则》等具体标准，确保教材内容与课程指引一脉相承。一方面，课程发展议会采用多阶段咨询的模式发展新课程，并在网站发布有关信息，邀请教材编辑出席课程咨询会；另一方面，教育局会专门为教材编辑举行课程简介会及答问会，公布课程的最新发展情况，为出版社编写教材提供依据。在课程指引定稿后，出版社一般有12~14个月时间编写教材。

其三，在具体内容编排上，以学生能力培养为导向。一是教材要体现科目课程的四大要素（目标、内容、学与教策略、评估），以协助学生的学习。二是教材要透过不同的学习活动培养共通能力，全面均衡地发展学生不同层次的认知技能。三是教材内容的组织要编排恰当，以辅助学生学习。四是教材内容质量要审慎留意。以初中中国语文（印刷版）科目为例，《课本编纂指引》中明确指出“务求课本能配合课程要求及中学教育的‘七个学习宗旨’”，并提出了具体的课程宗旨和学习目标、主导原则，分别从内容、课程组织、学习活动、学习材料、学习评估、语文、编印设计七个方面进行阐述，对出版社提出编写要求。总之，教材的编写需要涵盖课程的核心元素，具备适切的学习活动，既能满足不同学科的学习与教授，也可以帮助教师制定教学计划，以达到课程目标。

其四，在编排设计上要符合逻辑，前后一致、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照片、图画、图表等准确、切题、有效；采用较轻的纸张印刷，以减轻教材重量，方便携带；编排设计要方便循环再用，避免采用一次性使用的材料；采用通行字体；为避免学生眼睛过劳，同时令阅读更加舒适，低年级教材使用较大字号。在《课本编印设计基本原则》中，对用纸、制色、油墨等方面有详细的建议。

除此之外，香港教育局课本委员会也对电子教材的编纂做出特定要求。一是电子教材（包括多媒体、互动活动、学习工具和超文本等）要能促进学与教及评核活动的效能，并配合学生能力及教学法需要而设计。二是技术及功能要求要满足师生的正常需要，方便师生的阅读习惯，提供免费网上字典和辅助学习工具等。课程发展处制定的《电子教科书技术及功能要求》从兼容性、导览及操作、多媒体素材、互动活动、辅助学习工具、离线阅读六个指标方面规定电子教材须达到的要求。

二、教材审定：实行申请受理制，

建立教材目录制度

教材审定是教材政策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具体来说，“教材审定的任务是对教材意识形态的控制、教材社会性的引导、教材质量的评价和教材编写的把关。教材审定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工具性和教育性特点”。香港的教材审定实行“申请受理制”，无申请则无认可；建立了教材目录制度，具体体现为官方公布的《适用书目表》和《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但教育局并未对需要审定的科目予以界定，出版社仍然拥有送审自主权，概言之，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并非必须送审，即未送审、送审未通过也可在市场上出版销售，供学校选用。

（一）审定主体：官方审定，提升教材审定效能

教材属于公共文本，是在一个特定的课程和特定的国家背景下制定的，代表社会中被视为合法的知识，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不像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章享有表达自由。在香港的教材管理中，教育局是唯一的审定主体。

将教材送审并非一个必需环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出版社还是愿意将教材送至香港教育局审定，因为通过评审后的教材可以在封底或封面盖上“已列入《适用书目表》”的印章，对于教师和家长来说是一种质量的保证。

（二）审定程序：流程细致，遵循程序正规原则

香港教材审定的程序是指教材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实际运作过程，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教育局提交书面申请，填写《课本评审申请表》，申请书中必须说明教材的科目、面向的学校类型和年级。以印刷教材为例，根据《课本送审指引》，教材送审有严格的要求：须以整个学习阶段（即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中一至中三或中四至中六）的形式送审，每套教材须以分册或单元形式的打印版一式四份送审，且须完成排版和彩色打印；为加强教材评审的客观性和公平性，送审教材中的三套须为“双盲”版本，即教材中不可附有书名、出版社、编著者、顾问、鸣谢、相关出版机构的网址等资料，教材封面只可显示学习阶段或年级及科目，如小二数学、高中生物第一册；送审教材中一套须为“非双盲”版本，即可以展示教材售卖时的相关信息。

第二阶段是评审阶段。若出版社提交的教材内容完整且符合教材审定的标准，则可进入评审阶段，具体工作由教育局下设的课本评审小组承担。审定人员在审定过程中给出相应建议和评语，以确保教材质量的提升。

第三阶段是公布评审结果。评审小组的审定时间大概是教材送审后的3~4个月，其中印刷教材为3个月，电子教材为4个月。评审结果可能评为“过审”或是“未过审”。对于过审的教材，出版社须在指定期限内（一般为评审结果公布后5个工作日）向课本委员会秘书处递交《课本资料表》或《电子课本资料表》，提供教材的价格、页数、重量、离线版本下载大小、网址等详细信息。秘书处会将过审的教材上传到教育局网站上的《适用书目表》和《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中。未过审的教材也有机会再次申请审定，但如送审教材已两次未过审，则课本委员会不再进行第三次评审。未过审的教材如要出版销售，必须将“有待更正版本”（UNCORRECTEDPROOFCOPY）字样清楚地印在教材封面的右下角。

第四阶段是发行前复审。即使教材过审，出版社仍然需要根据评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修订必须更正的部分，直到所有修订均获得教育局的认可。以印刷教材为例，复审主要核查以下五点：出版社是否根据评审报告意见作出修订；是否未经课本委员会秘书处批准，作出评审报告以外的修订（包括后加插图或二维码）；是否清楚列出正式印刷版内所有按评审报告的“必须更正部分”及“有待改善部分”的跟进情况；是否以表格形式列出其他必须改动之处，并阐述相关理由及正式印刷版本的相应页码；是否与送审版本的规格相符。如果出版社未能提交正式印刷版本给教育局核查，或者有以上的几种未妥善处理的情况，教育局有权将教材从《适用书目表》中移除。此外，过审的电子教材同样要进行复检，修订必须更正的部分，以及一并提交跟进对照表等。

此外，教材评审中还建立了反馈机制。出版社如对教材评审报告内容有疑问，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课本委员会反映具体问题或提供修订建议，评审小组会根据情况采取书面回复、面谈、电话会议等形式进行回应。

（三）审定实施：分科进行，审定过程严格保密

教材的具体审定工作主要由各科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小组的内部组织运作方式反映了教材审定的微观运作模式。评审小组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香港教育局相关专科组的成员，另一部分是现任的学校校长、教师、大学学者及其他熟悉该学科的专业人士，组员的任期一般为两年。2019—2021年，共约1400名局外评审员被委派在32个评审小组内，轮流承担教材评审工作，每本送审的教材经由5位成员（局内和局外评审员）组成的评审小组评审，其中至少有2名教育局以外的评审员评审。以历史科和中国历史科为例，2013—2018年，历史科的评审员数目约为57~74人，中国历史科约为45~85人。

评审小组只评审出版社送审的教材，与之相关的作业、练习簿和校本教材，不在审核的范围之内。个别评审员先检视教材是否符合课程的宗旨和目标、课题的学习目标，以及学生学习、教学及评核的需要，其后评审小组根据《优质课本基本原则》从教材的内容、学与教策略和活动、组织编排、语文及编印设计、在学与教中运用电子功能、技术及功能要求等角度，评出送审教材的等级，以及决定是否可以加入《适用书目表》和《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中。评审报告的评语综合所有评审员的意见而成，出版社参考评审报告内容对教材进行修订内容。

此外，教材评审的工作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但课本评审小组的工作是自愿、义务性质的，而不是有偿的。为确保评审的公平和公正，评审程序和内容，以及出版社和评审人员均须保密，以避免利益冲突。教育局与出版社及各科评审小组成员就所有与教材评审有关的事宜均签有保密协议，如评审内容只作出版社内部参阅，不能公开，不能用作宣传或打击其他出版商等，确保评审员能在不受干扰、没有压力和成见的环境下，公平、公正、专业地进行评审工作。为了更加便于学校甄选优质教材，了解教材的基本情况，近期教育局对教材评审做出调整，将教材评审中核心项目的概括性评语予以公布，所有人均可通过《适用书目表》网页查询。

三、教材选用：尊重校际差异，制定具体标准

教材的选用是指为达到一定教育目标，教育部门与学校对教材进行判断和选择使用进行管理的规定，其本质是选用权利的分配，也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从课程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对教材掌控的争夺被喻为“智识的战场”，而教材选用则是继教材编审之后的社会多方力量博弈的第二阵地。教材是否被选用、被选用的数量多少、被哪些学校使用潜在影响着国家教育意志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也影响着出版社的发展和经济效益。在实际选用中，教育局制定了选书流程供学校参考，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适用书目表》中或书目表以外的教材，也可以采用自编的校本教材。

（一）选用主体：专业决策力量主导，体现学校的主体性

香港采用以学校为主体的选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校是选用主体，具有自主选择权。其最大特点是，教育局对学校并不直接干涉，只是给予指导。在教材选用的具体工作机制中，“专业决策”“行政决策”“广泛决策”代表着不同决策主体的意见。目前，教材选用主要依靠的是专业决策的力量，即由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基于专业认知做出选择，尤其是科目主任发挥关键作用；行政决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教育局制定的《适用书目表》可以作为优先选用对象，而学生、家长、社会认识等作为广泛决策主体的参与度较低。此外，香港中小学选用校本教材的数量日益增长。

（二）选用标准：寻求多方平衡，确保科学性

为帮助学校挑选教材，教育局制定《优质课本基本原则》《学校选用优质课本和学与教资源》《选书原则》等政策，提示学校建立清晰的校本准则，确保整个选用过程公开、公平。同时，教育局还通过不同渠道，如课程指引、通函、不同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甚至到访学校，多方面提醒学校及教师选用学与教资源的须知和准则，强调教师要小心选取教材，确保这些教材配合官方课程的宗旨和目标。落实在校内选书机制上，学校分科设立选书委员会制定不同学科的评审准则，委员会的主席由科目主任或学习领域主任担任。校本评审准则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教材首先应依照最新的课程文件编写，配合课程目标及预期学生可达到的水平，并包含课程的基本元素。二是内容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和能力，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思考，照顾学生的多样性。三是教材的物理属性和经济属性适洽。对于印刷版教材，使用的纸张必须轻而薄、耐用且不反光。对于电子教材，要考虑其技术规格要求、下载容量、使用者账户的有效年限，以及衡量学习的设备技术支持。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教材的价格及家长的经济负担。

（三）选用程序：学校自主制定，需注重公平公正

按课程发展议会的示例，学校选用教材的程序共包括五个步骤。第一，分科设立选书委员会，负责挑选各科教材。第二，初选教材。参考教育局《优质课本基本原则》，制定校本《选书原则》；参考《适用书目表》和《电子教科书适用书目表》，浏览同一科目、同一年级的所有教材；初步比较各教材相近章节、单元、书册。第三，终选教材。根据校本《选书原则》和教材标价，仔细比较和分析通过初选的教材。经过深入讨论和综合判断后共同作出最终选择。这一过程和结果也要记录下来。第四，家校沟通。通过不同渠道（如家长教师会），通知家长选书结果。

第五，学校管理委员会或校董会审批选书结果。

虽然文本中制定了学校教材选用的流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学校仍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学者对两所学校的选用程序进行研究，发现两所学校的选用程序差异较大。第一所学校清楚描述了选用教材的机制、程序、人选，紧跟教育局的指引，并邀请家长在8天内提供意见。另一所学校只是简述程序，表明期望家长明白选用教材的安排，并没有咨询家长意见。

另外，学校在选书过程中均要关注公平公正。《学校选用优质课本和学与教资源》明确指出，选书委员会成员应申报任何可能会影响或被视为会影响他们执行选书职务时的判断的利益冲突，如委员会成员曾参与所选教材的编写或审定等，均需要填写《利益冲突申报书》。学校确定选用结果后会将书单发布在学校网站上或者通过家长委员会的途径告知家长。

四、教材供应：采用购买制度，通过有限干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从教材的商品属性来看，香港教材供应模式采用的是购买制。学生及其家长出资购买教材，拥有教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即可自行支配教材的去向。但从教材的公共属性和教育属性来看，教材又不能看作是市场的纯粹产物，政府部门有必要介入和规范教材市场。

第一，稳定教材价格。教材出版是商业行为，出版社会依据营运需要、教材开发成本、市场情况等因素为教材定价，教育局不会过度干预出版社的商业决定，但会采取各项措施，以稳定教材的价格。一方面，教育局从2014—2015学年起全面实施“课本、教材、学材分拆政策”。“分拆政策”实施后，教材出版商须为课本、教材和学材分别定价，不可将课本连同教材、学材以捆绑方式销售，也不可向学校提供赠送，或让学校借用教材；出版商若提供“套装”予消费者选择，即是将教材和与其相连的学材，如暑期作业、补充练习、网上学习资源等一起发售，“套装”的价格不应与单独购买课本的价格相同。另一方面，对学校同样有所要求，除教材的样书和符合有关规范的教师用书，学校不应向出版商索取免费的教材和学习材料，不可接受教材出版商及零售商的任何捐赠或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免费赠送或借用的教材和学习材料。分拆政策的制定对教材的价格起到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长的经济压力。

第二，保护教材知识版权。知识产权署规定“在同一个月内，不得就任何一项课程复制一本教科书2%以上的页数；在同一个学年内，不得就任何一项课程合共复制一本教科书5%以上的页数，也不得就任何一门课程复制一本教科书超过一章；复制必须在有关教育机构的范围内进行”。为了可复印教材，大多数教育机构，包括公立学校、津贴学校、特殊学校、补助学校和按位津贴学校，都会与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签订特许协议。根据协议，有关学校的教师、职员或学生（在教师指示下）可以有限度地制作印刷作品的硬本复制品，作教学及学习用途。教育局也制定了相应政策，对相应时间内复印教材的数量予以限制，规定“若版权作品为教科书，学校不应在每学年就同一课程从多于三本教科书进行复制，及复印多于该教科书总页数的5%。若学校复印多于特许协议容许的数量或超出保障范围，学校须事先致函版权持有人作出申请，而版权持有人则有权对申请作出批核和收取适当费用。”即使是自行编订的校本教材，也需要厘清所有的版权事宜。

第三，规范教材销售市场。香港的中小学教材的购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校安排出版社到校园内销售教材，学生统一购买；另一种是根据学校公布的书单，学生家长自行向书局或出版社购买。首先，若学校同意出版社在学校售卖教材，必须事先得到教育局常任秘书长书面准许或法团校董会的批准，并且不能强迫学生购买任何物品或接受任何收费服务；绝对不可接受教材出版商或教材零售商的捐赠或任何形式的利益。在特殊并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学校才可以考虑接受教材出版商或零售商的捐赠。出版商或零售商倘若提供任何利益，必须运用于学生直接受益的用途上，如在售价上提供较大折扣。其次，在可行的情况下，学校还应以公开、公平的方式挑选2~3个书商或教材供应商，在校内设立摊档售卖教材，为家长或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同时向家长或学生清楚说明，他们可选择不通过学校所挑选的书商或教材供应商购买教材。最后，出版社在销售教材时要谨守“分拆政策”，不可向学校提供赠送或借用教材、学材，不应向教师提供任何利益或奢华款待。此外，对于校本教材的销售，教育局也有相应规定。2023—2024学年起，出版社为学校编制校本教材时，若内容选自《适用书目表》中的教材，再加以剪裁、调整课题次序，或加入学校自制素材，则必须遵照一定的要求，即封面、封底不能印有《适用书目表》的标志，也不能使用与《适用书目表》教材相同或相似的封面和封底；若使用与《适用书目表》上教材相同的书名，必须加上该学校名称并予以注明。

第四，鼓励教材循环使用。教材循环使用是指学生的教材可以由不同届的学生反复使用，教师用书也可以由不同的教师或同一教师反复使用。教材的循环使用制度兼具经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方面，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轻教育的经济支出，是资源的有效再利用和价值再生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和引导学生爱护教材，培育学生的责任心和厉行节约的生活态度，同时减少印刷也是对木材资源的节约和环保。

为增加教材重用的机会，教育局一方面严格审视教材改版，除“五年不改版”的规定外，也要求出版社在申请改版时，必须证明改版内容较旧版教材有相当幅度的改善。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家长及学校循环再用教材，如举办旧书捐赠、买卖二手书等活动，身体力行推动环保。例如，家教会与学校共同购买部分科目（如音乐、家政、设计与科技）的教材、故事书、字典等，供学生在课堂上借用。此举不仅可以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可以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同时，教育局还建议学校及时举办旧书买卖的活动，如在注册日或结业礼上安排售卖；提早向家长发出通告，详述活动的目的与安排，并列明活动的细则及双方的协议，让家长自由决定是否参与；以及为寄卖教材订立建议售价或价格上限，供家长和学生参考。

五、结语

香港中小学教材制度仍存在一些困境和挑战。教材编写方面，香港教育局缺乏对出版社及编写者资格的审定，编写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保障教科书的内容质素及价值取向。教材审定方面，《适用书目表》不具备强制准入的效力，未送审的教材仍可出版发行，游离于政府部门管辖之外的空间较大。教材选用方面，学校选书可超出教材目录范围，且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等作为“广泛决策”主体的参与度较低。教材供应方面，教育局对教材价格监管成效有限，教材价格长年居高不下，家长经济负担重。教材监察方面，教育局对已出版流通的教材缺乏主动的跟踪监测，对校本教材的监管更是几乎完全缺位，无法对有问题的教材及时预警和淘汰。在“小政府、大市场”的观念下，香港教育主管部门长期将教材看作一种服务于学与教的商品，对其价值观引导功能认识不足，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供应、监察均呈现出弱控制、自由度大的情况。

教材不仅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还是实现国家育人蓝图的重要媒介，其中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教育局针对教材管理漏洞做出一系列调整。2020年教育局修订供出版社参考的《课本编纂指引》，在初中中国历史、历史、地理及生活与社会中的编纂方针部分新增课本中的学习活动和课业应“避免包含太多涉及评论的问题”的建议。同年，教育局将原不送审的通识科教材纳入送审机制，并要求出版社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编教材送审。在《学校行政手册》中，教育局提醒学校须为校本教材建立审评准则和机制。由此可见，香港教育主管部门更为重视对教材的管理，致力于提升教材规管效力，希望贯彻爱国爱港的教育宗旨，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材制度，使中小学教材既具有香港特色又体现国家意志。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8期）

澳门回归祖国的根本标志是宪制基础在性质上的转变，即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由之前具有殖民色彩的宪制基础，转变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基础，形成了与回归前完全不同的宪制秩序。

加强宪法教育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202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宪法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并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本文拟总结澳门回归25年来加强宪法教育的背景和进展，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路径。

一、加强宪法教育的背景

宪法在整体上适用于澳门，并且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据，与基本法一起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由于“基本法终究不是宪法，不应也无法取代宪法的至尊地位”，因此宪法的位阶高于基本法。虽然宪法中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款原则上不在澳门特区适用，但有关国家的宪制结构和主权行使的许多规定同样对特别行政区产生法律效力，特区也有义务遵从和维护宪法。可见，加强宪法教育是实施好“一国两制”，尤其是落实“一国”的要求。

（一）培养宪法意识的必要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集中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宪法不会自动发挥作用，须付诸实施才有宪政。“真正的宪政活动在一个社会里出现，是以宪法意识的充分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因为宪法意识是“连接宪法规范与宪法活动的纽带”，没有千千万万公民的宪法意识，就不可能有宪政活动以及个体遵守和维护宪法的行为。而宪法意识的培养有赖于全民的宪法教育，它是实施宪法、依宪治国的基础，其中的青少年宪法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澳门，在经历葡澳政府四百余年的殖民后，特区政府须担负起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的职责，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所有青少年心中树立坚定的宪法意识和国家观念。

宪法意识虽只是法律意识的内容之一，却是其最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推动宪法实施和国家法治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说，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思维与情感，是人们自觉运用宪法进行思考、判断、处理各种问题的心理特征。”因此在心理构成上，宪法意识既包括公民对宪法的基本认识、经消化和提炼后形成的宪法观念，以及经系统化后的宪法理论，也包括对宪法的认同、信仰，以及维护宪法的意志与能力；而在内容上，则主要包括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了解、认识和评价，对国家机构的基本构造和基本职责的了解和认识。宪法意识的培养，必须兼顾以上所有心理层面，并覆盖全部内容领域。

（二）港澳重视宪法教育的过程

港澳对宪法教育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和加大实施力度的过程。回归之初，港澳并未充分认识宪法教育的重要性，主要强调的是基本法教育。这与港澳回归初期政府和学术界对特区宪制基础的认识有关。在港澳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分别构成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宪制基础，甚至将基本法视为特区的“小宪法”。这一认识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导致对基本法的理解和解释缺乏上位法的根本依据。

2007年，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的基础”的观点。依此观点，对于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分歧，须从宪法层面进行理解和解释，宪法与基本法共同对特区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政制发展，起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2014年6月，中央政府发布题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的白皮书，提出两项前所未有的官方论述，一是“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二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宪法与基本法存在效力上的位阶差异，基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共同构成”中两者并不是平行地、混合地发挥作用，宪法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命题明确了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阐释了宪法无可替代的根本性及独特作用。

自此之后，港澳特别行政区逐步加强了对宪法教育的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要求“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并要求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为港澳进一步加强宪法教育提出了要求及依据。

二、澳门宪法教育实践的进展

回归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制度保障、师资培训、课程与教材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积极加强宪法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将宪法教育纳入相关法规及规划

早在2004年，澳门特区政府就推出《非高等教育阶段“爱国爱澳”教育实施纲要》，在教育目标上明确要求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的“政治体制”。2006年底颁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第9/2006号法律）①,在教育总目标中又明确规定，非高等教育须致力培养学生“爱国爱澳”和“遵纪守法”的品格，以及“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小学阶段要让他们“爱澳门、爱国家”，初中生要关心“澳门和国家的发展”，高中须增进学生的“国家观念”。

澳门中小学各科的“基本学力要求”相当于内地课程标准，是政府重要的课程法规。宪法教育在相关科目的“基本学力要求”中也得到了一定体现，如《品德与公民》科在高中阶段的“法治生活”部分，要求学生“理解宪法的意义和作用，树立宪法意识”，初中阶段要求“认识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一国两制”的内涵，“了解澳门与内地相互依存的关系”，小学阶段也要求“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理解其基本含义，会唱国歌”①（见表1）。

特区政府也将宪法、基本法教育纳入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包括2008年的《非高等教育德育政策》，2011年的《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等。尤其是2021年推出的《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将“培养家国情怀”作为四个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要求持续推动学生认识宪法、基本法，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加强教材建设

1.完善《品德与公民》教材中的宪法教育内容

澳门特区政府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的《品德与公民》教材，小学试用版于2008年9月出版，2016年9月推出修订版，初中和高中的试用版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出版，并于2018年、2019年出版修订版。修订版教材在小学特别是初中加强了宪法教育方面的内容。

表1澳门《品德与公民》教材（修订版）与宪法教育有关的内容

2.推出《宪法教育》补充教材

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形势的新变化，还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于2021年推出全新的《宪法教育》补充教材，包括“小学篇”和“中学篇”两册，主要内容见表2。2023/2024学年，使用及参考使用该教材的学校达100%。

（三）以制度规范国旗国歌教育

国旗和国歌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宪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升/挂国旗方面，澳门特区政府经第26/2021号行政法规修订的第5/2019号行政法规第二条规定：“纳入本地学制正规教育的中小学学校、校本部设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以及具备条件展示或升挂国旗且纳入本地学制正规教育的幼儿教育学校，在学校实际进行教育活动的日子展示或升挂国旗”。这就有效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有关规定②。

经过多年的努力，澳门中、小、幼学校2018年已基本实现升/挂国旗、参加升旗仪式全覆盖（见表3）。教育发展基金于2017/2018学年的“学校发展计划”资助中设立装设国旗、区旗、校旗及旗杆的专项资助，鼓励及推动学校在校内升/悬挂国旗、区旗、校旗，以及在特区政府成立纪念日、校庆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旗，培养学生的爱国爱澳情怀。

表2澳门《宪法教育》补充教材的主要内容

同时，澳门高等院校至2018年也均已有升挂及展示国旗的安排，大部分高校还会于毕业典礼、国庆、澳门特区成立纪念日等重要日子举行升旗仪式。特区政府还组织澳门青年、大专学生和教职人员体验升旗仪式，以提升其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原高等教育局2018年4月14日就曾组织高校学生参观军事展览馆，并体验升旗仪式，约78人参加。澳门大学于2018年5月4日成立国旗队，队员由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组成。

1993年颁布的澳门基本法已将《国歌法》列入其附件三，1999年开始在澳门实施。澳门特区经第1/2019号法律修订的第5/1999号法律规定：“将国歌纳入本地学制正规教育的中小学教育，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目前，澳门《品德与公民》的基本学力要求已明确规定，小学阶段须让学生认识国旗、国徽，理解其基本含义，会唱国歌。另外，早在2000年，原“教育暨青年局”①已出版了题为《国旗、国徽、国歌、区旗、区徽》的教材供学校参考，该教材于2018年得以修订。

表3非高等教育范畴正规教育学校近年升、挂国旗情况

（四）将宪法教育纳入高校本科课程

高等教育是加强青年宪法、基本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高校将其纳入通识教育，尤其在学士学位课程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23/2024学年，澳门高校有超过88%的学士学位课程设有《宪法》和《基本法》相关教学内容，亦有接近80%设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未来会持续推动高等院校加强国情教育在学位课程内的教学安排。

（五）组织系列宪法教育活动

1.“我与《宪法》和《基本法》”演讲比赛

特区政府法务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基本法推广协会和市政署每年联合举办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我与《宪法》和《基本法》演讲比赛”，2019年至2023年已累计超过18,400人次参与。2024年演讲比赛以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基地为依托，参赛范围由中学生拓展至不同组别的青年学生，先由学校以“《宪法》及《基本法》与个人、家庭、学校及社会”为主题在校内进行写作活动，3,400余名中学生参加；演讲比赛分为中学组及高校组，共有27所学校的118名学生参加。

2.宪法与基本法校园推广计划比赛

学校是宪法教育的主渠道，为加强面向青年学生的宪法与基本法宣教工作，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相关部门近年举办“宪法与基本法校园推广计划比赛”，2023年10月至12月的比赛共有来自26间学校的36支参赛队伍逾170名学生及教师参赛①。

3.“普法新TEEN地”法律推廣活动

法务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警察总局等12个部门，每年联合举办“普法新TEEN地”法律推广活动，包括校园巡回讲座，邀请法律专家、学者联同部门代表到高校及中小学作讲座，内容包括《宪法》、《澳门基本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维护国家安全法》。

2023年的“普法新TEEN地”青少年法律推广月透过在线线下双轨并行的方式，据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的统计，共举办超过20项活动，部分活动的参加者扩至高校的在读本科生，共6.3万多人参加。

（六）举办相关教师培训

教师是影响宪法教育的重要因素，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多年来持续委托内地高等教育机构及本澳大专院校，开办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教师培训课程，持续深化本澳教学人员对国情及区情的认识，当中包括宪法、基本法、澳门的政制发展及“一国两制”的基本认知等相关的活动。2019/2020至2022/2023学校年度，培训活动达50项，提供逾3,600个名额，总时数逾14,600小时。教青局将持续与本地及内地高等院校合作，举办与宪法教育相关的教学人员培训课程，并将相关元素列入系统性的培训课程之中，以提升教学人员的教学技巧。

三、反思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澳门近年的青少年宪法教育是被环境推着往前走的。因而，首先表现出的问题有些凌乱。在推进策略上，以在短期内回应外部要求或环境改变为主，政治上的考虑多于实际效果。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充分顾及教育系统内部相关要素如课程标准、教材、师资等的上下游关系，教材先行，却没有充分研究教材编写的依据，及其与课程标准、师资以及教研的内在关联，缺乏系统规划。这对澳门宪法教育的落地带来直接影响，学生的宪法学习活动并不会因几册专题教材的出版而自动加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宪法教育如何有机地融入澳门已有的课程体系之中。澳门现行中小学课程体系主要形成于2014年，最重要的标志是《本地学制非高等教育课程框架》行政法规的颁布，而与宪法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则成型更早，该科的“基本学力要求”初稿完成于2006年，小学教材试用版2008年就已开始使用。但政策上明确要求加强宪法教育，却主要是在2014年以后。因此，宪法教育融入课程体系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原有的课程体系在整体上并未充分考虑宪法教育的重要性，重视程度和内容安排都不够。同时，宪法教育是一个主题，并不能增加一个科目，而是要融入既有的品德与公民、中学历史和小学常识等科目。而近年澳门主要是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之外做“加法”，尤其是编写和出版专题教材，没有对原有的相关教材和学力要求做到位的调整，甚至专题教材的内容编写也没有仔细研究与已有教材相关内容的关系。这导致作为“增量”的宪法教育（尤其是教材），与已有的课程和教材形成某种“排异”关系，教学系统的支持性不够，课时安排也缺乏规则供教师掌握。

总之，澳门宪法教育未来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重视而是落实，尤其是真正将其融入整个课程与教材系统，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宪法教育的支撑点。

（二）展望

1.发展系统机制

如前所述，宪法教育不能简单满足于做加法，而必须研究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位置。首先，要考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澳门近年推出的许多宪法教育活动主要属于社会教育范畴，还需进一步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其次，在学校教育系统内部，要合理安排主要科目（如品德与公民）和相关科目（如小学常识、中学历史）的位置，并综合考虑基本学力要求、教材、教师和评核系统的完整性，相互配合。有学者参考系统化的理论（尤其是机构功能论），提出宪法和基本法（简称“两法”）教育应遵循系统化思维进行，纵向上以“知识点”构建教学系统，横向上以“统考、问卷系统”构建评估系统和反馈系统，同时构建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术专业机构为核心的统筹系统以及有相应能力的教师系统；对于“两法”教育的成效，长期而言应“建构全澳包括中小学的线上评估系统。”教育部在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指导纲要》中，也指出需“系统设计，分科融入”，明确大中小各学段育人目标，“整体设计学习内容，统筹实施方式途径”，“全领域、全学段覆盖，结合学科特点有机融入”。澳门的宪法教育也应做如此考虑，透过系统机制予以落实。

2.修订基本学力要求

澳门中小学以私立学校为主，教育行政部门须尊重学校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享有的教学自主权，因此要普遍落实宪法教育，就必须强化相关制度建设，包括法规保障。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第9/2006号法律）颁布实施已经17年，应将修订该法律列入议程。其中，在教育总目标的表述上，除继续强调培养学生爱国爱澳、遵纪守法的品格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外，还应加入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要修订《品德与公民》的基本学力要求。宪法教育在中小学不可能独立设科，2014年颁布的《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第15/2014号行政法规）可继续沿用，但各教育阶段与宪法教育有关科目的“基本学力要求”则需尽快加以修订，其中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品德与公民”以及小学的“常识”是最为核心的科目，这是教材编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①。根据澳门大学“宪法基本法研究中心”的2021年的实证调查，全澳中小学的“两法”教学环节得到较好落实，主要“透过《品德与公民》开展教学”，83.3%的学校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在内容上，“两法授课时数占品德与公民科教学总时数的22.0%”，宪法和基本法的占比大约为1:2。可见，中小学品德与公民科的重要性。

首先，澳门现有基本学力要求的问题，是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将宪法教育作为品德与公民科基本学力要求的重要线索，未来有必要从课程目标的层面予以重视，补充相关要求。

其次，要兼顾宪法教育各个层次的要求。从心理结构上看，公民在宪法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宪法意识，除有宪法知识、宪法理念外，还包括宪法态度和宪法意志，在生活实践中体现为“有没有宪法知识”“如何认识宪法”“心中是否有宪法”以及“为践行宪法而奋斗”四个观察层面。只有认同宪法，才能“认真对待宪法”，为维护宪法和实践宪法而努力。以美国纽约州为例，7、8年级的宪法课程主要介绍制宪的过程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功能，11、12年级则更加注重让学生认识到宪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重要，增强学生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故澳门相关科目基本学力要求的修订，须同时考虑宪法意识这四个层面，不能仅仅停留于宪法认知。

再次，宪法教育在内容结构上通常包括宪法基本常识、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和职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学者比较了初中内地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和澳门《品德与公民》教材有关法治教育的内容及其编写依据（“课程标准”和“基本学力要求”），发现“宪法”“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正义”等内容贯穿两地教材，澳门的“多元化”理念是内地所不具备的，但内地法治教育目标的表述形式，和“课标”规定的法治教育的“内容与要求”在数量和层次上更优，澳门应“完善法治教育内容体系”，增加相关内容。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并建议参考内地的课程标准（见表4），恰当处理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段相关学力要求的关系，循序渐进。

表4内地宪法教育要求

3.构建专门的教师培训

宪法教育的落实，学校教育人员的培训是关键条件。尤其澳门的品德与公民科教师大多非科班出身，学校中高层主管人员也对相关内容缺乏认识。澳门大学“宪法基本法研究中心”在2021年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多数教师非专业、缺培训、缺支援”，99.9%的教师没有法学专业背景，89.5%表示未接受过任何宪法、基本法培训。特区政府近年虽安排了一些培训，但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仍是完善宪法教育的当务之急。

宪法教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特区政府有必要为学校领导、品德与公民科教师及其他教师，分别构建宪法教育专题培训课程，并将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必修内容，要求所有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修读完毕。学校领导的培训除校长外，还应包括学校行政、教学、学生训导、教师培训和家校合作等方面的主管，内容亦应各有侧重。品德与公民科教师的培训则以宪法教育目标、课程标准、教材相关内容、教学与评核为重点。其他各科教师主要透过培训懂得本科目配合宪法教育的要求和与其他科目的协调。

4.必须结合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践

特区的宪法实践是培养和增强公民宪法意识的最有力手段，宪法教育要与其结合。一方面，要大胆引入特区宪法实践的鲜活实例及生活经验。由于“一国两制”，两地居民“被划定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特区居民“未能实际享有宪制层面的基本权利，甚至也无须承担很多公民应尽的义务”。例如，在政治参与权方面，澳门特区的公民未能在内地各级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在社会权利方面，就业权、就学权（尤其报读公立中小学），医疗和退休等社会保障权，特区公民也与内地居民均有所不同。这些情况与青少年的人生规划息息相关，不应回避，但目前的宪法教育在教学标准和教材内容层面都基本未能引入。另一方面，可通过课内外的研讨，深化学生对宪法实践问题的认识。例如，不少港澳青年都希望能报名参军，这既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包括港澳青年在内公民的宪法责任和应尽义务，但现在还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允许港澳公民参军。宪法保护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权，内地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澳门更是实施15年免费教育，在澳门合法逗留的内地学生是否应享受免费教育，应引起政府重视，并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来源：《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指一定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质量和规格的总的设想。”世界各国依据本国文化、历史等国情制定符合本国政治制度和政治需求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机制，培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权认同，凝聚力量，形成符合本国利益需求的价值观念，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历来受到各国重视，均将其渗透于教育全过程、全环节。本文尝试分析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如何在高校范围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渗透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点、实现形式，分析各国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共性和差异，汲取优秀经验，以求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

一、欧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点

美国是个融合多种族、多信仰的移民国家，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形态复杂多元。基于此，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其强调对国家的政治身份认同。著名学者兰格维尔德(Langeveld)曾说过“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最悠久政治教育传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高校教育体系中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存在，但“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一些用词在学校教育中十分活跃，思想政治教育已融入其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不断以隐性教育的形式存在，主要包括强调做自由、平等、民主的“合格美国公民”的公民教育，将道德教化和素质训练通过秩序化的实践锻炼予以强化。通过法律、仪式强化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教育，美国的小学生一入学，老师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每天都会升一次国旗和州旗，所有学生左手捂住心脏，目视升旗，并且必须学会背诵“国旗誓词”。通过学习宪法、模拟竞选强化政治教育，不仅鼓励公民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强化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断向学生灌输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民主的国家，强化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思想教育充满政治色彩。

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端于其悠久的宗教历史，经历了从宗教化、宗教及世俗思想教育相结合到世俗化改革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学校教育被教会把持，学生通过设置的宗教课程强行以宗教教义为个体道德行为准则，后经历系列改革后，设置德育课程成为英国思政教育落地的最终手段。英国的德育课程将宗教知识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相结合，包括道德价值、个体公民意识、社会制度结构、家庭关系等等，进而培养和巩固学生的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和个体独立人格发展，在具有一定导向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又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将统治阶级的需求潜移默化地内化为社会公民的自身需求，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

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源于其政治社会化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对抗政府运动引起了德国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新定位。在小学到中学阶段，德国政府设置专门的历史和政治课，通过历史课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尤其是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认识和反思，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通过政治课提升学生的政治认知和观念，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更深层次地促进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解和认同。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在中学期间已初步形成，在大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则以一种更高级的“隐形教育”形式展现出来。政治教育作为教学原则被贯彻到各类课程中，通过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通识课程的传递，各专业、各学科的渗透，将德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传授给学生，以塑造健全的政治人格；德国高校注重公民教育，强调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公民要具有正确的国家意识、一定的职业技能以及国家所需的道德品质，最终适应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德国高校注重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劳动不断激发爱国情感、以更好地培养踏实肯干、实事求是精神。

二、亚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点

儒家文化作为古代中国的主导文化，至今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文化、生活、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东方文明特征。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重家庭伦理、重群体凝聚力、重务实等精神在各个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影响力深远的亚洲儒家文化圈，一种近似而又无束缚的文化共同体。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亚洲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良部分，最终构成符合本国国情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民族精神中的“忠孝”“仁义”思想就是从其发展而来的。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学生在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上的培养，通过德育教化将本民族的大和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倾向等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传授给学生，不断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排斥其他民族，从而激发本国国民一心为国、促发展的国民意识。基于此，日本的道德教育课程涵盖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集团主义、民主主义、宗教教育等几个方面。

韩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高校在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充分借鉴东西方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强调民族精神教育、个性化的英才教育以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教育，培养具有资本主义法治观念、高度民族责任感以及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

新加坡和美国一样都是移民国家，具有多民族、多信仰、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但相对于美国而言，新加坡国土面积十分狭小，更是被称为“城市之国”。在这种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新加坡非常重视对国民共同的“新加坡人”观念的培养，坚持在国庆等重大节日持续宣传教育活动，强调国家意识，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促使国民产生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1981年，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一经宣扬就受到广大国民的支持；高校积极引导学生树立东方价值观念，弘扬儒家文化。新加坡是第一个开设“儒家文化”课程的国家，通过儒家思想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尊师重教风尚；“法制化”为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最鲜明的特点，新加坡通过严明的立法、严格的执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建立教育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推行本国的核心观念，坚持德法同行、刚柔相济。

亚洲国家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时，十分重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发展，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实用型人才，并最终形成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三、各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实现路径

从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特点来看，国家始终把握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方向，高校始终发挥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通过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建设的显性教育、推进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和构建三位一体教育格局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各个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在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到显隐结合，全方位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培养。

（一）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主导，显性传递国家意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两类课程，第一类是纯德育的思政类课程，虽然该类课程的名称、内容、教学目标各有不同，但都通过直接授课的形式向学生进行政治、历史、道德观念的传授。第二类是课程思政，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通过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传递；一种是通过专业课程进行思想渗透，这就要求高校和教师关注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内容上的交融性，积极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因素，使得各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促使学生发展为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才。

各国的高校教育中虽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其课程体系中早已包含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性课程。从美国来看，高校培养方案中并没有思想政治课程的称谓、也未曾设立考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考核。而是通过西方文明史、西方思想史、美国与世界、美国宪法等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法律基础、职业道德等德育课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把追求自由平等、追求幸福权利的价值观渗透在众多的学习科目中。1947年，日本创建大学基准协会，并将“教养教育”即思政课程纳入到全学科的教育教学当中，为大一大二的同学设置专门课程并明确相关学分制，只有修够一定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新加坡高度重视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法律观念、历史文化知识、国际交流观念的直接传授与培养。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开设了现代政治思想、新加坡法律制度、新加坡建国史、儒家思想专题等课程，结合现实社会的各类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以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判断能力、国家意识以及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清醒认识与了解本国的发展现状、当今国际形式，增强危机意识，树立“一个新加坡”的观念。以促使大学生在未来更好地迈入社会，适应国家需要。

课程思政是各高校更普遍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影响着受教育者。以美国来看，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局限于公共课程，还渗透到心理、历史、经济、艺术、地理等课程当中，老师通过课程传授，将有关美国政治体系和国家价值观念的内容传授给学生，潜移默化中影响其思想，达到政治认同，最终实现思想统一。高校还积极发挥资源优势，邀请各界领军人物进行公开课的讲授，从美国的历史、公民与法、正义论、美国内战、欧洲文明史等进行普及，这些课程中充分蕴含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大众和学生的接受程度也很高。

由于国情等复杂因素影响，英国只有部分高校设置德育课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学科渗透为手段，在历史、政治、文学、心理、教育、哲学等课程的建设中融入道德教育，将宗教教育与国家所需的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目前宗教教育是许多英国高校课程中的必修课。

德国高校同样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德育课程，主要通过学科和专业渗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认为是综合素养的培养。学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配合才能最终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有用的国家公民”。“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德国高校要求学生无论修习哪一门课程，老师都要从历史、社会、伦理等多角度引导学生，使得学生关注到该领域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所要具备的道德品质、职业素养等多层面的内容。把思想政治贯彻到教育过程的始终，融于专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不断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职业道德。韩国以德育教育为主，开设有必修课程国民伦理以及其他类的选修课程，例如汉阳大学的朝鲜政治课、国际政治课程，培养学生的基本礼仪、忠孝观念、民主、爱国意识等。日本、新加坡两国也主要通过人文学科和专业课的渗透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现实、培养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向学生传递国家意志。

（二）以日常实践教育隐性促进思政教育成果的转化吸收

各国十分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以实践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促使学生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社会人才。

1.校园活动

各高校校园活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校园活动形式多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通过参加社团活动、读书会、文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等，学生可以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哲学等多领域的学习，在不知不觉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一些学生活动还会与社会服务有所挂钩，为学生指明就业方向、以便将来更好融入社会。美国高校也有着十分丰富的社团活动，社团是学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参与社团参与到学校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其中，选择心意的社团，发表观点、表达诉求，实现个人价值。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会通过社团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内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2.宗教教育的推动

很多国家将宗教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通过宗教教育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发展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宗教在美国民众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的一些观念甚至构成了美国文明和政治的核心价值。一些学校也会开设宗教课程，或为宗教活动提供场所、技术支持，并允许学生前往教会接受宗教教育；英国也将宗教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在英国三分之一的学校都是由教会所开办的，宗教教育必然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行为。许多高校也将宗教教育列为必修课程要求学生必须修够一定学分；德国与英美两国相类似，在高校设立宗教课以培养学生的宗教信仰，对于非本信仰的同学也不会强制上宗教课而起到反向作用，用道德伦理教育课程代替，以发挥思想教化作用；神道教是日本最大的宗教，因其影响，形成了对天皇盲目忠诚的思想教育基础，为日本国家主义、集团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国高校的宗教课程吸纳东西方宗教的优良传统，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培养具有高度民族责任感的韩国公民。新加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儒家伦理文化，提倡尊师重教。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相结合，成为第一个将儒家思想设为一门课程来教学的国家。

3.发挥公共场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效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公共场馆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积极发掘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馆、艺术馆、纪念馆、科技馆等资源，修葺保护古建筑遗迹，并尽可能地免费向公众长期开放。各高校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名人故居、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地进行参观，让大家亲身感受历史、人文、艺术、科技知识，了解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等，在浏览参观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感受思想政治的熏陶。

4.网络媒介技术应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形式与内容也在不断扩展。大众传媒不仅发挥着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也是强化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传递的重要途径。各国政府积极通过电视、广播、杂志、论坛、讲座等多种信息传递平台传输时政信息，用正确的思想理论、行动纲领、价值观念影响群众，凝聚社会力量，激励、动员群众投身于国家建设。以德国为例，大众传媒产业高度发达，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利用互联网资源，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国际互联网上开设专栏邀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解读政治、社会、经济、心理问题，将晦涩难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适用于各人群理解的网络课程，了解本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5.劳动教育

战后德日两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其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至今劳动教育也是其教育的重要的内容之一。日本的《学校教育法》更是提出“劳动体验学习”的概念，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的观念。在德国，伦理课还要求学生必须在假期进行社会服务，到医院、养老院或者福利院完成相应服务时间要求。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动手能力，担当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

6.兵役制度

“和平发展”虽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小规模冲突的现象依然存在。韩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的半岛国家，地理位置敏感、国土面积狭小、且国民人数有限，无法保证拥有足够的专职军队来完成国家防御。韩国法律规定，20岁至28岁的男性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大多数男性公民都会选择在大学二年级时休学当兵，完成兵役任务后，再回到校园继续学业。这种强制性的兵役政策一方面能促使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大；一方面也能促使公民在服兵役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社会责任感等，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最好完成形式。

综合研究可以发现，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本国国情，具有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且以隐形教育为主的特点。隐性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更便于学生接受，教学成果更为显著。

（三）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格局

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积极构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学校主导，家庭、社会相互配合教育合力，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并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促进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学生的第一课堂。在家庭教育中，学生形成了基本的伦理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的基本认识雏形。中西方家庭在教育观念上略显不同，西方家庭多强调个人主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亚洲国家受传统亚洲儒家文化圈影响，帮助孩子形成尊老爱幼、热爱集体的观念。以韩国家庭为例，在孩子幼儿时期，父母就会培养其思想道德规范和基本行为规范。要求孩子从小要进行基本的礼仪学习，晚辈与长辈说话必须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先吃，早晨起床、饭前饭后、睡前、外出都要向长辈问安等等，形成良好的家风家训，怀着感恩国家的心态进入社会。

在学校层面，各国高校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以教育课程为主导，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显隐结合，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价值观和道德修养。

在社会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相关部门通过颁布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不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通过广播、电视、杂志等大众媒介积极传输时事政治和正能量的社会信息，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通过文化建筑、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的建设起到爱国教育的熏陶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推进需要依靠学校、家庭、社会的通力合作，只有三者的紧密配合，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综合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四、对我国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全社会合力的思政育人工作格局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有小家才有大家。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将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不论时代、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在学校层面，积极推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紧密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的相互推进。在社会层面，积极构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榜样力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

（二）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作用

我国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大纲、内容、学分设置都是一样的，这种方式适用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利于统一管理。但也容易导致课堂上纯理论化的内容偏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最终导致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有很大差距，学习成效不足。基于此，老师们要逐渐调整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以顾问身份出现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民主对话、平等交流。不断扩充课程内容，与社会时政相结合，积极发掘当地的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既活跃教学氛围又提升教学质量。潜移默化中达到教书育人的功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学生，要构建贴近学生生活、靠近社会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纯理论的堆砌，只是空中楼阁，与学生分离。要发掘出时代的“平民”英雄，让学生从其身上汲取丰富的精神财富，发挥思想的价值引导作用，帮助大学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高校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的功能，释放天性，促使学生创造性与个性化发展。结合各地的教育资源优势，积极开发红色基地、名人故居、历史遗址资源，让学生能够实地踏勘，近距离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理解内化，通过个人的切身体会和领悟，以更好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督促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磨砺意志的同时，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造福于社会，达到了知行的有机统一。

各高校的长久发展需要培养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理论功底扎实，备受学生喜爱的优秀师资力量。在对教师的考核中，要设立完备的考评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课程的高效实施。设立年度最受大学生喜爱的专业课老师、公共课老师，以及“十佳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形成良好的榜样作用，增强认同感、荣誉感、归属感，起到良好示范。

（三）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推进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未来，历史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培养热爱民族、维护国家的社会公民，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用唯物历史观认识历史、理解历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为自己所用，辩证看待、分析、解决问题。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做到“仁、义、礼、智、信”，这也是中国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因素。

除此之外，要将东西方文化有机进行结合。面向国际，对外开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汲取其中适合我国发展的元素，转为我用，促本国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最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世界观，具备良好的国际竞争优势。

（四）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成为新的舆论主阵地。借助互联网平台信息传递的高效率性、实时便捷性，积极宣扬社会中的正能量现象，促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流通，形成优良的思想政治风气。高校要积极跟随时代发展步伐，运用线上工具积极发挥思政课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建立云课堂平台，把课堂从传统的教室教育中解放出来，邀请各领域的名人大家开展网络公开课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打破地域的界限，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广泛分享；建立健全思想政治课的网络教育教学资源库，满足学生发展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线上平台传播校园正能量，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

（来源：《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指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既要注重继承我国课程建设的成功经验，也要充分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教材使用作为课堂教学改革的落地环节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构成，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深化不仅需要聚焦于当下我国教材使用的本土实际，还应以放眼全球的国际化视野洞察与考释他国研究情况，在自我确证与他者经验的交流互动中不断推进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深化。

国外专门针对“教材使用”的研究可以追溯至美国教育界对20世纪60年代“学科结构运动改革”的反思。其时，受美国政府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所倡导的培养高素质科学领军人才的影响，以布鲁纳为首的30余名各学科专业领域及相关科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精心编制了体现新课改理念的中小学教材，期望以此改变美国学校的课堂教学。然而，由于对教师在课堂实践中使用教材的核心作用关注不足，也没有预见到教师曲解、颠覆甚至忽视陌生课程的力量，使得新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使用效果差强人意，引发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研究者对教师教材使用及其影响的考察探究。

“教材使用”作为一个热门研究论题引发人们的关注，缘起于1994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发起并由41个国家与中国香港地区参与的“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运动。受这一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科学数学教育改革浪潮推崇“建构教材使用测评框架”的影响，以Goodlad和Schmidt等人“将书面教学材料（written instructional materials）作为分析起点研制的课程互动框架”为基础，Otte、Remillard、Brown、Stein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专门针对教师的教材使用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其后，以他们为引领的一大批研究者拓展与推进了教材使用的研究论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新时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系统回顾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主要论题与热点动向，批判性检视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经验特征及局限，一方面有助于为国内研究者把握教材使用研究的世界演进趋势提供知识图谱，另一方面也可为新时期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反思与借鉴。

一、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论题回溯

“教材使用”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界持续讨论的焦点话题。梳理可知，学者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厘清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等学理研究，探讨教材使用“是什么”的应然逻辑；二是关注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及模式建构研究，论证教师“为什么”使用教材及“如何使用”的理想状态；三是各国研究者对本国教师使用教材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考察教师教材使用的实然状态，并分析“如何更好地使用”教材。

（一）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旨归探讨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及应然逻辑

20世纪末，国外学者多以广泛意义上的课程资源（Curriculum Resources）、教学材料（Instructional Materi-al）、教学资源（Instructional Resources）以及教科书使用（Textbook Usage）等相近的关键词考察课堂教学实践中的教材使用议题，从社会文化建构、符号互动等理论出发厘定其概念内涵与价值指向。其中，一些学者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教材等课程资源虽具有相对客观的物质维度，但其作为“人工制品”的产物更加具有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是由更宏观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制度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经由教师在教学中的使用实现学生对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与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者对“教材即课堂章程的准确表述”等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转向对课堂教学场域中学生知识建构的复杂性的关注，强调只有通过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解释、启发和建构，教材才具有生命力。人们多将教材使用看作是一种具有响应性、建构性和即兴创作性等多重特质的活动。

一些研究者从互动论的视野强调，教材使用本质上是教师、教材与学生三者间互动生成的关系，教材使用既是预期活动的“静态表示”，也是在与学生互动中“传递和生产”知识的媒介。他们是从“客观给定的信息结构”与“理解感知的主观方案”的动态层面理解和指导课堂教学实践的，教材使用之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总体而言，国外研究者从社会文化建构、符号互动等不同的理论视域探讨教师教材使用的内涵限度，但均强调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核心要旨，主张教材使用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定的教学情境对教材等课程资源进行加工、重组与创造性运用的教学准备与课堂互动过程。

除从社会文化建构与符号互动理论等着重基于“使用的过程机制”的角度探讨教材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外，另有研究者从“教材的本源释义”出发对教师使用教材的概念进行了个性化解读，区分了“课程材料”与“课程资源”，“教学材料”（IM，指被带进教室用于教学的实际材料）和“参考材料”（RM，指教师在备课时参考的各种资源）以及“课程材料（如特定教科书或教学计划）”“相关教育部门推荐与提供的材料”“教师调整编辑的材料”以及“教师自己创造的材料”等相近的概念，主张以一种更加广泛的视角把握教材作为一种“资源（resource）”的主体性意义，强调教材是教师为课堂教学所准备的、旨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一切材料。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者无论是侧重“使用的过程机制”还是“教材的本源释义”来审视和探讨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实际上都是在不断承认与肯定发挥教师加工重组教学材料的能动性与主动性之重要价值的过程，也是不断指向课堂教学尤其是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聚焦过程。

（二）以教材的教学使用效能提升为核心论证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及模式建构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外众多探究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成果中，研究者大多从教材编写开发的“内隐”属性特质以及教师等多重主体与教材的“外显”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教材的教学使用效能提升为核心，形成了对课堂教学实践中教材使用取向的基本认识，并建构了相应的教材使用模式，论证了教师“如何使用教材”的理想状态。

从教材编写的“内隐”属性特质探讨教材使用教学取向与模式的研究者多认为，教材提供给学习者的是一种标准划一的预设化支持，教师在扩展和补充教材方面提供的教学支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强调教师是使教材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并提高其现有知识水平的关键主体。相关研究指出，人们往往认为预先确定的教学目标可以引领方向，相应地将教材的设计和开发视作可完全遵照执行的行动指南，然而“教师使用教材的实践过程中却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问题”。因此，Martin等人指出，教材所提供的支持“并不是针对每个学生所从事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定制的”，为补充静态统一化教材的不足，他们从教师为学生提供支持的角度建构了“持续诊断学生的理解水平、响应性理答支持、将独立性移交给学生”的支架模式。Sherin和Drake则分析了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处理教学材料的方法、顺序及其相互关系，从教师对教材理解加工的角度构建了“阅读、评估和适应”的过程模式。此外，一些研究者针对教师等多重主体与教材的“外显”互动关系，探究了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与模式建构，强调应避免“大师级开发人员”对教材使用的期望与“课堂教师”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决定之间存在落差和冲突，警惕教师在多方压力下逐渐将教材的使用仅仅看作是“一门程序化实施规定的技术”。这类研究者主张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缺乏灵活性甚至将教学看作从教材中忠实传递事实等行为，给学生留下了对教材乃至学科知识的死板印象，消磨了学生探究知识意义的热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国学者Remillard对教师教材使用的模式问题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持续关注，其研究团队在古德莱德的课程层次理论基础上，经过多轮实践考察，进一步将教材使用视域下的课程类型概括为“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指出教师在课堂实践中的教材使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多方面主体高度互动的反应性活动而非简单的转码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了“参与模式”（modesofengage-ment）来分析与揭示教师对教材文本注入的意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教学信念和认识论立场。可以看出，Remillard的研究本质上秉持着调适创生的教材使用取向，以参与模式统整“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之间的冲突和落差，强调教师的教材使用是与其日常教学实践交织在一起并通过教学来调节教材对不同学生的影响。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者基于忠实、创生与调适等不同教学取向形成了较具差异的教材使用模式的观点。但总体上看，国外研究者多持“调适创生”取向探讨了教师教材使用的原则策略并构建了支架模式、过程模式与参与模式等，强调教师是弥合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制理念与自下而上的教材教学实践间冲突和落差的关键主体，而承认与释放教师利用个人知识经验在课堂中灵活地赋予教材实践意义的教学效能，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各理论取向与模式建构的基本出发点。

（三）以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改进为基点分析各国教材使用的实然状态与推进理路

除对教材使用的概念内涵与模式建构等进行理论澄明外，各国研究者还从不同的切入口对教师使用教材的实际水平与观念主张进行了大量实证调查，运用不同范式的教材使用研究方法，并设计了相应的调查工具考察本国教师使用教材的实然状态，探讨与分析了教师教材使用的改进策略及其推进理路。

在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发现，美国、捷克、荷兰、瑞典、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研究者采用访谈叙事、案例追踪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本国不同学科教师的教材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梳理发现，欧美等国家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如美国、瑞典等国的研究者认为，标准化的教材无法充分考虑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也无法体现教师作为教育者的创造力、活力和教学专业知识。他们多以文化响应性和可持续性教学为依托考察教师的教材使用情况，指出那些创造性使用教材的教师通常比严格遵守教材体例的教师对课程教学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此外，这些国家的研究者认为，强大的国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教师的创造力，强调教师只有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才最有能力决定什么教学内容最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对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也最有发言权，主张教师对课程教材文本的创造性使用程度反映着未来人才的创新素质与能力。

另外，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与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教育研究者也对本国教师的教材使用状况进行了较多的考察论证。巴基斯坦研究者调查发现，本国的教师更倾向“基于教材”进行教学，即在教学实践中定期使用教材但鲜少对教材进行概念化解读与主题规划；而新加坡的研究者则认为，本国的教师不仅仅基于教材教学，而且还有意识地调整教材使其符合教学目的。与欧美国家鲜少采用标准统一化教材不同，日本研究者对近年来该国所采用“kyouzaikenkyuu”（国家规划与实施的教材）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指出，“日本教师往往超越教材和课程指南设计创新学习任务，这种做法是日本本土文化背景所特有的，但常被国际研究人员所忽视”，希冀为教师通过教材使用推动教学创新提供日本经验。可以看出，亚洲国家的研究者强调教师使用同一本教材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课堂实践，更重要的是秉持了一种将既定教材视为“可能实施”的课程观改进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但相较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教师作为教材的管理者、修改者或创造者等使用角色的认知，亚洲国家的研究者更加重视考察教师对教材编制理念传递实施的达成程度，并基于对教学改革、课程标准等国家意志的贯彻，探讨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改进论题。

二、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新近热点

前述可见，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研究者对于教材使用的考察论证，主要聚焦于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使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恰切使用了教材的分析探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10年代后，随着数字化教育发展渐趋成熟、一体化教育的大力推进以及教材使用研究对象的视域拓展，人们对于教材使用的研究从探讨合格的基准转向追求优质的发展，以教材使用作为重要切入点思考顺应社会新时期教育挑战与需求的实践理路。具体来说，聚焦数字教材的教学使用及其作用机理、职前教师教育阶段教材使用素养的课程培养机制、校长等学校管理者的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等话题，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新近热点。

（一）从着重观照纸质教材使用转向探寻数字化教材对教学培优提质的支持理路

从数字教学资源与学习平台为教师理解使用教材所提供的教学支持来看，数字化教材的教学使用是近年来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随着全球范围内使用数字教学资源的趋势迅速扩张，数字教材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促进课堂教学工作的转变，与之相应，研究者对教材使用论题的关注也由纸质教材使用转向对数字化教材使用的集中探讨。值得关注的是，在探究数字教学资源如何加强优质教学资源的互动共享、开辟新的学习空间、为教师提供更多交流学习与专业发展机会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如何通过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改变课堂互动的性质、引发并有效推动教学改革实质性转变以及如何将电子教科书转换为学习中介工具以更好地嵌入师生交互式教学活动系统等问题展开了论证。

国外研究者特别是对于通过数字教学资源引领教师对教材的教学使用变革展开了更加热烈的探讨。研究者认为，数字化在线学习平台为师生获取开放教育资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数字资源的空间性、准确性、一致性、导航性、可读性、美观性和可视性等特质有效促进了教师、学生和学科知识之间的互动，引发了数字教学资源使用常态化的新变革。与此同时，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地整合数字资源（DIR）来支持教学，教育工作者比以往更加高效地运用数字教学材料补充课程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教师有关电子教科书、数字教学材料开发使用的关注度急速提升，同时指明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数字教学材料对于促进教师理解教材与改善教学等补充性作用的影响机理。

（二）从聚焦教材使用的职后培训转向贯通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

近年来，由偏重教材使用的职后培训指导转向探讨贯穿教材使用素养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培养，强调从职前教师教育阶段加大准教师教材素养的培养力度，是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另一大热点研究动向。其中，土耳其在政策层面对职前教师培养阶段提供教材教育课程作出了规定，在相关师范院校设置了教材教育的选修课程或将其作为方法论课程的重要专题予以呈现。研究者在对此进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主张进一步为准教师在职前教育阶段提供教材基本理论知识的入门课程与教材使用开发的专业课程两门必修教材课程，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国际研究者的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TekirS.与AkarH.（2019）依据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HEC）的政策指南和土耳其国家教育部（MNE）的课程标准文件，并在访谈资料编码的基础上开发形成了教师教材使用的“知识”“选择”“运用”“评估”“适应”与“设计”六个水平维度，旨在培养准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材使用能力的职前培养体系，将教师视为知识生产或问题解决的反思型教学实践者，设置能够帮助职前教师深入地学习领会教材与教学、学习之间关系的必修课程，进一步通过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为准教师理解、使用、改编、评估和设计教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巧。Machalow、Lindsay与Remillard（2022）等研究者将职前教师（PSTs）对教材使用的教学取向分为“关系型理解”与“工具型理解”两类，前者“面向创造性问题解决和概念理解”，后者则指向“无意义地执行死记硬背的程序”。他们强调，尽管工具性理解可以使其在短期内快速地掌握教材内容，但关系性理解往往为准教师灵活地理解教材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等能力的增长提供更多的支持，因此，研究者倡导培养职前教师“关系性理解”的教材素养，帮助准教师在变革传统忠实教材使用取向、增进关于教材的教育教学知识方面提供相应的课程支持。

遗憾的是，检索发现，国际研究者关于职前教师教育阶段教材教育课程开发的探讨以土耳其研究者的成果为主，而专门针对这一论题的发文量总体较少，且研究散见于相关主题文献的问题分析与策略建议部分。目前，国外关于教材使用素养的职前培养以及教材教育课程开发的系统论证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需研究者不断探索改善职前教材教育与职后教学实践脱节等潜在偏差与现实困境的路径方案。

（三）从单一论证教师教材使用转向关注校长的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及其价值因应

从教师的教材理解与使用能力转向扩展至对校长等学校管理者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的关注探讨，是近年来以美国兰德机构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关注的又一热点论题。研究者意识到，校长等学校领导的教材使用理念、取向与支持是促进教师教材使用改进的关键主体，对于提升教师的教材使用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针对校长等学校管理者在教师教材使用中的支持作用及其领导力提升等培训方案的研讨开发仍需进一步深入考察论证。

具言之，研究者主张，校长的决策行动对于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至关重要，校长通过评估、观察与反馈对教师如何使用教材以提升教学质量发挥作用。他们所扮演的中介调节与监督指导者角色，在平衡教师教材使用自主和课程实施权威两者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围绕这些主题发展校长的策略、技能并向校长提供培训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研究者调查发现，学校领导往往优先考虑教材的“可用性”与“科学性”这两个关键方面，很少有学校领导将“文化相关性、语言习得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等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维度支持视为优质教材的基本要素。基于此，Daniella与Henry（2022）归纳了校长选用教材的七个基本标准，即“符合州或学院以及职业准备标准；学生挑战的适当性；学生参与度；教师可用性；文化相关性（尤其是对黑人和拉丁美洲学生）；语言习得支持；社交和情感学习支持”。强调注重学校领导这一群体对于教材实施的重要作用，并提供培训以支持其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指导与规约教师的教材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研究者基于课程领导力的视角观照学校管理者对教材使用的监督引领论题，明确将教材使用作为“课程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论述，对于拓展教材使用研究的议题论域具有一定的推进意义。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教材”作为一种课程资源以及教材的编制使用从属并贯穿于诸如课程规划、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等课程领导力各个环节早已达成共识，但鲜少专门就课程实施中“教材使用领导力”的提升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因此，尽管国外研究者的这一研究动向为校长教材使用培训的开展赋予了基本的方向依托，但聚焦于学校管理者教材使用领导力提升路径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

三、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反思借鉴

对国外教材使用研究论题的历史回溯及新近热点的梳理分析，意在理性地考察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进展概况，以便为我国教材使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反思补缺和扬长避短的参考借鉴，从而更好地在教材研究的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教材研究的立场与声音。具体来说，以国外教材研究的基本进展为镜鉴，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可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与推进。一是要辩证地看待国际教材使用研究变革的新动态，在理性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同时，坚定中国自信与本土特色，汲取他国之长并展示中国经验；二是要注重教师职前阶段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探寻教材使用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构成的本土化机理；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我国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加强教材教学使用与理性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一）理性对待国外教材使用研究趋势，汲取他国之长并展示中国经验

必须明确的是，考察国外教材使用研究的进展，并不是唯他者经验是从，而是以一种自信开放的心态，从全球化视野思考我国教材使用的坐标定位。换言之，唯有在理性认识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教材使用研究的合作共识行动，从而更好地展示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中国声音和立场姿态。

进一步说，教材使用这一论题作为研究热潮的出现，受益于20世纪末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研讨会议的召开，在此项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关于教材使用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长足的进步。时至今日，针对教材使用的跨国比较研究以及作者跨国合作发文的趋势明显上升，各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密切。这一研究的路径特征与潮流趋势启示我们，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既不能对国外理论盲从盲信，也不能自我封闭或者夜郎自大，而是需要在把握国际教材使用方式变革新动态的基础上，汲取他国之经验所长并予以本土化改造，理性分析我国教材使用的问题短板与本土优势，不断推进我国教材使用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深化，进而助推我国新时期“教材学”的构建与完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其教材使用研究仍然深受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防教育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研究者对教材使用的调查论证仍主要集中于数学、科学与阅读三门学科，对该主题的关注多见于数学教育类期刊且其理论建构多针对相应学科的科学特性展开。这种对于教材使用论题研究学科分布不均的局限提醒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考量教材使用议题，在着重观照与持续深入我国统编三科教材使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调查等问题的同时，还要聚焦于各学科各学段的教材使用，并依据其学科特性予以研究论证，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各学科门类教材使用研究的整全式发展。另一方面，日本等国的研究者根植于其本土文化传统探讨教师教材使用的特色并在国际期刊予以介绍的事例启发我们，应当积极总结和输出我国教材使用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使我国教材使用研究在扎根本土的同时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注重教师职前阶段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探寻教材使用作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本土化机理

从国外教材研究动态的梳理考察可见，就教师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来说，大多数国家不仅重视教师教材使用素养的职后培训，而且逐渐开始将教师教材使用素养的培养提前至师范生阶段，不断完善职前教师教育阶段的教材教育课程体系与培养机制。比如，一些研究者主张在职前教育阶段为师范生设置教材教育类必修课程，促使准教师提前了解与掌握教材的内在结构。

作为世界教育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构成，我国当下的教材研究也日渐体现出同样的趋势和特征。《教育部教材局2022年工作要点》中明确写到，“建立健全教材使用研究、跟踪监测、培训指导、效果评价等机制，加强先进经验成果交流推广，不断提高教材使用效果”。健全的教材使用研究等成套体系机制的构建，势必需要思考如何贯通教师教材素养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系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我国教材研究者亟需关注的理论命题。

客观而言，国内学者已经围绕教师教材理解与教学使用的职后培训及方法路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部分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将教材使用研究延伸至教师的职前培养阶段。但整体而言，在职前教师教育阶段对教师的教材使用素养培养予以深度考察的研究论证仍需深入。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师范教育作为未来教师的主要培养基地，其核心任务是为师范生养成适应教师职业发展的教育教学能力与专业素质水平提质增能。将教材使用素养作为职前教师教育阶段的关键能力予以系统化课程培养，对于更好地提升准教师的教材使用胜任力、促使他们走向课堂教学时更加深刻地发挥教材的价值功能具有正向的促进意义。因此，理性借鉴他国经验并积极探寻职前教材教育培养的本土方案，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深入探究职前教师在教材知识掌握、教材理解能力与教材使用水平等方面素养提升的培养路径，夯实师范生系统地理解、使用与二次开发教材之方法论基础的机理问题，仍然是我国今后教材使用研究与实践有待重视的论题。

（三）进一步强化我国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加强教材教学使用与理性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从微观的课堂教学层面辩证看待国外教材使用研究可以发现，以教材的教学使用与创造性转化为着力点，促进课堂教学场域中教材使用实践的实际问题解决，是其开展教材使用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前述可见，无论是Otte（1986）对于教师使用的教材到底是“客观给定的信息结构”与“理解感知的主观方案”的内涵探讨，还是Remillard（1999）对教材使用作为“官方预期课程”与“操作运营课程”的理解分类，亦或是Machalow（2022）等人对教师在教材教学使用中“关系型理解”与“工具型理解”取向的阐释，实际上都揭示了教材使用中必须正确对待教学活动的情境性、学生认知加工的复杂性以及课堂生活的现实性，强调教材使用是将最理想环境下的静态课程文本经由教师审视考量其所处的实际境遇之后予以的创造性教学转化。如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研究者深入思考课堂教学场域中教师“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等论题的内涵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探求与厘清教材使用的创造性教学指向及其基本要义提供了启发借鉴。

需要警惕的是，西方研究者倡导的教师在修订教材、调整改编教材乃至抛弃既定教材自编课程材料等理论主张，实际上无限扩大了教师教材使用的限度范围。加之美欧国家多以州、地区教育管理部门乃至学校层面与教材开发人员沟通征订教材，使其教材编制与选用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多变性，这就导致了在他们的课堂教学中易出现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失偏、无根生成乃至胡乱创造的弊病，教材使用容易使教材的育人功能滑向价值失序的危险境地。美欧等国盲目扩大教师教材使用的权限主张所导致的教材使用实践的价值失范等问题，恰好证明了我国当下在不断推进大中小学国家课程与教材统编、增强教育管理部门和国家认定的专门教材管理机构对教材加强审定等工作的必要性。质言之，我们必须批判审视他国经验并辩证看待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材创造性转化的限度边界，在明晰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根本前提下基于教材编制理念与课堂教学规律的双重逻辑审视教师的教材使用。从根本上讲，我国教材的教学使用与创造性转化是我国根据所面对的特定教学境遇将教材文本符号所承载的政治育人、文化育人与科学育人等多维育人属性，通过教师的深度理解能动地转化为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发展素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教材建设走向新时期的当下探索更加理性适切的教材使用路径方案，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指引下，不断探索改进各学科学段对教材进行教学转化的实际问题，回应国家对于培养未来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期待。

（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3期）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强调“生存”，强烈的生存欲促使新加坡政府把任何国内或国际的变化都紧紧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国家的公民教育，以期培养理想的新加坡公民。新加坡于2021年颁布最新版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以下简称CCE）课程标准。CCE2021课程标准参考了现有的《21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框架》，旨在明确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情感能力的联系，以及学生如何内化和实践这些价值观。最新版本的CCE课程标准是对2014年版本的补充和调整。较之2014年版本，2021年版本仍坚持“学生中心，多方合作”的课程理念、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课程目标、关注学生现实生活的课程内容。此外，CCE2021课程标准特别重视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与学科之间的联系，在课程设置方面统一了大中小学的课程类型，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一体化，对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课程理念、目标、内容等进行全方位分析，可以为我国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经验。

一、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课程理念、目标与内容

1.“学生中心，多方合作”的课程理念

CCE是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学生带来积极的人生成果。CCE课程标准与新加坡课程理念保持一致，从个人、学校、家—校—社合作三方面来设计和实施CCE。作为个人、家庭成员、朋友、社区成员、新加坡和世界公民，每个学生都有茁壮成长并过上充实生活的潜力。学生在性格塑造的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意识地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样的学习平台和丰富的学习机会。学校领导、核心人员和教师在CCE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作为榜样表现出的信念和做出的承诺影响着学校为培养学生的性格、社会情感健康和公民气质所做的努力的有效性。教师对学生具有直接的影响，需要成为反思的实践者。学校、家庭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培养和教育孩子们在性格上获得成长，并在社会、国家和其他地方发挥积极的作用。

CCE课程框架的设计和制定遵循以下三个主要指导原则：学生应始终处于CCE的核心位置，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和社会情感健康需要，帮助他们成为道德正直的个体、负责任和积极的公民；CCE有目的地设计和实施课堂内外的课程和学习体验，不让学习变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在学校为学生提供的CCE中，需要在整个课程中以连贯的方式促进学生性格和公民气质的发展，而不能把CCE孤立起来。CCE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都体现出“学生中心，多方合作”的理念。

2.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课程目标

学生的个人价值观是指导学生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行为的原则和信念。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学生的个人价值观是持久的共同信念，是关于“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判断特定行为是好的、正确的、可取的或值得尊重的广泛标准”。核心价值观包括尊重、责任、坚韧、正直、关怀和和谐，也是新加坡人共同的社会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将目标感整合到一个人的身份中是性格发展和使价值观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的目标感会促进学生未来身份、积极情感和心理发展的形成，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驾驭成年后的过渡时期。目标发展可能对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更重要，因为他们考虑自己未来的教育和职业道路、生活的总体目标以及与发现自我的价值观、优势、才能和兴趣如何被有意义地应用有关，从而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外发展出一种个人意义，同时也能够为他人的利益做出贡献。有了目标感，学生更有可能实践构成自己性格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并有意义地应用学到的社会情感能力。因此，有必要有意识地培养和促进学生的目标感。CCE针对小学到大学预科的所有学生提出了统一的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格、坚韧的意志和健康的社会情感、适应未来生活的能力，以及积极的公民意识，从而凸显了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感。

3.关注学生现实生活的课程内容

CCE课程内容以“身份”“关系”和“选择”为核心概念，以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坚韧意志和健康的社会情感、未来准备及积极的公民意识。CCE课程明显是从“身份”“关系”和“选择”这三个维度，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学生参与的各种活动与计划来开展，且内容随着年级的递进而不断深化。在小学阶段，对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提出明确的、内容逐渐深化的要求。比如在“身份”这一层面，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和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充满好奇，并在学习和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小学中年级的课程旨在支持学生学会希望和感恩，能够勇敢地面对变化，并练习重新构建自己的观点；小学高年级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看待自己，抓住每一个学习机会，反思自己的愿望和梦想。

中学阶段被分为中学低年级和中学高年级两个阶段，并增加了对当代问题的讨论。比如在“关系”这一层面，中学低年级阶段的课程帮助学生学习技能，发展自身社会认识，承认、接受和拥抱多样性，表现出同理心和保持公民意识；还要使学生学习有效管理人际关系的技能，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中学高年级阶段旨在使学生们继续发展他们的社会意识和关系管理的技能，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做出贡献；还在考虑到其所生活的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国家和全球背景下，加深学生对其作用和责任的反思，给出了“在多元化社会中与邻居和睦相处”“在公共空间中的实践与责任”等问题供学生探讨。在每项内容后都有详细的个人或群体性活动或计划来帮助学生思考。中小学阶段强调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在大学预科阶段，教师在提供指导和支持的同时，赋予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CCE课程将会有更多以学生为主导的活动。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强调学生面对社会甚至是更广阔的世界该如何做。比如在“融入新加坡和世界”这一重点话题，学生需要加强自身与他人对话的能力，以及他们对一系列当代问题和公共政策持有不同观点的能力。学生学会为新加坡丰富的文化感到骄傲，并考虑如何继续建设新加坡和明天的世界。学生培养出对社会和社区问题的兴趣，参与社区建设，并培养出成为积极的、有贡献的社会成员所需的价值观和能力。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生培养出对社会不同族群和个人的同理心和理解，并学习人际交往和沟通技巧。学生通过管理和实施项目，团结和与他人合作，发展领导技能和代理能力。

二、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课程结构、培养目标与教学方法

1.体现可教时刻的课程结构

CCE有不同的实施平台，具体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以及学生的主要发展体验、校本课程、其他科目、个人应用中的可教时刻来实施。与此相对应，为了达到CCE的预期学习效果，课程时间被分配给显性教学、强化和应用学习。显性教学包括系统地规划和利用课程时间，让学生学习并内化价值观、特定的社交和情感技能，并了解如何应用它们。教师遵循恰当的教学原则、方法和策略，引导学生参与讨论、理解和反思。显性教学主要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中进行，包括教师指导、母语、主动学习计划（小一和小二）。此外，显性教学还通过学校集会、述职和反思活动进行，这些活动是在主要的学生发展体验中安排的，如共同课程活动、队列营地和其他户外活动以及队列学习之旅。学习、强化和应用价值观、社会情感能力、公民素质的机会贯穿于学校的各种活动、项目以及教学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学生们要有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经历，思考自身能够从积极和消极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什么，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改变自己的。

2.注重学科联系和学校环境的课程培养目标

CCE课程在国民教育、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指导、网络健康、家庭教育这六个相关学科背景下被教授和应用。在大学预科阶段，还增加了对学生金融素养的培育。表1详细介绍了在学科联系背景下对各阶段学生的培养目标。在不同的阶段，对学生有不同的要求。此外，要使CCE课程对学生产生持续的影响，学校环境必须支持学生的性格发展。学校可以通过教职工与学生之间的积极关系建立一个充满关怀的社区。当学生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学生们会感到与学校有更深的联系，并使自己的学习有更强的主动性、对学校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学校环境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人性格优势，并使学生具备公民价值观，例如能够欣赏多样性、尊重他人的观点、对共同利益做出承诺等。这些价值观对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一个关怀有利的学校环境，其特点是有关怀和负责任的领导、普遍向上的成长心态、情感和身体安全，以及关注学生、教师和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学习和发展。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养成性格和培养公民气质，以及形成健康的社会情感，并感到有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因此，关怀有利的学校环境的必要特征包括一致和连贯的信息传递、积极的师生关系、成人角色榜样、同伴支持和联系、学生的声音和权力。

表1学科联系背景下各阶段学生

有关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

3.突出学生自我反思的教学方法与评估

在CCE课程中，学习是一个持续的终身过程，并通过学生的各种经历进行。教师根据学生需求和兴趣精心创造和支撑这些经历，并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和有意义的联系来最大化CCE课程的效果。叙事法是学生通过故事或故事的构建来理解世界和他们的经历的方法，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显性技能指导法对社会和情感能力的教学很重要，旨在通过一系列的内容来引导学生掌握技能。体验式学习法让学生经历包括体验、思考、反思和行动的循环，将学生的经历转化为学习内容。道德认知发展法通过道德两难困境场景，让学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进步到道德发展的更高阶段。设身处地考虑法侧重于通过建立认知和情感共情来培养学生的关怀倾向。价值澄清法包括帮助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和情感意识检查他们的个人感受和行为模式来阐明他们的价值观。表2为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表2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CCE课程评估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教学法的一部分。教学评估过程和策略在CCE学习经验中交织。教师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学生在CCE中是如何学习和发展的，以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强化这一过程。评估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差距以帮助其持续学习的一部分。在确定有效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必须考虑关键教学原则和方法的相互作用，并为课堂或课堂外的学生学习体验选择适当的策略。有效教学实践的一些关键性原则为积极的学习关系、有意义的元认知和深度学习。CCE课程评估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集体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共建、通过对话和反思来深入学习、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的机会。要建立学习的责任感和自主权，学生必须与教师一起构建自己的学习目标。教师使用来自诸如社会情感能力评定工具（RTSEC）的评估信息，确定学生的优势领域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引导学生自我评估、自我调节和设定个人目标，而学生在CCE课程时间理解和反思自身的进步。师生互动时间和同伴对话时间也可以用来指导学生识别和解释他们学习的依据，并为下一步做准备。通过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的机会，使他们学习终身性格成长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成为最好的自己。

三、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特点

新加坡于2021年颁布了最新版本的CCE课程标准。作为对2014年版本的补充和调整，新加坡CCE课程标准2021更加注重社会大环境和学校环境在培养学生良好品格过程中的大背景作用，课程结构设置的一体化程度加深，更加强调学生在品格培养过程中的自主性。

1.以学生为中心设置课程

新加坡CCE一直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以学生的经验作为课程内容。以学生为中心的本质是在设计学习体验时寻求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声音。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获得个人意义。此外，为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对学校的教学方式定期进行考核，并对效果不佳的教学方式加以修正或摒弃。2021版新加坡CCE课程标准较之于2014版本，在大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方面更加一体化。CCE课程标准2014中的课程结构为：小学阶段有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校本课程、指导单元（性教育）、级任教师辅导课；中学阶段增设“网络健康”与“教育与职业辅导”指导单元；大学预科阶段开设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同期水平课程、定制学习经验。不断深化和更新的课程内容引起课程结构的变化。CCE课程标准2021中将大学预科和中小学的课程结构统一，均为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学生的主要发展经验、校本课程、其他科目和个人应用这五种类型。显性教学的品格与公民课一直以来都是学校关注的重点，其次强调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强化和应用学习。在“选择”层面上的中学低年级阶段的品格与公民课程内容根据学生的生活经历设计而成，包括欺凌（线上和线下）、消极的同伴关系的影响、迷恋和约会的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等主题。这些都是与中学低年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举行如职业指导、队列阵营等个人或集体的活动，帮助学生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和教师的专业指导。

2.强调学生所处环境的影响

新加坡CCE一直重视学校、家庭与社会三者的合作。CCE课程标准2014将学生的父母作为关键的合作伙伴，因为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关键导航员。当家庭和学校环境相互协调时，学生才能获得最大收益。CCE课程标准2021将学校—家庭—社区伙伴关系作为设计理念之一。CCE课程标准2021注重学生所处的现实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和当代现实背景，并将其作为单独版块以凸显其重要性。关怀有利的学校环境的建立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有益的环境。学生在学校中以领导和教师为榜样，通过与教师、同伴之间的相处学会与人建立联系、关心他人，不断地充实自己。学生在学校与同学相处的时间，以及放学后与家人、社区朋友和其他社会群体（线上和线下）相处的时间中获得“关系”体验，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产生巨大影响。此外，CCE课程标准2021中的课程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时期增加对当代问题的讨论，为学生提供部分讨论主题，以引起学生对所处社会和世界环境的关注，从而学会如何从容应对变化。在中学阶段的“选择”层面上，学生可以对“假新闻和网络谎言”“道德行为（如版权问题、盗版）”“辨别在线聊天室，过滤泡沫和群体思维”和“负责任的网民”进行讨论。通过对当今社会的热门问题或一直存在问题的探讨，学生更能反思自身的行为，做一名合格公民。

3.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新加坡CCE课程标准2021强调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学生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从而实现个人的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增设了个人应用这一形式的课程，教导学生认识到通过反思使性格不断成长是终身的过程。当学生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会思考能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什么，如何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在创设关怀有利的社会环境时，学校要注重学生的声音和权力，为CCE建立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学校鼓励学生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发挥积极作用，为其提供发展责任感和自主学习的机会。学生参与CCE某些方面的规划和实施，例如行动价值观活动、课外活动、户外活动、网络健康、同伴支持倡议和其他相关方面。学校还为学生创造机会，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以及能够对学校、社区产生归属感并做出积极的行动。在有效教学实践环节，教师要注意使用元认知策略，促使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元认知策略用于帮助学生使其思维具象化，并用来指导他们进行高质量的反思，以促进其深度学习和内化。深度学习体现在学生行为的动机和所做出的积极改变。在课程评估方面，品格与公民课程时间、与教师互动和同伴对话时间，都可以使学生理解和反思自身的进步。此外，教师通过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的机会，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成长。

四、对我国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是党中央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也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层次学校努力的方向。针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以及《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年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版）》，参考新加坡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的CCE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可以对我国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课程目标的整体建构

价值观对人的成长、成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们才能够朝着积极进取的方向前进，从而获得进步与成功。新加坡CCE以尊重、责任、坚韧、正直、关怀和和谐为核心价值观，这是新加坡人共同的社会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新加坡CCE课程目标直接或间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凸显了核心价值观，强调对其的内化和应用。我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弘扬中国梦的时代契机下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动力，与我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思想政治课程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核心素养来设计课程。中小学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公共参与。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都包括政治认同、法制意识、健全人格，但还有各自的侧重不同方面的核心素养。要实现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首先要对课程的核心素养进行一致的规定，使课程的总目标具有一致性，然后根据学生的年龄结合课程内容设置具体的目标。仔细分析核心素养，发现责任意识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公共参与体现责任意识，可以与政治认同结合起来；人通过工作和奉献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职业精神对学生的一生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素养统一为政治认同与参与、道德修养、健全人格、法治意识、职业精神。思想政治课程目标与核心素养一一对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

2.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知识教授的过程中，主动学习优于被动接受。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思想政治课程之中，主动学习和参与各种活动。新加坡CCE始终把学生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学生中心是CCE课程设计的理念之一，注重学生的个体本身，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置之中；课程内容强调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及反思；课程评价方面让学生的自我评价作为重点。我国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在中小学阶段要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其中，比如第一学段（一、二年级）入学教育主题中的“上学了，感受自己身份的变化，初步了解学校的环境”，建议教师通过让学生自我介绍和参观校园等活动来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身份。高等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多为理论课程，学生参与感不强，教学效果有待提升。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计之中，可以使学生的声音被听到，使思想政治课程更多地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中应注意引发学生的自我反思，从而促使学生思考自己所学的东西和有待学习的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思想和行为表现的一部分。学生的自我评价过程也是学生对自己进行反思的过程。通过过自我评价，学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应体现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的实施。

3.结合国情实现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有机整合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且课程结构体现课程内容的实施方式。新加坡CCE课程包含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学生的主要发展经验、校本课程、其他科目、个人应用这五个方面，全面地考虑了CCE本身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与其他科目的关系、学校这一实施背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教育，通过理论课和活动的形式具体开展。中小学的学习主题为入学教育、道德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法治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根据学生的切实需求和课程核心素养设计主题。高等教育将思想政治课程分为基础模块（必修课）和拓展模块（选修课），拓展模块是对基础模块的拓展和补充。选修课程除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外，还应根据国家形势发展、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状况，结合学校德育工作、学生社会实践、专业学习、顶岗实习，进行法律与职业、国家安全、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思想基础。在当今逆全球化时代，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有利于推进思政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大中小学都应关注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一主题，将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切实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背景联系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真正正地融入学生的言谈举止之中。

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够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效果。我国中小学的主题教育多通过活动使学生认识和体会教育内容，而高等教育大多为显性的理论知识教授课，实践活动较少。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结构并不够明确，而明确的课程结构能够让各层次学校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课程建设中，特别应注意育人是所有课程的共同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课程，它与其他课程都能产生联系。近年来，“思政课程”正在向“课程思政”转变，其理想状态是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圈，系列课程、综合素养课程、其他学科课程多层次互补的育人圈层效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的方方面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专家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应结合时代背景，不断补充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使之具有时代性并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其次应重视课程结构的设置，全面体现课程内容，充分利用任何施教的机会。

（来源：《教学与管理》2024年第4期）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上重新构建的。虽中俄两国国家性质完全不同，但中俄之间地缘及文化交流紧密，且同处在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两国之间相互比较、借鉴彼此经验教训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集合起国家、学校、家庭、宗教、社会等多方的协同作用，已经走出了苏联解体带来的阴霾，之前无序化的和宗教主导下的思想现象已呈现出较大改善，现总体更趋于理性化。目前，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人类中心论、自由思想、精神崇高和民族尊严为基础，以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立了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

一、中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比

（一）中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点

1.家庭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点

相同点：中俄两国的家庭教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环境的营造，重视家庭的教育质量。

不同点：

（1）在中国，对于家庭教育的扶持主要体现在提高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从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儿童；在俄罗斯，对于家庭教育的扶持则主要体现在财政上，对多儿童家庭的经济补贴，以保证儿童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2）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家庭较少与学校进行联系，在近年来，各个小学才逐渐更加重视起与学生家庭的联系与沟通，所以在儿童教育方面，中国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较为分节；俄罗斯则十分重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在儿童教育上，重视对原生家庭的考查和与监护人的沟通，使教育更具有针对性。

2.学校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点

相同点：中俄两国都注重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以来，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其举办的活动对青年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共青团组织在进行青少年思想政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点：

（1）俄国没有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而是将爱国精神、强国意识教育等渗透进各门课程中，以及开设公民学、社会学等选修课。中国则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直接的灌输式思政教育。而且中国学校的其他课程并没有进行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2）在开展课外活动方面，俄国积极组织且形式多样化。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巧妙结合，使其发挥起协同作用，构建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相较而言，在中国，课外活动较少组织且多流于表面，活动的作用难以发挥。

3.社会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点

相同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接触越来越多，中俄两国都接触到许多外来的思想，国内涌动着各种思潮。

不同点：

（1）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俄罗斯教育私有化造成其教育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俄罗斯新思想以外的西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等多种思潮。而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中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但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类思潮，理论基础十分坚固。

（2）在俄国，宗教与社会教育途径相辅相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宗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微乎其微。

（3）俄国的补充教育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十分正规，具有充分利用儿童课余时间，增强学习主动性，丰富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种类的特点。而我国的补充教育则发展得较为自由，不成体系。

4.宗教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点

相同点：中俄两国都通过政府对宗教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形成人们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稳定。

不同点：

（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种宗教并存。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规定：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我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但我国也规定，宗教信仰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得干涉国家政治、司法、教育。同时，我国始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因此，中国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较小，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结合宗教活动宣扬爱国爱教、服务人民等思想。

（2）俄罗斯的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期望通过宗教信仰塑造学生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将部分宗教视为爱国主义的载体，发挥其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宗教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

（二）中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差异性分析

1.经济制度的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受经济制度的影响极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适应本国的经济基础产生的，由于经济基础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必然会显出差异性。

2.政治层面的原因

政治思想会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制约作用，一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会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反映出本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通过以学校为主体的灌输式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联解体无疑是俄国历史上的一大政治剧变，苏联解体后，苏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宣告崩塌，俄罗斯引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广泛出现各种思潮，形成了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乱象。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薄弱，直到普京上台，提出“俄罗斯新思想”，终于重新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3.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

（1）历史上中国受到过清朝初期的西学东渐、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思想冲击、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次大规模的外国文化冲击。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占有统治地位。最终，外来文化会被“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所改造吸收。而俄罗斯由于地跨亚欧大陆，其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交融，最终落地生根。再加上国家体制的颠覆，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融合。苏联解体后的社会转型并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导致俄罗斯人民的不满和失落转化为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和健康发展。

（2）中国没有国民信仰的宗教，但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对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它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影响，虽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与宗教紧密相连。在俄罗斯新思想中，宗教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3）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等。俄罗斯尊重传统，秉承历史，始终把“强国精神，爱国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中国的教育目标不仅涉及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一直都体现着真、善、美和“君子”、“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

（三）中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已经逐渐联系成一个整体，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唯有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才能使本国乃至世界有更好的发展。中俄两国将会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优点长处，完善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总体来说，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呈现出了成体系、全方位的发展态势。

在体系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的一生，有很强的阶段性和过程性。两国都在积极完善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结合民族精神和社会实践，根据教育的过程特点，规划和建立起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使教育过程避免重复，能够有更好的教育效果。

在途径方面，中俄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呈现出全方位的发展态势。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都有所发展，并着力打造各途径相结合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被教育者从出生开始便进入良好的家庭环境，随后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熏陶，在更加先进、多样的教育手段中塑造人格并融入社会。健全、完善的全方位教育机制的形成，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高效。

二、中俄思想政治方法对比的启示

（一）借鉴俄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可行性

1.中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共性是借鉴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载体，在中俄两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中俄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对象、教育途径和教育环境方面都呈现出相似性。在教育对象方面，中俄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在教育途径方面，两国都十分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环境方面，中俄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环境都是复杂多元的。这些共性是我国借鉴俄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础。

2.中俄文化领域的频繁交流是借鉴的重要条件

中俄两国领土接壤，自古以来便有广泛交流。元朝时，俄国的一部分领土也在元朝政府的统领之下。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共成立和不断壮大，都离不开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二战时期，中国与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也邦交甚好。如今的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友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广泛交流。中俄两国的文化及发展过程中，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这种共性和个性结合，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也为我们借鉴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供了便利。

（二）俄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1.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教育在人一生的教育中有重要作用，对人一生的发展来说，家庭教育的影响是最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

（1）加强财政投入。俄罗斯对家庭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对贫困家庭实行经济救助，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让儿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我们已经基本步入了小康社会，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地区的孩子无法享受到正常的教育资源。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实现脱贫，是加强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

（2）加强家庭与学校、社会的联系。俄罗斯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儿童从幼儿时期开始，便接受社会环境的熏陶，在家长陪同下接受各种社会机构的艺术教育。同时，学校与家庭联系密切，对问题少年能够从家庭入手进行分析和纠正，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状态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中国的家庭，直至近年来，才逐渐重视起与学校的沟通，而且也多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学校与家庭联系的密切程度还有待提高。

（3）重视家庭教育质量，从小培养艺术感受力。俄罗斯的家庭教育中，从幼儿时期便开始培养儿童的艺术才能和鉴赏力，使他们对艺术有良好的感受力和创造力。而中国则在家庭教育质量上有所欠缺，且更加注重对儿童的智力开发。

2.学校教育方面

学校教育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基于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使其越来越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

（1）增强针对性。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编写不同水平的思政教材，制定不同层次的目标，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俄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由表及里，具有针对性。我们可以在中小学阶段主要进行道德素质教育，而理论等具有抽象性的知识则可以在大学展开，通过各种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授，帮助学生站在一个理论高度去整体把握。此外，对于同一教育主题，也可根据人的认识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如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可通过讲故事、做游戏的形式，中学阶段可结合讲历史，举行参观博物馆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大学阶段可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深刻探讨。这样，观念就能由浅入深渗透到学生的意识中，并得到不断的强化，最终达到根深蒂固的效果。

（2）丰富校园文化。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达到隐性教育的效果，减少学生对其的排斥程度。此外，还可以通过活动的形式来开展，如知识竞赛等常见的校园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教育、活动、学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提高教职工的育人意识。虽然俄国学校的思政工作者较少，但是校园内的各类工作人员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意识均较强。这就有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普通课程之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虽然我国的德育工作者较多，有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但是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应提高服务育人的意识，在课程教学和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德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进课程内容。

3.社会教育方面

社会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合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俄罗斯联邦政府形成了以学校为主线，家庭、社会教育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使其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出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教育作用太弱，仅依靠学校思政课程，可能引起学生的反感，也不利于全社会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监督落实的力度，完善社会教育途径。

（2）注重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对当今社会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制约人的思想行为，也作为一个十分强大的力量助力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我们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源泉。

（3）加强理论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纵深的发展及全球化导致的多元价值观的呈现，社会中各种思潮的涌动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而，我们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氛围。

（4）增加亲和力，实现大众化，群众化。虽然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历时较短，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但是在其理念中，特别是普京政府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中体现出的亲和力、对民众的感召性及在民众产生的认同效果方面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把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便于接受的形式，使其能够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在其中发挥导向功能。

（来源：《公关世界》2020年第22期）